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宇琛

互聯網的狂歡，有時候只需要一個足夠體面的靶子。

這幾天，清華法學教授勞東燕，就成了那個靶子。

事情很簡單：勞教授辦公室里和學生聊報銷，手機日歷上就跳出一句：

又能領報銷金咯，別錯過。

時間、地點、關鍵詞，完美踩點。

作為一個法學學者，勞教授選擇了法治的方式——報警。

結果，在中關村派出所，她連一張寫著“懷疑被監聽”的報案回執都拿不到，只得到一份：

案由被篡改的《不予立案告知書》。

這事本身已經夠魔幻了，但網友們很快發現了更魔幻的劇情。

有人扒出，那句“報銷金”提醒，大概率是京東618的促銷活動。

只要你授權了京東App訪問日歷，它就會神不知鬼不覺地在你的日程表里塞滿各種提醒。

小紅書上，早在2023年就有人問過一模一樣的問題。

一些輿論反轉了。

前兩天還在同情勞教授“連報案都這么難”，如今不少人立刻調轉槍口，開啟了盛大的嘲諷派對：

“一個清華教授，連手機權限都搞不懂？”

“浪費公共資源，是不是該道個歉？”

“真給我們女權主義者丟臉！”

鍵盤俠們終于等來了他們的圣餐。

他們舉杯相慶，慶祝終于抓住了這位總愛說真話的教授的一次失誤。

在他們看來，這個小小的烏龍，足以消解勞教授提出的所有嚴肅問題——程序正義的困境、公權力的傲慢、以及那種彌漫在空氣中，說不清道不明的不安全感。

它們抓住一個烏龍，仿佛就贏了全世界。

勞東燕搞錯了嗎？大概率是的。

但一個法學教授，因為巧合和技術霸凌，誤判了一次“監聽”，這事真的值得嘲弄嗎？

當大家嘲笑勞教授在自己家里疑神疑鬼、草木皆兵的時候，另一位北京律師劉佳佳：

已經就自己被石家莊警方監聽的情況，向北京律協申請維權。

劉佳佳律師代理了一樁舊案：六年前，一個叫劉東林的男子，在石家莊市公安局的“銀河賓館”執法辦案中心：

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七天后死亡。

官方結論，肺栓塞病亡。

家屬不服，背后疑點重重，比如同囚者記憶中手搖發電機的電流聲和搟面杖碾過小腿的劇痛。

劉律師介入后，等來的不是真相，而是一個專門為她和所有追問真相的人成立的——“5.11專案組”。

這個專案組的業務很明確：

不查舊案的人怎么死的，只查那些想要查舊案的人。

很快，幫助家屬的本地人被抓，關注此事的記者被傳喚。

其中一位記者李東，曾在北京青年報任職期間調查此案，在被傳喚后帶回了一句來自石家莊警方的口信，指名道姓地告訴劉佳佳：

下一個就是你，再下一個是新黃河記者。

這已經不是“懷疑”了，這是明晃晃的威脅。

劉佳佳律師確信，自己被立案、被監聽，正躺在一份獵殺名單上。

她沒有報警，可能是因為：

獵人同行怎么會受理羔羊的報案。

她向北京市律師協會提交了維權申請，陳述自己正因執業而成為“被害人”。

現在，我們把這兩件事放在一起看：

一位清華教授，因為京東App的提醒，懷疑自己被監聽，全網都在笑她搞錯了。一位北京律師，因為代理警方指居期間死亡的案件，被警方點名警告“下一個就是你”，全網又有多少人知道？

人們為抓住一個教授的小辮子而狂歡，卻對套在每個人脖子上的絞索視而不見：

此地最荒誕的地方就在于，人們總是熱衷于吃瓜，卻不知道自己也是瓜，也是要被人吃的。

勞東燕的烏龍，恰恰是整個社會彌漫性焦慮的一個癥狀。

為什么一個頂尖的法學家，會因為一條App的捆綁推送就立刻聯想到公權力監控？

因為這種事，它真的會發生。

因為我們聽過太多“指居死亡”的故事，看過太多律師的執業證被莫名吊銷，也知道太多記者因為一篇報道而失聯。

當劉佳佳律師和李東記者的遭遇就擺在眼前，當銀河賓館里那聲凄厲的慘叫還在歷史中回響，誰又有資格嘲笑勞東燕的警惕呢？

她只是在黑暗中，被一只耗子絆了一跤，而嘲笑她的人，卻無視：

房間里那頭吃人的大象。

抓住勞教授一次失誤，并不能證明監聽這種事情不存在，更不能證明那些死在看守所和“執法辦案中心”里的人不存在。

別再為那個烏龍彈冠相慶了。

相比于一個教授的技術性失誤，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劉佳佳律師的維權申請有沒有下文，是石家莊的“5.11專案組”有沒有被追責，是那些在銀河賓館里施暴的人，有沒有受到法律的制裁。

當法學教授、律師、記者作為社會的守護者，自身都感到不安全時，我們每一個人的權利，又由誰來保障呢？

寫于2025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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