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導讀

在我們這一代里，學習工程和技術的人數是多了，他們而且已經有機會直接到西洋去傳授。但是當他們學習的時候，他們卻時常只注意自然知識和技術，生火怎么生法一類的問題，并不想到火應當生在什么場合里，對于社會的影響怎樣。

等他們“學成”了衣錦榮歸后，他們會一轉而成為食于人、治人的人物，他們繼承著傳統知識階級的社會地位，是“在上者”。

作者簡介

費孝通，生于江蘇吳江。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社會活動家，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第六屆全國政協副主席。1930年就讀于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后考入清華大學社會學及人類學研究生，師從俄國人類學家史祿國。1936年夏，赴倫敦大學研究院攻讀哲學博士學位，在導師馬林諾夫斯基的指導下完成題為《江村經濟》的博士論文，成為歐洲一些學院人類學學生的必讀參考書，也因此在1981年獲得英國皇家人類學輝會授予的人類學界的最高獎——赫胥黎獎。另有代表作《鄉土中國》《生育制度》《中國紳士》等，回國后先后任教于云南大學、西南聯大、清華大學等高校。費孝通被譽為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奠基人之一。

當中國被西洋的經濟政治的擴張力量帶進現代世界時，在社會上握著威權，指導著“在下者”應當怎樣應付環境的人物，就是我在上面所分析的知識階級。

中國接受外來文化的影響并不自現代始，印度文化曾經有力地進入過中土，但是這種外來文化并沒有引起社會結構上的紊亂，也許是因為所傳入的正是中國知識分子所熟習的那一套，象征性的、文字的、思想的那一套。他們明白怎樣去應付，怎樣去接收，怎樣去加以漢化。可是現代從西洋所進來的那一套卻不同了。工業革命之后所發生的那一套西洋文化是以自然知識和技術做重心的。那恰巧是我們知識分子的外行，不只是外行，而且瞧不起的那一套。

文化的傳播是受到社會結構的限制的。我們用了這個自然知識和規范知識分化的格局去和西洋文化相接觸時，西洋文化的重心也就無法傳播進來。中國具有自然知識、依賴技術為生的人，限于他們的財力和社會地位，不容易和西洋文化相接觸。他們可以從西洋運來的貨品和工具上間接地去猜想西洋的技術，但是很少機會可以直接去傳授技術（中國匠人模仿洋貨的能力是驚人的）。和西洋文化有機會直接往來，懂他們的文字，能出洋的卻多是知識分子。在這階級里發生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公式。這公式不過是中國社會結構本身格式的反映。在這公式下，“在上者”看到西洋技術的效用，但是他們依舊要把這種知識割裂于規范知識，他們要維持社會的形態而強行注入新的技術——一件做不通的事。

中國知識分子并不是不能明白西洋也有一套所謂精神文明的。西洋的歷、數、哲、理都比我們自己的強。這套東西，在純粹理論方面，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所能接受的。以我個人所熟悉的社會科學說，穆勒、斯賓塞、孟德斯鳩、亞當·斯密等人的名著很早已有嚴復的譯本。這些理論是工業革命之后西洋現代文明的理論基礎，但是當這些理論傳進中土，卻并沒有激起工業革命。這說明這套理論一定要和現代技術配合了才發生作用，一旦脫離了技術，只成了一篇文章罷了。——知識分子不能看重西洋文化的理論或是技術，他們同樣地并不能把握住兩者的關聯。他們不能這樣，因為他們生活所倚的社會結構是一個把知識分化了的結構。

中國知識分子受著這種傳統社會結構的拘束，使他們不能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擔當領導的責任。我這樣說并不單指已經過去的一代，我很有意思想包括我們自己這一代在內。在我們這一代里，學習工程和技術的人數是多了，他們而且已經有機會直接到西洋去傳授。但是當他們學習的時候，他們卻時常只注意自然知識和技術，生火怎么生法一類的問題，并不想到火應當生在什么場合里，對于社會的影響怎樣。等他們“學成”了衣錦榮歸后，他們會一轉而成為食于人、治人的人物，他們繼承著傳統知識階級的社會地位，是“在上者”。他們的祖宗是沒有技術知識的人物，但是他們有適合于當時社會的規范知識。現代的知識階級有了不加以實用的技術知識，但是沒有適合于現在社會的規范知識。這種人物在社會里是不健全的。不健全的人物去領導中國的變遷，怎能不成為盲人騎瞎馬？

或者有人會覺得我這種學說是過分的，我但愿如此，希望現代的知識分子不致這樣的不健全。但是我的看法卻是從我在現有的工廠里觀察出來的。在我們所研究過的工廠里，凡是學校出身的，決不愿意當技工，一定要做職員。職員不但是一個社會地位，而是動筆、動嘴、不動手的人物。工程師和技工的區別是前者經過別人的手去運用機器，而后者用自己的手去運用機器。我們且不必去問一個不直接用自己的手接觸機器的人是否真的能熟習技術，我覺得特別關心的是這些學工程出身的工程師并不知道怎樣去有效地利用別人的手；那是工廠管理，人事重于技術的職務，也正是中國新工業里最缺乏的人才。

為什么？這是傳統的知識分化還是活著的緣故。

最近哈佛大學費正清教授曾說：現代技術進入民間是中國現代化最急需做到的事，但是傳統的社會結構卻一直在阻撓這件事的發生。他是從中國前途著眼而說的。如果我們回頭看到知識階級的本身，我們不免會為他們擔心了。以整個中國歷史說，也許從沒有一個時期，在社會上處于領導地位的知識分子曾像現在一般這樣無能，在決定中國運命上這樣無足輕重的。我這篇分析是想答復這個問題：為什么他們會弄到這個地步？

中國知識分子是否還有前途，要看他們是否能改變傳統的社會結構，使自然知識、技術知識、規范知識能總合成一體，而把他們所有的知識和技術來服務人民，使知識不成為一個社會階級的獨占品，也就是說打破這知識成為階級的舊形態。

文章源自《皇權與紳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