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語?周語下》載伶州鳩語：“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這段話，自西漢劉歆作《世經》以來，歷代學者多引為考論武王伐紂年代的依據。近年有些作品表示懷疑，以為伶州鳩杜撰或后人偽作，但未能提出確鑿理由。我覺得《周語下》的記載需要深入考察，并回答這樣幾個問題：

（一）“歲在鶉火”云云一段話，是否可能系后世插入？

（二）伶州鳩是怎樣的人，他怎么會傳述武王時的天象？

（三）這段話究竟應當從哪一角度去解釋？

本文試圖沿這一方向做些試探，不妥之處，望予指正。

伶州鳩這段話，見今傳世本《國語》卷三《周語下》。按《周語》記周穆王至敬王及貞定王時事，其間有關景王的記述比較詳細，一共有四條：

景王二十一年（前524）,將鑄大錢。

二十三年（前522）,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

王將鑄無射，問律于伶州鳩。

景王既殺下門子，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

這四條在文字上是互相關聯的。第一、二兩條均敘單穆公進諫。第二條講到鑄鐘，末尾有王與伶州鳩談話，伶州鳩說“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即兼指二十一年鑄錢、二十三年鑄鐘而言。第三條追記景王將鑄鐘時對伶州鳩的詢問，條首不再紀年。第四條載景王“將殺單子，未克而崩”，也是聯系前文單穆公兩次進諫的事。這些文字組織嚴密，先后呼應，實看不出插改的痕跡。

需要說明的是，上引《周語下》“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和“王將鑄無射”等語，近年已經得到金文的印證。韋昭注引賈逵云：“大林,無射之覆也。作無射，為大林以覆之，其律中林鐘也。” 唐固和韋昭本人都支持此說，韋昭還據下文有“細抑大陵，不容于耳，非和也；聽聲越遠，非平也”，認為大林大過其律，無射之聲將為大林所陵。

“大林”即《左傳》襄公十九年魯季武子所作林鐘。楊樹達先生1946年撰《楚公鐘跋》[1]釋定金文中相當“大林”之“林”的字，指出鐘銘常有“大林鐘”“寶林鐘”“龢（和）林鐘”“寶大林鐘”“大林和鐘”一類名稱。1979 年，陜西扶風豹子溝出土一件南宮乎鐘[2]，其甬部銘云：

司徒南宮乎作大林協鐘，茲鐘名曰無（射）。

據測定，該鐘音階確合于無射[3]。看來“大林”是指成組的編鐘[4]，無射只是其中的一件，這種古義漢代人們已不能了解了，才做出律中林鐘的錯誤解釋。

“歲在鶉火”一段，系在“王將鑄無射”條的中間。這一條記載，景王先問一般的樂律，伶州鳩對答時，詳細列舉十二律，與《周禮?大師》相合。接著景王又問七律，即七聲音階（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伶州鳩答復說：

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侄伯陵之后逢公之所憑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大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后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于是乎有七律。

“五位”即歲、月、日、星、辰，“三所”即逢公所憑神、周分野所在、后稷所經緯，見于韋昭注。注文又說，“自鶉及駟”指鶉火之分張宿到天駟所在房宿共七宿（張、翼、軫、角、亢、氐、房），“南北之揆”指歲在鶉火午至辰星在天竄（玄枵）子七同（午、未、申、酉、戌、亥、子），前者為數，后者為聲，是故以律同其數而規定了七律。

這種對七律的解釋，自然是充滿神秘主義色彩的，但不難證明，從“歲在鶉火”到“星在天黿”，都是這一理論不可缺的因素，因此絕不是后人臆加的。它們一定是《周語》本文。而且從其古奧來看，也不可能為后人所擬作，應當出于伶州鳩的時代。

關于伶州鳩的身份，可由《周語》本身來做推求。“二十三年”條載，單穆公諫，景王不聽，“問之伶州鳩”，韋注：“伶，司樂官。”這從伶州鳩說“臣之守官弗及也" 即可證明。按《詩?簡兮》序有“伶官”,鄭玄注：

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后世多號樂官為伶官。

《左傳》成公九年有“伶人”，杜預注也釋為“樂官”。

《周語》接著說：“二十四年，鐘成，伶人告和，王謂伶州鳩曰：‘鐘果和矣’”。韋注：“伶人，樂人。”足見伶州鳩不是一般的樂人，而是管理樂人的官長。再看景王不聽伶州鳩諫勸，說：“爾老耄矣，何知？”知道伶州鳩年紀當時已經很大，是朝中受尊重的老臣。

伶氏世掌樂官，傳說始于黃帝時的伶倫，詳見《詩?簡兮》疏及《左傳》成公九年疏。這就和《史記?太史公自序》上溯祖先于“重黎氏世序天地”，至周“司馬氏世典周史”是一樣的。伶州鳩出自樂官世家,能傳述古事并非奇怪。

伶州鳩的官職，相當于《周禮》的大師。《大師》職云“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陰聲即伶州鳩所述十二律。值得注意的是大師與軍旅之事有關。《大師》稱：“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兇。”鄭玄注：

