《總有詩人解我憂:唐詩心理商談室》
作者:朱廣思
版本:人民郵電出版社 2025年2月
走好腳下的每一步,才是自己的生存之道
據(jù)《唐才子傳》載,唐德宗貞元七年(791年),白居易謁見當時已經是知名詩人的顧況,呈上自己的作品《賦得古原草送別》。這首詩大約作于貞元二年(786年),是白居易準備應試的試帖詩習作。按照當時科考規(guī)矩,凡限定的詩題,題目前必須加“賦得”二字,作法與詠物詩相似。顧況本來還拿白居易的名字打趣,但看了這首詩之后大為驚奇:“能寫出這種佳句,居住下來也容易了!”
白居易生于唐代宗大歷七年(772年)的河南新鄭,家族中排行第二十二,自幼便多災多難。他出生后不久,軍閥田承嗣、李正己在中原用兵,許多百姓成為鐵蹄之下的犧牲品。九歲時,白居易隨父親白季庚遷居徐州,但兩年后徐州也遭遇了戰(zhàn)亂。白季庚便把家人送往符離(今安徽宿州符離),可剛喘息了一年,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又發(fā)生“二帝四王之亂”,六個軍閥中有四人稱王,兩人稱帝。唐德宗逃出長安,白居易一家也逃往江南。在人生的前十幾年,白居易一直被戰(zhàn)火驅趕,疲于奔命。可以說,像杜甫四十歲以后的那般經歷,這個小小少年已經承受不少。
《妖貓傳》(2017)劇照。
人在受了挫折之后會怎么樣呢?精神分析學家弗洛伊德認為,會啟動某些心理防御機制。對于兒童來說,攻擊是一種常見的方式。他們如果打不過直接對自己進行攻擊的對象,就容易轉移攻擊目標,去欺負比自己更弱小的對象。這是一種違反社會規(guī)則的消極防御方式。而將攻擊轉化為社會接納的行為,稱作“升華”,是少有的健康防御機制。
在戰(zhàn)火中保全性命的白居易,一定見識過不少放棄生存希望的人。他也意識到,身體的死亡固然可怕,但是求生欲消失更為可怕。他不甘心成為混戰(zhàn)中待宰的羔羊,想要改變自己的命運。在十六歲時,他為了備考而努力讀書,身體和精神都承受了巨大壓力。大約也是在這一年,他寫出了自己的成名作,盡管大部分讀者僅記住了前四句。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這半首詩,和李白的《靜夜思》、孟浩然的《春曉》、王之渙的《登鸛雀樓》、李紳的《憫農》、駱賓王的《詠鵝》等,一并成為中國兒童最早接觸的唐詩。其之所以能給剛識字的孩子看,是因為語言簡單易懂,同時充滿正能量。這半首《賦得古原草送別》無疑是這些詩中態(tài)度更積極的,如果不看后半段的送別部分,這完全就是小人物的勵志宣言:雖然野草每年都會枯萎,但它們在來年總能再度煥發(fā)生機,就算是野火,也無法將草都燒光,有點春風就又能蓬勃生長。即使野草支棱起來后再次遭遇火燒,也沒有關系,它們會在下一年重新萌芽。野草年年見,一定對得起這一路艱險。
白居易的這種做派,有一種小孩子特有的天真,不管困難千變萬化,總有主意:“堅信我即便被打倒,也能迅速恢復活力。”這恐怕是杜甫這樣中年遭受戰(zhàn)禍的人無法復刻的狀態(tài)。孩子的喜怒,往往來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如果這個孩子擅長總結,他會發(fā)現(xiàn),自己其實已經渡過很多難關,現(xiàn)在還依舊活蹦亂跳,看來修復損傷真的是自己擁有的超能力。白居易是神童,自稱六七個月時就能指認“之”和“無”兩個字,總結過往的能力也肯定不差。他用了一種隨處可見的植物作比喻,來給自己更多的希望。
在白居易眼中,自己不是李白那樣的大鵬,而是一棵隨處可見的小草。他不想著有朝一日能上天成仙,只想踏踏實實地活著,走好腳下的每一步,這才是自己的生存之道。
面對生計問題,如何調整心態(tài)
如果你問白居易在生活中最關注的個人問題,他的回答或許會讓你大跌眼鏡——不是出人頭地,不是愛情婚姻,而是擁有一套屬于自己的房子。
