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主任，您給評評理！”1962年3月的一個清晨，湘潭韶山沖的曬谷場上，五十多歲的生產隊長老周攥著旱煙桿，黝黑的面龐漲得通紅，“去年春荒餓得啃樹皮，今年按人頭分地，家家都能吃上干飯，這道理咋就講不通了？”

田家英撣了撣中山裝上的晨露，接過社員遞來的粗瓷碗，溫熱的米湯在碗沿蕩起漣漪。作為毛主席的秘書，他比誰都清楚這場調查的分量——主席特意圈定的四個調查點，全是湖南農村的“模范公社”。可眼前的情形完全超出了預期：韶山沖78戶人家，72戶聯名要求包產到戶，連村支書的婆娘都偷偷在自留地里種了半畝紅薯。

兩個月前接到主席布置任務時，田家英還堅信集體化是鐵板釘釘的正道。他在安徽鳳陽親眼見過包產到戶的慘狀：四個寡婦蜷在漏雨的茅屋里，守著三畝薄田哭訴“公社散了連牛都借不著”。可當韶山的老農掰著手指算賬，說按工分制每個勞力每天只能掙七分錢，而分田到戶后全家收入翻了兩倍，這位理論家的信念開始動搖。更讓他心驚的是，連毛主席少年時種過的五分菜地，現在都成了集體食堂的爛泥塘。

“老哥，你這話可不敢亂說。”田家英蹲下身，故意用鄉音搭話，“前年還說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呢。”周圍的社員突然安靜下來，幾個后生仔的喉結上下滾動，老隊長猛嘬兩口煙，火星子濺在補丁摞補丁的褲腿上：“田主任，您去瞧瞧公社糧倉的老鼠，都比社員家里的娃娃肥。”

這場持續半個月的田野調查，徹底攪亂了田家英的認知體系。在湘鄉唐家坨，他撞見生產隊長帶著會計連夜改賬本；寧鄉炭子沖的耕牛瘦得肋骨凸起，老農說“公家的牛比地主家的還遭罪”；長沙天華大隊的倉庫管理員更直言：“再搞大鍋飯，明年春耕連種子都留不住。”當調查組整理出87份訪談記錄時，連最堅定的集體化支持者都沉默了——群眾對包產到戶的呼聲，像春雨后的竹筍般壓都壓不住。

五月的黃浦江邊，田家英攥著調查報告的手指節發白。面對主席“不能完全聽群眾的”的告誡，他破天荒地在匯報時插了話：“主席，唐家坨的會計坦白，去年虛報了四成產量。”窗外的梧桐葉沙沙作響，毛主席突然起身走到地圖前，鉛筆尖在湖南的位置重重點了兩下：“家英啊，你說農民要吃飯，這沒錯。可要是開了這個口子，還要不要社會主義？”

這種撕裂感在回到北京后愈發強烈。當劉少奇聽完匯報當場表態支持時，田家英看著茶杯里沉浮的茶葉，突然想起韶山老農說的那句糙話：“管他黑貓白貓，逮著老鼠就是好貓。”但這話他終究沒敢轉述——在游泳池畔的談話中，主席那句“是以集體經濟為主還是個體經濟為主”的詰問，像塊燒紅的烙鐵按在他心頭。

有意思的是，當北戴河會議上的批判聲浪席卷而來時，田家英書桌上的調查報告卻多出幾行鉛筆批注。某頁空白處寫著潦草的計算：若按包產到戶的收成交公糧，國家糧庫反而能多收三成。這個細節他始終沒敢在會上提及，就像他始終沒弄明白，為什么在延安時期大受贊揚的“實事求是”，如今卻成了燙手山芋。

不得不說的是，這場爭論的余波遠比表面更耐人尋味。田家英申請下放當縣委書記時，主席特意托人捎給他一套《明史》；而在安徽農村，那幾個曾被當作反面典型的寡婦，次年春荒時竟有余糧接濟鄰村。更微妙的是，當田家英在1965年重新整理韶山調查資料時，特意用紅筆在“社員人均日勞動價值”的數據下劃了雙線——這個數字，恰好與三年后小崗村按手印時的計算不謀而合。

歷史有時就像湘江的漩渦，表面平靜底下暗流涌動。田家英至死都沒等來他想要的答案，但那些沾著泥土味的調查筆記，終究在二十年后變成了某份重要文件的腳注。當新時代的晨曦染紅韶峰時，曬谷場上老隊長的那桿旱煙，似乎仍在某個檔案柜里明明滅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