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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3月12日，杜魯門宣布將對希臘、土耳其實施反極權主義侵略的援助，并號召美國人在全球承擔反共產主義的義務。這一號稱“杜魯門主義”的政策宣示，標志著戰時美蘇同盟關系的公開破裂。

冷戰開始了，羅斯福在雅爾塔設計的大國合作為基礎的戰后規劃變得不合時宜，新形勢要求以遏制蘇聯和共產主義擴張為壓倒一切的政策出發點，所有問題皆須透過意識形態的濾色鏡重新審視，因中國變局有待調整的美國東亞政策也立刻受其影響。

3月17日，杜魯門主義宣布后的第5天，麥克阿瑟在東京的外國記者俱樂部發表講話，把在遠東未決的另一個重要問題——對日媾和——也提上了日程。

1、對日媾和的緣起

美國政府自1946年10月起便開始為占領結束后的對日媾和做準備。初期的準備工作是由國務院東北亞事務局日本事務科科長休·博頓來負責的，博頓組建了一個由5個人組成的獨立工作小組，該小組花了大約5個月的時間，在1947年3月初完成了美國第一份對日和約草案，即所謂的“博頓草案”。

“博頓草案”完成后，國務院將其送交給政府各部門傳閱。占領盟軍總司令部也得到一份。3月8日，博頓來到東京，而在此之前，麥克阿瑟已開始考慮要提出對日媾和問題。

3月2日，麥克阿瑟召見了英國外交部駐東京代表蓋斯康因爵士，跟他談起了對日媾和。麥克阿瑟表示，對日占領非武裝化和民主化階段的任務業已完成，唯余經濟恢復一項，盟國應考慮對日媾和了；如果不早日簽署和約恢復日本獨立，日本經濟將會為殘存的國際貿易限制和盟國的經濟歧視所扼殺。

蓋斯康因擔心對日媾和涉及的賠償、生產水平和信用破產等具體問題難以處理。麥克阿瑟認為，這些只是技術問題，甚至將來日本的安全保障問題也不難解決，可以交由聯合國來負責。麥克阿瑟還對華盛頓以歐洲戰略優先，將全部注意力集中在關注德國而忽視日本表示了不滿，并強烈希望在即將召開的莫斯科四國外長會議上，各國外長能就對日媾和問題展開討論。

但是，事與愿違。一周后召開的莫斯科外長會議的結果顯示，各國外長無意推進對日媾和，而杜魯門政府此時則全神貫注于如何應對蘇聯在歐洲進一步擴張滲透的問題。3月12日，杜魯門在國會提出“杜魯門主義”的咨文，宣布美國要在全球范圍內對極權主義進行遏制，并對希臘、土耳其實施反極權主義侵略的援助。

這篇咨文被認為是“吹響了冷戰的號角”。

公眾的注意力被杜魯門咨文的內容所吸引，麥克阿瑟很清楚國務院不會在此時關注對日媾和的問題。

于是，3月17日，自作主張，麥克阿瑟在東京外國記者俱樂部發表了一個與同蓋斯康因的談話內容相似的公開講話，麥克阿瑟宣布，現在盟軍已經結束了對日本民主化、非軍事化改造，完成了對日占領在軍事和政治方面的任務，但日本經濟問題的徹底解決，需要在締結對日和約、取消對日本經濟殘存的限制之后；目前日本已經到了可以締結和約的階段，在結束講話時，麥克阿瑟引用了丘吉爾的話，說西方的歐洲問題不是壓制德國，而是幫助它站起來；而美國在亞洲最大的問題，也是幫助日本站起來。

顯然，麥克阿瑟想轉移公眾注意力，向華盛頓方面施加壓力，使其重視日本問題。

麥克阿瑟之所以此時提出對日媾和，也有他個人的政治考慮。即想以他改造日本的成就，作為角逐1948年總統人選的政治資本，斯科恩伯格說，麥克阿瑟“在日本的每一句話和每一個行動，都是為了吸引美國的注意，增強他戰爭英雄的地位，并增進其作為和平締造者和有能力的政府管理者的名聲”。

盡管這種說法有些極端，但從后來麥克阿瑟打算角逐總統大選來看，麥克阿瑟未嘗不這樣想當然，麥克阿瑟提出對日媾和也有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充分理由：