就像如今在一線城市打拼的年輕人一樣,買房是白居易最大的開銷。即便古代人口密度沒這么高,買房也依舊不容易。白居易在《卜居》這首詩中,就感嘆自己來京城二十年,名下都沒有房產。
游宦京都二十春,貧中無處可安貧。 長羨蝸牛猶有舍,不如碩鼠解藏身。 且求容立錐頭地,免似漂流木偶人。 但道吾廬心便足,敢辭湫隘與囂塵。
白居易在詩中自嘲,連蝸牛和碩鼠都有自己的房子,可是他卻無處安身。只要有個小房子,他就很高興,不管是多不好的地段,只要能立足就好,不用再像漂在水中的木偶一樣。如之前描述野草那般,他用來對比自身的蝸牛、碩鼠、木偶,依舊都是小小的形象。如果小事都不能做好,又何談宏偉的夢想呢?每個人都羨慕李白的灑脫,可是李白出身商賈家庭,又兩次成為宰相家的贅婿,自然一生衣食無憂。當一個人不具備李白的財力時,單純羨慕四處旅行、一擲千金的生活,只能讓自己越來越難受。
唐德宗貞元十八年(802年),白居易來到長安考試,次年成為秘書省校書郎。接下來幾年中,白居易幾乎每隔一兩年,就要換一次居住地。一年后,白居易在長安東城的常樂里,租了已故宰相關播的舊宅東亭。關播深受唐德宗器重,舊宅的環(huán)境肯定也不差。白居易此時工作也不是很忙,他在《常樂里閑居偶題十六韻》中,充分表達了自己開心的狀態(tài)。
茅屋四五間,一馬二仆夫。 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余。 既無衣食牽,亦少人事拘。 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
此時的白居易,雖然依舊沒買房,但對生活的其他方面還是挺滿意的。又過了一年,白居易將家人安置在離長安不遠的下邽縣。唐憲宗元和元年(806年),白居易三十五歲,校書郎任期已滿。他退掉在常樂里租的舊宅,去靖安里東側的永崇里租房,在那里溫習功課,準備參加晉級考試。
《白居易》(1994)劇照。
畢竟,唐朝的官員并不是鐵飯碗,任期滿了之后有可能會賦閑,需要等待新的職位空缺。考試順利通過后,白居易被派到陜西盩厔縣(今周至縣)當縣尉,歷史上許多詩人也都是從縣尉這樣的小官做起的。唐憲宗元和二年(807年),白居易調回長安,官拜左拾遺、翰林學士,月薪兩萬五千錢。不久后他成親,當時已經三十六歲,放到現(xiàn)在也算是大齡青年了,但手頭依舊不寬裕。在剛結婚時,他就在《贈內》中,告訴妻子,請做好和我一輩子受窮的準備。
黔婁固窮士,妻賢忘其貧。 冀缺一農夫,妻敬儼如賓。 陶潛不營生,翟氏自爨薪。 梁鴻不肯仕,孟光甘布裙。
他話里話外告訴妻子,只要能吃飽飯就好,不要總想著錢的問題。古代那么多名士,不都沒工作嗎?相較之下,他有個公務員的鐵飯碗,還是挺值得開心的。我們不知道白居易的妻子看到這首詩是什么態(tài)度,放到現(xiàn)在來看,許多女性或許會認為,白居易此人太過消極,不值得嫁。正所謂“富貴險中求”,但白居易的行為方式并非如此,他向來以安穩(wěn)為主。
白居易一生清廉,只想著擁有自己的房產
人類的心理充滿矛盾,在毫無期待的時候,容易徹底躺平,過上渾渾噩噩的生活,可是期待如果過高,就容易走上不擇手段獲取成功的道路。歷史上許多官員是窮苦出身,登上高位后開始報復性斂財,而白居易一生清廉,沒有富可敵國的白日夢,只想著擁有自己的房產。可以說,這種心態(tài)讓他安分守己,更是自己的保命符。
由于市中心地價太貴,永崇里的房子也不夠住,白居易在婚后租了新昌坊的房屋。新昌坊位于唐長安城外郭城的最東邊,相當于北京的五環(huán)。雖然長安沒有現(xiàn)在的北京這么大,但是白居易騎馬從新昌坊出發(fā),去翰林院上班,也要走十多里路,才能到達大明宮右銀臺門。這種通勤方式非常辛苦,白居易又買不起好馬,還不如現(xiàn)代人騎的電瓶車方便。
