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俗”返“禮”，或可重啟“禮始諸飲食”的時刻。

原文 ：《禮儀空間的古今變遷》

作者 |宮志翀（中國人民大學）

圖片 |網絡

古人最初以飲食為禮，還是禮儀脫胎于飲食活動？這都是如何可能的？我們今日所經歷的禮儀空間，何以不復如斯？這十余年來，我始終關心著這一問題，了解各個文明的禮儀形式，終于覺悟到這背后是禮儀空間的古今之變，同時也意味著禮的性質的古今之變。

禮儀空間的古今之變

這句話出自《禮記·禮運》篇。《禮記》是戰國漢初儒家寫下的學“禮”心得篇章總集。《禮運》一篇如其題名所示，“運”即“轉”義，它關注禮如何應運而生、轉遷變化。《禮運》其實從不同視角探討了這一問題，“禮始諸飲食”是當中最獨特的一種。其完整語境是：“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

它的含義是，先民敬奉祖先與神明的方式，最初便是用飲食供奉之，這就標志著先民社會“禮”的起源。這里隨后舉了一個例子，以證明古樸時代就已經有“禮”。當時先民僅能火食，還不會制作器具，在石板上燒熟糧食和肉，在地上鑿出土坑盛酒，用土筑起可擊打的鼓，摶土為槌，就能敬奉祖先與神明了。

這是真實的嗎？恐怕未必，先民時代還沒有文字，無從記載“禮始諸飲食”的標志性事件。毋寧說，這是儒家對禮的想象式溯源。其暗示了，禮不需華美的器具、繁雜的儀節，只要完成人與神靈、祖先的溝通，就成其為禮。而我們看到，經過溯源后仍保留下來的，就是禮的必備要素。這包括飲（酒）食（黍、豚），還有音聲（桴、鼓），它們是聯結人與神靈、人與祖先的介質。

中國古典的禮儀空間無疑是具有神圣性的，必須于靜穆莊重的氣氛中進行。飲食、音聲乃至后世發展出的器具、儀節等要素，都要保持素樸、簡略，古人所謂“尚質”，以符合禮的莊重與神圣。不過，舉行禮儀時以飲食為奉獻，并不是象征性的，而是參與性的。例如，古人認為，酒食憑借其芬芳氣息能夠降神，神靈“食其氣”；同時人也在祭祀儀式當中飲酒以通神。此外，儀式結束后，又有賜福飲酒之禮，親族集體宴飲以歡聚。正是憑借著飲食的參與性，人才共同進入了禮儀空間，才共同體會到了與神靈、祖先的感通。

《禮經》十七篇，幾乎無一不設飲食之禮。《禮運》的作者正是注意到了這一事實，才會從“始諸飲食”的角度溯源“禮之初”。同時，《禮經》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其所涉及的冠、婚、喪、祭、射、鄉、朝、聘諸事，覆蓋了古人日常生活的所有禮儀場合。那么，考慮到《禮經》中各項禮儀都是人生大事，而禮儀當中必備的要素又是飲與食，古典的禮儀空間與人的日常生活空間應是相結合的。并且，禮儀空間的創造是從日常空間中脫胎而來。正是因為人一生所需的冠、婚、喪、祭、射、鄉、朝、聘諸大事，需要感受神圣性、莊重感。并且應該強調的是，這些事項在古人看來都不是個人的小事，而必須在祖先、神靈的見證下、福佑下進行，這才有了設置禮儀，以日常所用之飲食為行禮之要素的行動。

禮的性質的古今之變

如今更常見的禮儀場合，其莊重嚴肅的氛圍下不會出現飲食要素，且一般在廣場舉行，顯然不是日常生活的所在。那么，這是從何而來？這背后，是西方禮儀傳統的古今變遷。

原始印歐人的家庭紐帶以祖先崇拜為樞紐，為了敬奉家庭祭壇上的圣火，衍生了各種生活禮儀，飲食活動在當中很常見，大略與中國的初民社會無別。隨著氏族聯合為城邦，自然神或城邦保護神取代了家庭祖先的信仰地位，這就需要設立公共節日、公共集會和特定場所如神廟等方式，完成城邦宗教的祭祀。由此，禮儀生活與日常生活在時間和空間上區別開來。