延長占領意味著美國會繼續支出龐大的占領費用，這需要美國納稅人掏腰包；而在日本經濟惡化的情況下繼續占領狀態，會使占領效益遞減，有可能會得不償失占領日本是一筆昂貴的開銷，美國政府不僅每天要拿出上百萬美元的軍費開支，而且為了挽救戰后日本的經濟崩潰，還須向日本提供經濟援助。

根據1947年1月9日國務院遠東司副司長彭菲爾德公布的關于占領日本開銷的基本數字，美國每年要負擔1.88億美元用于對日占領，美國對日援助的花費也在逐年上漲：1945-1946年為1.08億美元，1946-1947年為2.94億美元，1947-1948年升至3.57億美元。

杜魯門政府需要花錢的地方太多，進行“公平施政”的國內社會改革開支龐大，全球各地尤其是與美國聯系緊密的歐洲，戰后重建工作也都亟待美援支持，麥克阿瑟強調的理由是，如果媾和后取消了對日本經濟的諸多限制，日本經濟便能逐漸自立，而同時美國也不用花費龐大的占領支出。

6月17日，國務院在盟總的政治顧問喬治·艾奇遜給國務院寫了一份報告，對麥克阿瑟的觀點做了進步闡釋，艾奇遜表示，美國正處于占領政策的轉折點，軍事占領已成為實現美國目的的障礙，只有盡早結束軍事占領，放松對日經濟限制，才能扭轉日本經濟崩潰狀態。

麥克阿瑟的公開提議在美國國內引起巨大反響，得到美國國會和公眾輿論的響應。自共和黨在1946年6月的中期選舉大獲全勝、控制了國會以后，國會便強烈要求杜魯門政府節約開支。

在新的年度計劃中，國會要求減稅20%以刺激經濟發展，并準備在政府預算中砍掉60億美元，眾議院撥款委員會主席約翰·泰伯曾請前總統赫伯特·胡佛為政府新的援助撥款要求提出建議，胡佛的建議是，由于德國和日本兩國在經濟自給自足后，便可不再依靠美國的援助，美國應該立即締結對德和對日和約，使他們加入到資本主義經濟世界中來。

2、何以援助德國和日本？

胡佛建議的基本觀念在國會被廣泛接受。5月，加利福尼亞州眾議員博爾森也向眾議院提案，建議政府應立即進行對日和約談判，美國國會關心的主要是對日本經濟支持的問題。

戰敗后，由于糧食匱乏、生產癱瘓、通貨膨脹和因軍隊復員致使失業人數劇增等一系列原因，日本正處于經濟崩潰的邊緣。

日本政府通過占領盟軍總司令部向華盛頓請求援助，盟總出于人道主義的考慮和順利實現占領日標的現實需要，也對日本政府的要求予以了支持。但是，美國政府的援助并不能是無止境的，正因為考慮到經濟支出，在麥克阿瑟提議對日媾和之后，美國國會和輿論界要求對日媾和的呼聲一直持續存在。

例如，8月，《時代》雜志的一篇文章里寫道，沒有任何協定和道義，“要求我們永久持續這種狀態，在每年花費上億美元的同時卻威脅著整個遠東的繁榮”。9月25日，羅伯特·塔夫脫參議員向國會提出了七點外交政策計劃，其中一條就是要求“盡可能快地”締結對日和約，11月21日，眾議院軍事委員會的一個下屬委員會，也建議迅速締約而不用考慮俄國人的參加與否，并尤其批評了政府繼續占領耗資巨大的問題。

實際上，自1947年初開始，杜魯門政府也在考慮如何挽救日本的經濟崩潰，并把這個問題與美國對世界貿易狀況的整體考慮聯系在一起。戰爭結束后，世界經濟進入了一種惡性循環，一方面，美國是唯一總體經濟水平超過戰前的國家，其經濟能力超過了其他國家的總和，成了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場”，而且由于戰后各國對各種產品的需求猛增，使得美國工廠可以開足馬力為全球需求進行生產。

