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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伊斯蘭革命后，伊朗雖然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蘭政權，但仍然面臨著諸多國內外挑戰。為鞏固伊斯蘭革命成果和實踐霍梅尼教法學家治國的理念，伊朗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伊斯蘭化運動，領域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各個方面。

革命后的10年里，霍梅尼的全面伊斯蘭化政策和革命性措施，在鞏固伊斯蘭政權的同時也為伊朗未來政治奠定了發展基礎。

1、政治改革

在政治上，霍梅尼的首要任務是穩定革命后的政局，同時加強組建效忠革命的伊斯蘭勢力。為繼續贏得知識分子和改革主義者的支持，霍梅尼任命巴扎爾甘組建臨時政府。1980年，薩德爾當選為總統。

正當這兩位接受過西方教育，主張民主政治，欲借革命契機施展改革抱負之時，霍梅尼對原有國家機器的改造和雙重權力機構的設置，限制了伊朗革命中改革任務的延續。

革命開始沿著新的道路前進。為維護伊斯蘭革命成果和政權的伊斯蘭特性，霍梅尼開始在軍隊、行政、立法、司法體系中開始建立效忠革命的伊斯蘭力量。在行政體系中，政府官員需要參加伊斯蘭考試，測試他們是否效忠革命和致力于國家的伊斯蘭建設。

在立法領域，為保證議會立法的伊斯蘭性，伊斯蘭政府在建立國民議會的同時，還建立了憲法監護委員會，并賦予了該委員會極大的權力。

根據憲法第91條規定，為保證國民議會的決定不違背伊斯蘭和憲法的原則，由領袖或領袖委員會推舉六名公正的、對時代要求和當前問題有了解的毛拉，以及由議會通過投票從最高司法委員會向議會推薦的穆斯林法學家中選出六名法學家，組成監護委員會。

監護委員會成員每六年選舉一次，第一屆監護委員會在三年之后，兩部分成員中各有一半通過抽簽的方式被裁掉，另選新成員接替他們。憲法第93條規定，沒有監護委員會，議會沒有合法性。第94條規定，議會通過的一切決議、提案必須遞交監護委員會審查。

第96條規定，判定議會通過的決議不違背伊斯蘭教義需監護委員會的大多數毛拉同意，判定它不違背憲法則要由監護委員會全體成員的大多數同意。第98條規定，對憲法的解釋以監護委員會四分之三多數通過的意見為準。第99條規定，監護委員會有權監督共和國總統的選舉、國民議會的選舉以及公民投票。伊斯蘭政府希望通過成立憲法監護委員會，來保證立法的伊斯蘭性。

2、司法與軍事改革

在司法領域，霍梅尼提出“八點法令”，被稱為“司法的伊斯蘭化”。

八點法令明確規定將沙里亞法（伊斯蘭教法）作為司法評判的唯一依據，這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司法領域的伊斯蘭化。除了繼承巴列維時期的司法體系外，伊朗還建立了伊斯蘭革命法庭。

1982年8月，最高司法委員會宣布廢除1907年以來“非伊斯蘭的”法律和法規，伊斯蘭法和教法學家成為法庭審判的唯一法律準繩。

在軍隊，為了保證革命的穩固性和建立自己的軍事力量，伊斯蘭革命衛隊成立，從而在伊朗的軍隊系統中出現了兩支并列的軍事機構，革命衛隊的建構與正規軍一樣有海陸空三軍。

1980年3月，伊斯蘭革命衛隊指出，革命衛隊的主要任務是追查和逮捕反革命武裝；解除未經授權的個人武裝；調查和收集情報；在示威游行和集會時維護公共秩序，以防止破壞法律和秩序；在政府授權和革命委員會的監督下，支持被壓追人民追求自由和公平的運動。

1981年7月，革命通訊社再次明確革命衛隊的兩個最主要任務為：保衛以教法學家權威統治為核心的政權和保衛圣戰的權利，并強調“不能剝奪革命衛隊的政治和思想信仰”。

1982年9月，伊朗議會通過《伊斯蘭革命衛隊法》，該法令要求革命衛隊在最高領袖的指導下，加強意識形態上的神權統治，要求革命衛隊與其他武裝力量和經過軍事訓練的人民力量加強合作，以此增強伊斯蘭共和國的防御力量。