雖然上班很辛苦,但是白居易還有讓自己高興起來的方法,就是記錄自己每一次成功的腳步,具體來說,就是每次加薪都會寫詩記下工資數(shù)目。在《醉后走筆酬劉五主簿長句之贈兼簡張大賈二十四先輩昆季》中,白居易表示左拾遺這個官職,“月慚諫紙二百張,歲愧俸錢三十萬”。能有這樣的待遇,他都有點不好意思了。元和五年(810年),白居易調任京兆府戶曹參軍,移居宣平坊,寫下《初除戶曹喜而言志》:“俸錢四五萬,月可奉晨昏。廩祿二百石,歲可盈倉囷。”可謂有錢有米,生活上了一個大臺階。于是他又租了一所位于長安南城昭國里的大房子,但是買房子依舊有些困難。
元和十一年(816年)白居易被貶為江州司馬,但是沒有降薪。元和十三年(818年)七月八日,四十七歲的白居易在《江州司馬廳記》中寫道:“歲廩數(shù)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元和十五年(820年)夏,他被召回長安,任尚書司門員外郎,但是官職降低了,變成從六品上,收入也會相應低些。
一年后,五十歲的白居易終于在長安買到自己的房子。他滿意至極,在《新昌新居書事四十韻因寄元郎中張博士》中稱:“丹鳳樓當后,青龍寺在前。市街塵不到,宮樹影相連。省史嫌坊遠,豪家笑地偏。敢勞賓客訪,或望子孫傳。”但白居易只住了不到一年,在唐穆宗長慶二年(822年),他調任杭州刺史,兩年后又調任洛陽。在《新雪二首寄楊舍人》中,他還懷念長安的那套房子:“不思朱雀街東鼓,不憶青龍寺后鐘。唯憶夜深新雪后,新昌臺上七株松。”
《妖貓傳》(2017)劇照。
長慶四年(824年),白居易任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并在洛陽履道里購宅。這是白居易買的較大的房產。《池上篇》描述:“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可惜的是,白居易在這套房子里住了也不到一年,換成其他人的話,大概率會懷疑自己這輩子和房產無緣。唐敬宗寶歷元年(825年),白居易擔任蘇州刺史,在《題新館》中寫道:
曾為白社羈游子,今作朱門醉飽身。 十萬戶州尤覺貴,二千石祿敢言貧。
詩中只寫了祿米有二千石,具體收入沒寫,但根據(jù)唐代的相關法令,加上蘇州屬于上中下州的上州,約等于八萬錢的薪資。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年),五十七歲的白居易擔任刑部侍郎,這是一個正四品的大員,工資也漲了一些。他在《和自勸二首》中說:“秋官月俸八九萬,豈徒遣爾身溫足。”大和七年(833年),六十二歲的白居易,再次被授予“太子賓客”的閑職。《再授賓客分司》詩中寫道:“優(yōu)穩(wěn)四皓官,清崇三品列。……俸錢七八萬,給受無虛月。”
大和九年(835年),白居易擔任太子少傅,這個官階為從二品,收入更高了,一個月能有十萬錢。白居易再次曬工資,寫了《從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閑人。”唐武宗會昌二年(842年),白居易七十一歲,請罷太子少傅,以刑部尚書致仕。他的退休金是工資的一半,有五萬錢。會昌六年(846年),七十五歲的白居易在《自詠老身示諸家屬》詩云:“壽及七十五,俸沾五十千。”同年八月,白居易去世。
縱觀白居易的收入,并沒有突飛猛進地上漲,每次上漲也就一兩萬錢。他也會每次記錄下漲薪的喜悅,鼓舞自己再接再厲。這種心態(tài)非常適合現(xiàn)在漂泊在大城市的普通青年,即不奢望一夜暴富之類的好運,而能從小崗位上升到稍微高一點的崗位的過程中找到快樂。雖然其中波折很多,對白居易而言,兩套房產都未能久住,但他把目光更多地投向積極的一面,對自己越來越滿意,人生也越來越快樂。
本文選自《總有詩人解我憂:唐詩心理商談室》,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fā)。
原文作者/朱廣思
摘編/何也
編輯/張進
導語校對/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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