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的滅亡過程一直都是個謎。

《呂氏春秋·慎大》說：“湯……故令師從東方出于國西以進，未接刃而桀走”，如果我們認同當前主流觀點提出的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就是夏晚期都城斟鄩的話，那么從考古發現來看，二里頭遺址一至四期均未遭到明顯破壞且持續保持了繁榮，似乎佐證了夏桀不戰而逃的歷史記載。

但是，同屬戰國文獻的《上博簡·容成氏》和《墨子》卻提到了商湯伐夏時有過多次大戰，并依靠祝融的幫助燒毀了夏都的西北城墻。同樣是《呂氏春秋》，也明確記載著“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

顯然，鳴條之戰是夏商鼎革的決定性一戰，這一點在歷代文獻中都毫無爭議。

一方面是不戰而逃，一方面又是史有確載的鳴條之戰，這種前后矛盾的情況只有一種解釋：面對商湯的軍事行動，夏桀先是棄城而逃，而后重新組織力量進行抵抗，最終夏桀戰敗，夏朝覆亡。

那么夏桀為什么不一開始就選擇在都城一帶抵抗呢？這還得從夏桀詭異的逃亡路線說起。

我們都知道，商文化的前身是河北易水一帶的下七垣文化，根據考古發現顯示，在公元前1600年前后，下七垣文化沿豫東和豫北的濮陽、浚縣、滑縣、長垣、杞縣一路南下，而后與山東的岳石文化（東夷族群）匯合后一路西進，完成了對豫西二里頭文化的取代，并發展成了二里崗早商文化。

而在甲骨文的卜辭中，商人稱呼一個被滅掉的政權為西邑，結合《清華簡》等出土文獻記載的“西邑夏”這一稱謂，我們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夏朝的方位在西，而商朝的方位在夏朝以東，商湯伐夏的總體行軍方向是自東向西。

從夏、商統治疆域的視角而言，豫西和晉南的二里頭文化區域屬于夏桀的控制區，而冀南、豫東、豫北明顯帶有下七垣文化特色，說明這塊區域是商族的勢力范圍，特別是在商湯滅掉韋、顧、昆吾三個設在夏都以東的諸侯國后，商朝的勢力已經抵進鄭州一帶。

也就是從這一刻開始，夏朝與東方諸侯的直接聯系被切斷，夏朝本部需要直接面對商族的軍事威脅，換言之，從鄭州一帶失陷開始，商湯就已經打到夏桀的家門口了。

這個時候的夏桀做了哪些軍事部署呢？

據《呂氏春秋》記載：“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于郕，遂禽（擒）推移、大犧”，在鳴條之戰爆發前，夏商兩國大軍在郕地，也就是洛陽偃師和鄭州之間的滎陽打了一仗，結局是夏軍戰敗，夏桀的將領推移、大犧被俘。

郕地，后世稱虎牢關，是洛陽盆地以東的最后一塊要塞險地，郕地的失守，應該就是導致“未接刃而桀走”的直接原因。但接下來，夏桀卻突然開啟了“兜圈子”模式。

他先是和韋、顧之君拒湯于莘之墟，戰敗；而后又逃亡有娀之墟，再敗；之后，夏桀沿陑、歷山逃至鳴條，在鳴條一帶，夏商爆發了最后一場大決戰，結果是“夏師敗績，湯遂滅夏，桀奔南巢氏”。

莘之墟究竟在哪，歷來都有爭議，有說是今天的陜西合陽縣、有說是山東曹縣、也有說是河南商丘，南轅北轍，爭議頗大。

不過，根據有娀之墟在晉南蒲坂（山西永濟），而陑在河曲之南，鳴條在安邑西（今山西夏縣）的方位大體推斷，在棄守夏都二里頭后，夏桀的逃亡方向是一路向西，而后從晉陜豫交界之地北上進入晉南的永濟，而后又向東抵達夏縣，最后鳴條大敗，夏桀逃到南巢。

那么這個“南巢”又在哪里呢？《國語》《淮南子》這些史書均將南巢指向今安徽巢湖一帶，亦有考古工作者結合二里頭文化在淮南的播遷，認同夏桀最后的逃亡地就在安徽境內。

據此我們可以勾勒出夏桀詭異的逃亡路線：從洛陽出發一路向西，而后擇向北進入山西南部，由西向東橫穿山西南部重新回到河南，再一路向東南經淮北進入安徽巢湖，可以說是繞著河南兜了一個大圈子。

讓人感到非常困惑的是，在夏桀從洛陽偃師出逃之前，豫東、豫北已經成為了商族的勢力范圍，在如此緊迫的戰爭形勢下，夏桀居然能翻越太行山而后橫穿商族的控制區抵達今安徽巢湖，顯然很難解釋的通。

真相究竟是怎樣的呢？

就在今年的5月29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北京發布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大成果，通過對二里頭青銅器展開鉛同位素分析得出：二里頭遺址銅礦來自晉南中條山，也就是文獻中提到的歷山。

這為夏桀逃亡晉南提供了更多的合理性支撐。中條山區是二里頭文化的覆蓋區，是夏朝統治中心區域被攻占后僅存的直轄地，這里不僅地勢復雜、易守難攻，且有銅礦和豐富的森林資源可以持續供給生產和戰爭所需。

不僅如此，在山西夏縣東下馮遺址中區發現的屬于第三期的雙重壕溝，以及第三、四期的大量箭鏃，也與鳴條之戰在時間和地理位置上吻合。

所以，在基本確認鳴條戰地在晉南之后，《尚書》中關于商湯伐夏需要“升自陑”（翻越地勢險阻）”，繼而“升道渡河（渡過黃河）”也就解釋的通了。

單從據守晉南這一點來看，夏桀似乎并沒有那么昏庸。但對于商湯而言，伊洛平原的主要戰略資源供給地依然被夏族勢力掌控，這一點是決不能容忍的，所以，商湯在攻占西邑后，對“夏播民”發出了追殺令：“夏播民入于水，曰： ‘戰’。帝曰：‘一勿遺（一個不留）’”。

根據科技考古發現顯示，在二里頭與鄭州二里崗期出土銅器的微量元素數據存在相似性，呈現出與鉛料相似的變化規律，說明夏、商兩朝的銅、鉛原料具有傳承性，均來自晉南中條山銅礦。

與此相呼應的是，在二里頭文化在晉南的最后據點東下馮遺址消亡后，中條山銅礦區所在的被崇山峻嶺阻隔的峽谷地帶新建了垣曲商城，在如此封閉的一塊區域大興土木修建城池，表明商朝急于掌控這里的銅礦資源。

《尚書·湯誓序》曾言：“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陑，出其不意”，“出其不意”四個字恰恰說明商湯為了迅速攻占晉南，是頗費了一番功夫的。

那么夏桀最終的逃亡地南巢，又作何解釋呢？

哈爾濱師范大學的學者王宏宇提出：《太平寰宇記》記載，在襄陵縣（今山西臨汾襄汾縣）北有巢山，縣東南有巢山水，不排除巢山南部的巢水被稱為南巢的可能性。從史料的可信度和戰爭形勢兩方面來分析，夏桀所逃奔的巢位于今晉南地區襄汾縣襄陵鎮更為合理。

事實上，在商湯得到晉南后，夏朝也就徹底喪失了復國的可能，這個時候夏桀究竟是逃亡到晉南的山區巢山還是千里之外的安徽，對于商湯而言就不那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