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旭東：學術研究既是職業更是生活方式 《光明日報》20170401

侯旭東，1968年2月生。1986.9-1996.7就讀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獲學士、碩士與博士學位。1996.8-2008.5任職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2008年5月轉任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曾擔任系主任。主要研究秦漢魏晉南北朝史與出土文書簡牘，近年主要關注古代國家的形態與運行機制。著有《漢家的日常》《五六世紀北方民眾佛教信仰——以造像記為中心的考察》《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縣與村里》《寵：信－任型君臣關系與西漢歷史的展開》《近觀中古史：侯旭東自選集》《什么是日常統治史》

三四月間，莘莘學子復試求職正當時。如何看待學術研究？為何要從事學術研究？大千世界，千行百業，出路繁多，進機關下商海，挺進基層還是漂泊北上廣，抑或繼續求學，何處安身立命？

我認為，學術研究，首先是種職業，可以養家糊口，但又有些特殊性。極而言之，學術研究是人類認識自然、社會、人生與自身的自覺探索，在古代，屬于少數有閑精英人士的專利，近代以來，隨著社會分工的發展和大學的制度化，分化為一種獨立的職業。二戰以后，大學教育日益大眾化，到了21世紀，中國亦步入這一階段。學術研究已從神壇跌落，不過，因其終極關懷猶抱有真、善、美之價值追求，仍與一般職業有所差別。自19世紀末研究生教育出現，研究生特別是博士生，已成長為培養后備學術從業者的主渠道。一個人選擇攻讀博士學位，通常便意味著他將來要選擇以學術為職業。

過去常常會說從事學術研究寂寞艱苦，又有所謂“板凳要坐十年冷”的說法。今天來看，互聯網的出現、微信的發達，“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方寸之間便可集合同道互通音信，反而更需要一份堅守才能保持清凈與沉潛。隨著國家經濟實力的增長，學術投入的增加，研究的物質條件大為改觀，博士生的待遇，亦明顯提高，“艱苦”二字已非學術研究的同義語。

相形之下，“冷板凳”卻仍是每位立志讀博治學者無法回避的考驗。實驗室中千百次枯燥的重復動作，圖書館中連年累月的潛心閱讀與苦思冥想，無數次的失敗與摸索，無路可走的痛苦與煎熬，這些都是必經的磨煉。一百多年前，大學者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引三句宋詞，描述“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

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

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

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三段話語，核心便是探索的艱難與折磨。無論文理工醫，莫不如此。

眼下，各個領域加速發展，積累的成果日益豐富，從入門到出師，除了各領域基本技能與知識，還有更多的知識、工具與能力需要掌握，耗費的時間相應在延長。舉例來說，我自己從事的中國古代史，地下資料層出不窮，過去冷僻的簡牘、石刻與文書知識與研究方法，一躍成為研究諸多領域必備的基礎。歷史人類學的興起，亦將書本之外的田野調查方法引入明清近現代研究的工具庫。外語的要求，同樣也在提高，掌握第二外語不僅對于世界史，即便是中國史，也提升為基本要求。加上尋找課題的難度增加，從消化前人成果，到推陳出新，耗時更多。四年、五年甚至六年才能博士畢業，已趨常態。多年努力，無果而退，亦不鮮見。其他學科，恐亦類似。

立志向學者，須有充分的心理準備。要想獲得成功，毅力與恒心是首要的，當抱有力爭一流的決心，同時，學會學習，掌握方法，勤于思考更不可或缺。我接觸同學多年，總擔憂的是同學們思考上用心不夠，常為各種貌似“定論”的權威說法所束縛，難以借助事實來挑戰既有結論、提出新問題、開辟新領域。研究欲更上一層樓，首先須能發現新問題，新線索，并能加以解決。發現源于觀察與思考。沒有敏銳的觀察和深入的思考，無法從表象中捕捉到問題。理工科的對象不同，道理當無本質區別。

選擇學術道路，實際是選擇一種生活方式。稻粱謀之外，更是一種生活狀態。是在與全球同行的競爭中求生，壓力無時不在，需要持續思考與投入，幾十年中不斷生產高質量的成果，取得成績的同時，可能意味著放棄許多生活樂趣與享受，得失相伴而生，對此應該做到心中有數。這種狀態內化為自己的生存方式和內在追求，甘之如飴，才會從外在壓力與束縛中解放出來，感受到幸福與成就。為此，參照學術史、參照旁人，不斷反省自己必不可少，如前輩所言，不斷磨礪中，使研究“似高手下棋無廢子”才可能超越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