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結局之前，李善德與左相聯(lián)手，在荔枝宴上做局下套、逆襲反殺，最終惹得皇帝暴怒、當場發(fā)飆。

在皇帝看來，荔枝轉運失敗事出有因、情有可原，但右相結交外臣、涉嫌利益輸送，這就是妥妥的死罪了。

為了扳倒右相、取而代之，左相策劃了這場歷時數年的倒楊行動。在拿到了右相貪腐的證據，又借著荔枝宴的特殊場合，左相畢其功于一役，終于當眾發(fā)難、彈劾右相。

如果沒有意外，楊國忠的政治生涯會就此終結。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左相挖空心思、窮盡手段，最終卻仍是功虧一簣的結果。

皇帝雖然處罰了右相，但從事后的結果來看，最終不過是閉門思過、罰俸數月這樣撓癢癢一樣的結果。

這場曠日持久的倒楊行動，以如此的方式收場。左相，雨點般的重拳，還是打在了棉花上。

右相躲過一劫、全身而退的背后，固然有其貴妃兄長的因素，也有皇帝出于權力制衡的考量。然而，身居中樞、結交外臣，向來都是皇帝的逆鱗。無論是誰，一旦觸碰到皇權的痛點，必然會遭到皇帝的嚴懲。

楊國忠與何有光，本就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深度捆綁。因此，何有光就成了左相倒楊行動的關鍵突破口。只有打倒何有光，就能夠順藤摸瓜、禍水東引，進而打倒楊國忠。

如今，何有光落馬，左相手里攥著賬本，又有效忠信的白紙黑字，為什么卻無法扳倒右相呢？

答案很簡單，左相無法形成完整的證據鏈。

如果我們細數何有光犯下的罪名，其中性質最嚴重的一條莫過于謀反。在何有光死前，他決定起事、造反謀逆，這本來是九族消消樂的大罪。只是，魚內侍當時在上奏朝廷時，掩蓋了何有光謀反的事情，如此一來，謀逆就無從談起。

不過，即使如此，左相手中仍舊握著兩件實錘的證據——效忠信和賬本。只有有了這兩個殺手锏，不愁錘不死右相。

在兩件關鍵證據中，效忠信才是關鍵。

天無二日，國無二主；率土之濱，皆是王臣。高州刺史堂堂的嶺南霸主、封疆大吏，效忠的對象居然是宰相楊國忠，這樣的事情傳到唐玄宗的耳朵里，一定會氣得肺炸。

右相浸淫官場多年，自然知道孰輕孰重，所以當左相指控他結交外臣時，楊國忠立馬就破防了。

只是，效忠信本就是左相派人連蒙帶騙的產物，它從一出生就缺乏程序正義。急于求成的左相利用了偽造證據的方式來打擊政敵，這恰恰給了楊國忠脫罪的理由。

畢竟，無論是刺史效忠信，還是使者馬歸云，只要稍加查證，就能真相大白。

故事講到這里，左相手中還有最后的一張牌——賬本。這賬本上記錄著何有光行賄楊國忠三千萬貫的明細，只要逐家調查，自然會水落石出。

和偽造不同，賬本是如假包換的證據。

遺憾的是，何有光已死，死無對證。只要楊國忠咬死了不承認，就沒人能證明兩人之間的利益輸送。

更加遺憾的是，按照一般的邏輯，何有光既然有能力行賄三千萬貫，那家產必定是可以榮登大唐福布斯富豪榜的存在。

然而，在何有光死后，他雖然被抄家，但是他搜刮的民脂民膏并未進入國庫，也沒有被楊國忠據為己有，而是被魚內侍暗中鯨吞。

當時，趙掌書曾將何有光擁兵自重、斂財聚糧的罪行悉數寫了出來。對此，魚內侍就曾表示過不滿，當時，他特別說明兩件事情不能提——“斂財之事不能提，有恐牽連右相；這謀反之事，那就更不能提，若是被右相政敵所利用，那可是萬劫不復。”

既然何有光斂財之事不能提及，那么他在嶺南十年貪墨的家產都去哪里了呢？當時，趙掌書與魚內侍之間有過這樣一段對話：

趙掌書：這是罪臣何有光所有的財物都記錄在冊，請魚督使過目。

魚內侍：觸目驚心啊，何有光辜負了右相的栽培，喪心病狂。此物便不呈給右相添擾了。

好一個魚內侍，前一秒還在怒斥何有光貪墨所得觸目驚心、喪心病狂；下一秒就被何有光附體，直接上演零元購，把“觸目驚心、喪心病狂”變成了自己的財產。

正是魚內侍吞下了何有光的巨額財產，因此，何有光案發(fā)后，在大唐皇帝和辦事官員看來，何有光家里空蕩蕩、窮得叮當響。既然何有光窮到吃土，那他自然也沒有巨額行賄的能力。

有了這樣的背景，何有光給楊國忠行賄送禮也自然是無稽之談。

左相使出了九牛二虎之力，最終卻只能坐實右相在荔枝轉運中有失察之過。對于運荔枝而言，具體執(zhí)行人是魚內侍，楊國忠頂多也就是負有領導不力、監(jiān)管失察的管理責任。

一場危機，終以罰酒三杯的荒誕結果收場。

楊國忠逃出生天，必須感謝魚內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