但另一方面，由于戰爭摧毀了除美國外幾乎所有國家的經濟，美國之外的各個國家都面臨著嚴重的經濟困難，這些國家雖有對美國產品的大量需求，但卻缺乏購買能力，美元到處短缺，像黃金一樣值錢，出現了全球性的“美元荒”，于是，各國不得不向美國大量舉債，以購買美國商品，但這樣一來，就出現了美國借錢給各國以購買美國產品，獨立支撐世界經濟運轉的狀況，美國不能停止借債給各國，因為各國對美國產品的需求支撐著美國經濟繁榮，一旦缺少這種需求，會帶來美國經濟的蕭條，但由于缺少支付能力，各國的還貸也遙遙無期，美國進退維谷，經濟學家提醒美國政府，如果任由這種狀況繼續，不僅美國自身經濟難以承受，世界貿易體制也可能面臨癱瘓。

解決的唯一辦法，是只能等待這些國家自身經濟得到復興。

在1947年1至4月間，美國政府召開了無數次內閣會議，討論如何重建戰后世界經濟體系的問題。討論的結果，是決定從解決全球性的美元短缺入手，幫助各國尤其是西歐重建經濟，從而帶動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復興。

4月28日，剛從莫斯科開完46天拉鋸式外長會議的馬歇爾國務卿回國后發表了一個廣播演說，發出了美國準備致力于大規模援助歐洲的信號。

馬歇爾說，“歐洲的復興要比期望的慢得多。分化瓦解的力量日益明顯。病人正陷入沉疴，而醫生們還在討論不休。所以我認為不能等待那曠日持久、耗盡精力達成的妥協，必須立即采取行動。”

3周之后，5月18日，副國務卿迪安·艾奇遜在密西西比州克利夫蘭的公開演說中，更進一步明確表達了美國振興歐亞經濟的意圖，同時還特意指出經濟復興包括了德國和日本。

艾奇遜說，由于日益擴大的美元缺口（當時逆差已逾80億美元），世界經濟陷于崩潰邊緣。為使全球經濟穩定，必須倚仗德國和日本這兩大工廠的復興。艾奇遜宣布，美國政府即將實施對外經濟戰略政策以重建德國和日本經濟。

以此為開端，美國開始做援助歐洲和亞洲的各種準備。政府各部第一步重點考慮的是歐洲經濟復興計劃（即馬歇爾計劃），該計劃準備在4年內向歐洲提供170個億，幫助歐洲各國的經濟重建。

同時，相關部門也著手醞釀重建亞洲經濟的計劃。援歐計劃的重點是德國，美國希望以德國經濟的恢復帶動整個歐洲經濟的復興；而美國對亞洲經濟重建的考慮則是以日本為中心。當然，美國的援助并非無條件，這些計劃也與遏制蘇聯共產主義滲透的政治考慮結合在一起，不過，與麥克阿瑟認為日本經濟重建需要以締結對日和約來解決正好相反，在華盛頓的政府要員，國務卿馬歇爾、海軍部長（后來是國防部長)福勒斯特、副國務卿艾奇遜、政策設計組組長喬治·凱南等人擔心的是，一且美國終止對日占領，日本的政治經濟行將崩潰。

基于不同的考慮，圍繞博頓草案和麥克阿瑟的提議，美國政府內各部門在對日媾和問題上產生了嚴重分歧。

3、要不要對日媾和的爭執

麥克阿瑟的提議把對日媾和問題提上了桌面，但是，是否應該進行對日媾和，如何媾和，怎樣設計對日和約，美國政府內部則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博頓草案”是根據1945年戰爭結束后9月22日公布的《投降后初期美國對日政策》的基本精神來制定的。在《投降后初期美國對日政策》中，美國提出的對日占領的最終目標，是使日本今后不再成為美國的威脅、不再成為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威脅。

同時，博頓草案也體現了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在1946年6月21日發表的關于對日媾和問題講話的精神，體現了初期占領時所提倡的非武裝、非軍事化的觀念。

博頓草案設計中，確保日本不能恢復軍事能力，不能取消占領時期的各種改革，是考慮問題的關鍵。為此，戰時的盟國被賦予各種廣泛的權利，以便對日本進行長期有效的監督。草案中對日本的具體限制措施包括：日本不能恢復國內警察和海岸警衛部隊之外的任何軍事力量，不能研究與軍事相關的可裂變物質，不能制造和使用不論是軍用還是民用飛機，不能進口和儲藏超過正常需要的戰略原料等等。