不過，古希臘羅馬的這類禮儀慶典，仍充斥著奉牲、飲酒、分食等環節。禮儀活動中飲食要素的剝離，源于基督教的影響。基督教更嚴格的區分神圣和世俗。教堂作為神圣空間，與外部世俗空間嚴格隔離，教堂的內部空間也是圍繞著神學觀念和個體的救贖之路設計。基督教的圣餐禮儀雖然也算飲與食，具有參與意味，但無疑其象征性更加強烈。

至于完全奠定為我們熟悉的公共集會式禮儀，則始于現代國家的建立。其禮儀形式又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基督教會和君權神授諸禮儀的世俗化改造。對此，法國大革命是標志性開端。其于1880年設置巴士底日慶典（7月14日），是第一次現代國家的制度化公共集會典禮。法國人還有將凡爾賽宮轉變為公民集會場所，用聯邦節祭壇和民眾游行體現人民主權的神圣性，在教堂內樹立自由女神像，用啟蒙哲學家替代圣徒雕像，用《人權宣言》取代《圣經》等一系列措施。自此以后，廣場上舉行公眾集會典禮成為宣示國家獨立的普遍模式。而我們所熟悉的禮儀空間，其實是這一西方傳統的產物。

經過上述梳理可知，廣場舉行、集體參與的禮儀，與宗教傳統、現代國家、公共領域等密切相關，其中也體現著一種神圣性和莊嚴感。但這種神圣性是超越于日常生活之外的。相應的，它所需的禮儀空間也就要求人們集體地脫離日常生活，匯聚到一個共同的也是空曠的場所去感受。其進行的禮儀活動，也就不應有飲食等要素出現，否則有褻瀆的嫌疑。

難道西方沒有貼近日常生活的禮儀，中國傳統中沒有公共性的禮儀嗎？就性質和領域而言，東西方各有其另一面的禮儀空間。然而，又值得對照分析的是，由于西方傳統中宗教或政治占據了神圣性，日常生活只剩世俗一面，禮儀的需求屬于私人領域，無一定之規。在中國傳統里，公共性是分層次的。宗廟之禮屬于家庭、國家的公共事務，從天子、諸侯到卿大夫、士皆有其宗廟；鄉射、鄉飲酒禮屬于鄉邑的公共事務。至于最高的公共性典禮，也具有明顯的宗教、政治意義，即天子的各項“禮”，如郊祀最具標志性。然而，經學史上值得深思的一個謎題便是，至關重要的郊祀禮，竟未保存進《禮經》之中。其禮儀設計全賴漢以后儒生從經典各處“復原”而來。不過，郊祀禮一則仍非公共參與的，而是天子代表天下人行禮；二則郊祀禮也必備灌酒于地、奉牲等飲食環節。也就是說，即使是在最具神圣性和公共性的祭天之禮上，中國古人也無法想象一種無需中介就能與神圣交接的方式。天子代表天下人是作為人與天之間的中介，飲食是敬奉神明的中介方式。

回到現實生活，我們當今的禮儀空間也已經現代化了。在理解“禮”時，我們腦海中最先浮現的是國家典禮的場景，而我們文明自身的“禮”的傳統式微了。同時，日常生活的禮儀仍不乏飲食要素，但是那已失去了“禮”的規范性，只是喧鬧的“俗”。禮儀空間不脫離日常生活世界，使得傳統社會的日常生活被神圣性與莊嚴感所包圍。今日，人的日常生活則失去了意義、神圣性和莊嚴感。安頓它不妨從重建日常禮儀傳統開始，由“俗”返“禮”，或可重啟“禮始諸飲食”的時刻。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57期第8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潘 顏

《社會科學報》2025年征訂

點擊下方圖片網上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