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可 （新京報傳媒研究院）

扶梯上“左行右立”曾被視為文明的象征，但如今，多地地鐵部門叫停這一習慣，轉而倡導“站穩扶好”。當政策調整遇上公眾的“肌肉記憶”，媒體如何幫助人們打破舊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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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行右立”才是文明？

地鐵扶梯上“左行右立”的乘梯方式作為一種文明禮儀， 上世紀 80 年代被引入香港，經過多年發展，在市民間達成了廣泛默契。其背后的邏輯其實是一種對 “效率” 的有效安排：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不趕時間的市民自覺靠右站立，而趕時間的上班族或有緊急事務的人，則能在左側快步通行，實現了人流的有效分流，兼顧了便捷與高效。

隨著公眾意識的逐漸統一，這種乘梯方式不僅出現在地鐵站，也逐漸延伸到商場、寫字樓等公共場所，成為衡量一個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標。

然而，隨著對自動扶梯安全性能的深入研究，這一看似文明的乘梯習慣正面臨著新的審視和挑戰。

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左行右立”帶來的安全隱患——自動扶梯的梯級高度較普通樓梯高，行走時的跌倒風險顯著增加。更關鍵的是，長期單側承重導致95%的扶梯故障源于機械磨損。這些發現促使城市管理者重新審視這一“文明習慣”的合理性。

△圖源自央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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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穩扶好”面臨認知阻力

2018年起，北京、上海、廣州等地地鐵陸續取消“左行右立”倡導，改為“站穩扶好”，并在地鐵站增設黃色腳印標識、廣播提示等方式引導乘客。然而，改變習慣并非易事——宣傳口徑調整后，乘客普遍還是習慣性靠右站立，這種認知偏差，使得政策調整面臨巨大阻力。

這場拉鋸戰的關鍵在于，如何在不引發抵觸的情況下，讓公眾接受新的安全規則。

畢竟許多乘客已養成“肌肉記憶”，甚至有乘客反映，即使自己想并排站立，但站在左側時仍會被后方“趕路者”埋怨或催促，造成心理壓力。

一如“長安街知事”在《》一文中提到的：

任何公共習慣的養成，都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同樣，從需要校正的習慣中走出來，也離不開整個社會的全方位引導。就現實來看，地鐵運營方還有很多值得優化的方面。比如，在地鐵顯要位置提高標識覆蓋率，扶梯口強化人工勸阻引導等等。更重要的，還是要靠每位乘客自覺行動起來，每次正確的站立、堅定的腳步，都會為我們兜住安全底線。

△為了調整“左行右立”的乘梯習慣，多地地鐵運營方采取系列措施，如北京地鐵的"黃色腳印"標識、深圳地鐵的"電扶梯安全大使"，但效果有限。圖源自社交平臺及深圳地鐵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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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做了哪些工作

去年八月，有西安網友稱，日常坐地鐵時，可以看到有些站臺“只有電梯（扶梯）而沒有修建樓梯”，以至于有些趕路的人被兩個并排坐電梯的人擋住，而無法快速上樓。其提議，在那些沒有樓梯只有電梯的地方，統一靠右站立，為趕時間的人留出左邊的道路。

對此西安市軌道交通集團有限公司回應稱，不提倡在運行的電扶梯上行走、奔跑。也不提倡“左行右立”。

針對此事，部分媒體發起了關于地鐵站扶梯不提倡“左行右立”的討論，此后，關于地鐵扶梯是否應該“左行右立”的報道以各種形式出現，面對政策調整與公眾習慣的沖突，媒體采用多元化的報道方式和評論視角，既注重科學性、權威性，又兼顧傳播效果和公眾接受度。

| 從評論角度出發，媒體跳出具體問題，探討政策調整背后的社會治理邏輯：

人民日報評論>>

決定要變是第一步，如何變則進一步考驗著治理的智慧。“左行右立”曾作為文明出行理念被社會普遍接受，也成為不少市民的習慣，各地在叫停“左行右立”的過程中，沒有簡單禁止，而是以隨處可見的標識、廣播引導等方式來進行柔性提醒，潛移默化。

光明網>>

“左行右立”從一種被社會所普遍接受和遵循的“規則”，到現在成為被糾偏的對象，這種改變過程，也反映出一個社會保持對一切“規則”和“約定俗成”的理性反思能力的重要性。也就是說，營造寬容乃至鼓勵對既有規則開放討論的社會氛圍，能在更大的層面幫助社會及時優化規則，以及從可能并非正確的習慣中走出來。這一點，同樣值得重視。

澎湃新聞評論>>

大家對“左行右立”的堅持，不僅暴露出對電梯運行安全的集體無意識，同時也暴露出一種公共生活中的思維誤區。

“左行右立”規則一開始的出發點，是為了方便那些急著趕時間的乘客，但其實，地鐵、商場內短短的自動扶梯，又能節約出多少時間呢？為了少數人不特定的需求或偏好，為什么要犧牲大多數人正當的權益？更何況，這種不特定的需求還是不符合安全原則的。

就此看，給自動扶梯印上兩對黃色的“小腳印”，無疑是一次糾偏，也是一種溫柔提醒：乘坐自動扶梯不必“左行右立”，并排站立，不必有道德壓力。

| 全媒體融合報道的形式讓公眾在理解政策調整的必要性時有了更直觀的閱讀體驗。

新京報 >>

新京報>>

習慣的改變需要時間也需要科學的依據和媒體的助力。從“左行右立”到“站穩扶好”的轉變，看似只是公眾的行為調整，實則反映了城市管理理念的進步，也是一次媒體宣傳在公民素養提升中的生動實踐。

校對 | 李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