大師，大起軍師。兵書曰：“王者行師，出軍之日，授將弓矢，士卒振旅，將張弓大呼，大師吹律合音。……”

原來古代有一種占術，在征伐時由樂官吹律合音，借以占候吉兇。《左傳》襄公十八年，楚軍侵鄭，晉人聞有楚師，師曠說：

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

就是這一類占術。

上面鄭玄所引“兵書”，賈公彥疏認為是“武王出兵之書”。《史記?律書》云[5]:

六律為萬事根本焉，其于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兇，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

所說“武王伐紂，吹律聽聲”，便是指《周語下》伶州鳩的話[6]。

伶州鳩在解說了“七律”的形成之后，又說：

王以二月癸亥夜陳（陣），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

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

以太簇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罪，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

反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于百姓，故謂之《嬴亂》,所以優柔容民也。

講的吹律定聲比《律書》豐富。其對各律的意義的說明，與伶州鳩前面論點是一致的，韋注已一一解釋：

夷則，所以平民無貳也。上宮，以夷則為宮聲。（《律書》“音尚宮”當即指此。）

黃鐘，所以宣養氣德，使皆自勉。

太簇，所以贊陽出滯，蓋謂釋箕子之囚，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也。

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

引述的“所以”云云，都是前文論律的話。

由此可見，周朝樂官世代相傳著一套與武王伐紂事跡有關的樂律及占候的理論，其起源很可能早到周初。“歲在鶉火”等天象，就是在這套理論中傳流下來的。這些天象均屬歷占，和吹律定聲一類占術聯系在一起，自在情理之中。實際上，中國傳統學術樂律和歷法長期不分,《漢書》設《律歷志》正表明了這一點。

伶州鳩后面說的，從武王二月癸亥夜陣，到反及嬴內（地名），并非一日一時之事，前面講的“歲在鶉火”到“星在天黿”，也不是完全同時的天象。《律歷志》所引劉歆《世經》就是如此理解的，他說：

……伐紂之歲，……歲在鶉火，張十三度。……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歲亦在鶉火，故傳曰“歲在鶉火，則我有周之分野也”。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為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后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故傳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晨星始見。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還（逮）師。戊午，度于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晨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于婺女天黿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黿”。

按照劉歆的推算，“歲在鶉火”到“星在天黿”這些天象是在武王出師直到渡過孟津這段時間里順次發生的。他并未要求天象在同時出現，我想我們的研究也只能如此。

根據本文討論，我們認為：

（一）“歲在鶉火”一段話，是《周語下》原文，不可能為后世竄入。

（二）伶州鳩家世任樂官，武王時天象應為其先祖所傳述。

（三）五位三所是武王伐殷過程中一系列占候，不能作為同時天象來要求。

1999年1月18日

補 記

本文所論及的十二律與七聲音階等問題，請讀者參看楊蔭瀏先生《中國古代音樂史稿》的第三章[7]。

伶州鳩是在敘述七聲音階產生的傳說時，說到武王伐紂時天象的。周代已有七聲音階，除《周語下》外，《左傳》還有兩次記載。一次是在昭公二十年，齊景公田獵而歸，晏子侍于迷臺，在回答景公詢問時說：“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釋文》云：“七音，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又一次在昭公二十五年，子大叔答復趙簡子的問題說：“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晏子齊人，子大叔即游吉鄭人，所說“七音”與伶州鳩的“七律”是一回事,可證七聲音階當時已是常識。

魯昭公二十年，即周景王二十三年，公元前522年，所以晏子的話與伶州鳩論樂律完全同時。魯昭公二十五年則是周敬王三年，公元前517年。

七聲音階在中國究竟形成于何時，在音樂史和音樂考古上是有待探索的課題。可供參考的是，1993年湖南寧鄉師古寨出土九件一組的商末青銅編鐃，“形制相同，大小有序”，經測音“發現敲擊每件的正鼓和側鼓都能發出兩個不同的樂音，且C、D、E、F、G 5種調的音都有，能組合奏出多種不同的調式”[8]。當然，伶州鳩講的是他那個時代存在的一種理論，與周初是否實有七聲音階沒有必然的關系。

1999年1月21日

注釋

[1] 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第79—80頁，中華書局，1997年。

[2] 吳鎮烽編：《陜西金文匯編》上，二七，三秦出版社，1989年。

[3] 羅西章：《扶風出土的商周青銅器》，《考古與文物》1980年第4期。

[4] 李純一：《中國上古出土樂器綜論》，第188頁，文物出版社，1996年。

[5] 《律書》可能有殘缺，但非出褚少孫所補。參看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卷二十五。

[6]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卷二十五。

[7] 楊蔭瀏：《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上冊，第41—43頁，人民音樂出版社，1981年。

[8] 長沙市博物館、寧鄉縣文物管理所：《湖南寧鄉老糧倉出土商代銅編鐃》，《文物》1997年第12期。

此次刊載李學勤《伶州鳩與武王伐殷天象》，見《李學勤文集》第三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23年，第364—371頁。轉載自出土文獻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