同時，草案還規定，締約后雖撤銷盟總、遠東委員會和對日理事會等現有占領下的對日管制機構，但仍以盟國大使委員會，對日本的非武裝和非軍事化進行監督；大使委員會成員來自當時組成遠東委員會的11個國家，有效監督管制的時間將是25年。草案表示，在長期的國際監督之后，將逐步恢復日本的主權。

博頓草案在美國政府各部傳閱后幾乎立刻便遭到各方批評。批評的關鍵，在于認為這份草案不能適應變化了的世界新形勢，它所反映的世界形勢觀念是第二次世界大戰而非已經開始了的美蘇冷戰。

由于草案是基于戰爭結束時大國合作的判斷來設計對日和約，因此，草案中既沒有關于媾和后日本安全問題的條款，也沒有保證美國在日軍事存在的相關規定。這顯然不符合對蘇冷戰的新要求。

在麥克阿瑟看來，博頓草案的問題首先是對日本的限制過多。3月21日，麥克阿瑟在寫給國務院的備忘錄里表示，經過了占領時期的民主化改革，已經不需要、也不應該對日本主權設置太多的限制，因此，“不能不認為（草案）從內容、目的及形式上都是帝國主義性質的。締約后對日軍事占領仍要繼續下去不切合實際”。

其次，麥克阿瑟認為草案中應加入有關安全的條款對安全問題，他強調兩點：

一、應確保美軍在沖繩和日本過去在太平洋委任統治諸島上的基地；二、應以聯合國來保證日本的中立，麥克阿瑟對自己在日本進行民主化改革的成效很有信心，在他看來，只要確保美軍在沖繩和各島的基地，并由聯合國保障日本像瑞士一樣的中立地位，日本就不再會成為美國和東亞安全的隱患。

此外，從恢復日本經濟的考慮出發，麥克阿瑟還強烈主張早日媾和，取消對日本經濟的諸多限制，使其能逐步實現自立。

4月18日，麥克阿瑟向訪問東京的博頓提出了對日媾和的具體日程表：

1947年夏(6一9月間)召開由遠東委員會成員國參加的預備會議，允許日本與會并發表意見；年底完成和約討論工作；1948年夏天締結對日和約。麥克阿瑟要求博頓將此意見向國務卿馬歇爾直接報告，并且強調，不論蘇聯是否參加美國都應當盡快媾和、必要時美國可與日本單獨締結和約。

軍方也對博頓草案強烈不滿。軍方反對的關鍵，是認為草案從根本上缺乏對軍事安全的基本考慮，盡管麥克阿瑟也認為博頓草案缺乏安全考慮，但是，與麥克阿瑟正好相反，軍方以對蘇防御的軍事安全需求為由，強烈反對在遠東軍事安全問題得到解決之前，結束占領，對日媾和。

不論海軍還是陸軍，都堅持美國必須把日本全境作為美軍潛在的軍事基地，反對美軍撤出日本，不僅如此，軍方還考慮為了防御蘇聯，應當重建日本的軍事力量。在軍方看來，麥克阿瑟所主張的日本中立化和由聯合國保證日本安全，是不現實和有害的，海軍部長福勒斯特坦言，“聯合國是空頭支票。”

海軍提出要求保證美軍在橫須賀的軍事基地及附屬的空軍基地，并保證美軍在整個日本列島的行動自由，陸軍部計劃行動組奇芬上校則表示，在任何情況下日本都不能被宣布為中立或接受聯合國的監督，因為那樣它將失去作為抵抗蘇聯在亞洲擴張堡壘的價值，華盛頓軍方與麥克阿瑟唯一的共同點，是兩者都以遏制蘇聯和共產主義擴散的軍事安全需求為由，堅持要求保證美軍在沖繩和前日本委任統治諸島的軍事存在。

海陸軍部還堅持要求美國對沖繩和前日本委任統治諸島進行“戰略托管”，而非在聯合國監督下的一般托管。

總體上看，如果說麥克阿瑟對博頓草案的反對在某種意義上是站在維護新政改革成果的自由主義立場的話，那么，軍方的觀點則體現了冷戰開始后美國在軍事安全上極端保守主義的考慮。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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