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燕公子

就在昨晚，內蒙古聯合工作組對于那爾那茜事件的通報出來了。

梳理下來，這份通報一共說了四件事：

第一，那爾那茜高考報名資格確實有問題——她明明沒在呼和浩特八中讀過一天書，卻以該校“應屆生”身份參加高考，涉嫌報名材料造假；

第二，根據國家有關部門關于進一步加強少數民族文化工作的意見要求，上戲多次開設內蒙古委培班，至2020年共招收12屆學生，而非網傳的專為那爾那茜母女開辦兩屆。

第三，那爾那茜當年高考考了449分，而非網傳的170分，系按規則被上海戲劇學院的內蒙古委培班錄取；

第四，她畢業后沒按協議回內蒙古工作，而是去了挪威留學，但這是經領導小組研究后一致同意的——“經研究同意將畢業證、學位證原件等材料交給那某某茜”。

明眼人都看得明白，除了第一條是承認錯誤，另外三條都是來辟謠的，言外之意即：那爾那茜事件，只有其報名材料有問題。

其實也能夠理解，辟謠理所應當，畢竟網上沸沸揚揚，如果不是真的，確實會對當事人造成極大困擾。但這份辟謠大過承認錯誤的通報，留下的問號著實還是有點多。

其一，內蒙古查實了那爾那茜高考報名造假，但通報沒告訴我們的是：一個從未在呼市八中出現過的學生，如何被“注冊”為該校學生？她的全套假學籍、假檔案、假證明是誰做的？又是誰蓋的公章？

這些操作顯然不是那爾那茜自己能完成的。它必然涉及呼市八中內部的配合——教務人員偽造材料，年級組默許“空降”，甚至校領導違規蓋章。更關鍵的是，當地教育部門和招生辦在層層審核中為何集體“失明”？

這些本該把關的人，是玩忽職守，還是有意放水？通報對此語焉不詳，只輕飄飄說“涉嫌造假”，卻對造假鏈條上的關鍵環節和責任人避而不談。

其二，至于委培違約，通報更是透著一股“和稀泥”的味道。協議白紙黑字寫著：委培生畢業后必須回內蒙古工作，畢業證由委托方（內蒙古）保管。結果呢？

那爾那茜一句“要去挪威留學”，領導小組就“研究同意”把證書發還給她了，合著那爾那茜連違約金都不需要付？這種操作簡直匪夷所思。

如果委培協議可以如此兒戲地作廢，那當初花納稅人錢搞這個定向培養項目還有什么意義？對其他乖乖履約的定向委培生公平嗎？

這背后是否存在權力的干預或交易？領導小組是依法依規“研究”，還是有人打了招呼“特事特辦”？通報對此沒有任何解釋，只用“研究同意”四個字搪塞過去。

其三，這份通報暴露了屬地調查的天然局限：內蒙古只查內蒙古的事，而對事件核心的其他疑點視而不見。

比如，“北京之謎”紋絲未動。那爾那茜長期在北京生活，就讀頂尖的北京十一中學（需北京戶籍）。她一個內蒙古戶籍的學生，如何突破政策進入北京名校？通報對此只字未提。

還有，“上戲指標”諱莫如深。上海戲劇學院為何精準設立“內蒙古委培班”？這個特殊名額是如何落到那爾那茜頭上的？是公開選拔還是“量身定制”？錄取過程中是否存在針對特定人群的“綠色通道”？內蒙古的通報對此毫無觸及。

更有，“挪威之后”的蹊蹺安排。通報說她違約留學，卻回避了更尖銳的問題，一個委培違約、學歷可能被撤銷的人，為何能“學成歸來”后直接進入高校任教？哪個環節給她開了綠燈？

這些才是公眾真正關切的“硬核問題”，卻都在通報的射程之外。顯然，它們都超出了內蒙古的調查權限范圍。

所以說，內蒙古的通報看似“雷厲風行”，實則留下了巨大遺憾。它只處理了表皮——一個學生的高考資格造假，卻對培育這種特權的系統性土壤視而不見。

真正的病灶，是那些可能存在的跨省市、跨部門的“關系網”和“潛規則”：是北京名校對非京籍學生的神秘開放，是上海高校“定向委培”指標的精準投放，是違約者依然能在體制內暢通無阻的“旋轉門”。

說到底，那爾那茜高考究竟是考了449分還是傳聞中的170分，到底是低分入學還是中低分入學，對公眾而言，區別其實并不大。除非她考出普世觀念中能真正能配上名校的高分。

君不見，那些沒有偽造學籍、沒有定向委培指標加持的普通孩子，他們想要堂堂正正考入上海戲劇學院，需要付出多少努力，又需要達到怎樣的分數？

與其耗費大量筆墨和口舌去爭論一個特招生的具體分數，或者滿足于揪出一個環節的造假，不如把力氣用在刀刃上：

真刀真槍地去徹查和堵住那些制造不公平的特權通道，去修復被破壞的規則，讓每一個孩子的努力都能在公平的尺度下被衡量。

這才是平息質疑、重建教育公信力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