而且為了加強對軍隊的控制，伊朗還專門設立了宗教意識形態教育機構，向士兵灌輸伊斯蘭革命思想。1979年11月美國使館被占領后，霍梅尼認為美國入侵伊朗的可能性增大，因此號召建立一個“2000萬人的軍隊”。1980年初，伊斯蘭革命衛隊正式建立了半軍事組織巴斯基。該組織吸納了很多年輕志愿者，當地的清真寺經常被用作招募和訓練中心。

1982年3月，巴斯基志愿者首次被允許上前線打仗，年輕成員們成為兩伊戰場上伊朗人海戰術的主力。

3、經濟改革

在經濟上，霍梅尼認為，伊斯蘭經濟既不同于社會主義經濟，也不同于資本主義經濟，而是優于二者的“健康經濟”，要求人們承認并尊重在伊斯蘭制度之內的合法私有制和私人資本。他認為真主是萬物的所有者，擁有絕對的所有權，所以財富和財產的所有權都是相對的，所有權、出售權、轉讓權都受到伊斯蘭教規的限制。

霍梅尼認為伊斯蘭經濟中勞動和資本的關系是建立在合作的基礎上，伊斯蘭政府有權干預私有經濟。

憲法第44規定了伊朗的經濟形式。該條款規定，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經濟制度是有計劃地建立在國營、合作經營和私營三種成分的基礎上。

國營成分包括所有大工業、重工業、外貿、大礦業、銀行、保險、勞動力、水壩、大型水利灌溉網、電臺、電視臺、郵電、航空、航運、公路、鐵路等，這些都是公共財產，屬國家所有。合作經營包括城鄉中按伊斯蘭原則建立的生產和分配的公司和合作企業。私營成分包括一部分農業、畜牧業、工業、商業和服務行業，這一成分是輔助國營和合作經營的經濟成分。

所有這三種經濟成分的所有制只要不違背伊斯蘭法律，有利于國家經濟的發展，不損害社會，都是受伊斯蘭共和國法律保護的。

1979年6月7日，伊斯蘭革命委員會把27家私人銀行收歸國有，其中13家是與外國合資的銀行。6月25日，政府把15家私人保險公司收歸國有。到1979年夏末，36家國有銀行和國有化后的銀行重新組成10大銀行。

為實現伊朗經濟獨立，減少對西方經濟的依賴，1983年，政府開始實施“第一個發展計劃”，計劃主要目標包括：

（1）發展教育和文化，最終實現免費的中小學教育；（2）確保經濟獨立，優先提供本國的資本、商品與技術，在商業和制造業上優先考慮本國生產的商品：（3）提供社會保障、健康及醫療保護，提供衣食和住房；（4）消滅失業，保證被剝削者的利益。

尤其是在革命后為管理前王朝的財產，政府成立了伊斯蘭基金會，負責管理國王、流亡國外的大地主、大企業家的財產等，并將這些財產進行公平分配。其中建立于1979年3月的弱者基金會是伊斯蘭革命后建立的一個龐大的經濟實體。

1980年末，該基金會已經控制了259家公司，在接下來的兩年半又接收了約236家公司。在這些公司中，200家是制造業公司，250家是貿易公司，45家是農用工業公司，有超過85000人為該基金會工作，雇員總數超過了伊朗國有石油公司的人員。

該基金會由賽義德·邁哈迪·塔巴塔拜領導，由總理監督，后來轉為由霍梅尼直接領導。

1979年6月，政府還成立了“重建運動”組織，政府希望通過該組織的活動可以彌補城鄉之間的差距，提高識字率，向伊朗農村地區宣揚伊斯蘭文化和革命，增加農村人和城市受教育者之間的對話和交流。重建運動附屬于伊斯蘭革命委員會，有一批專業化的干部，并受到了醫生和工程師等專業志愿者的幫助。重建運動在全國各地修筑橋梁和興建灌溉工程，修建學校和健康中心，重新分配土地，向農民發放貸款。

在組織建立的前兩年里，他們宣稱已經建設了8000英里的公路、1700所學校、1600座公共澡堂、110個健康中心。為救助農村的貧困人口，1979年初，當局還建立了伊瑪目霍梅尼救助委員會，在五年中，委員會建立了530個分支，覆蓋4萬個村莊，為110萬個家庭提供醫藥、教育和福利。

4、社會方面的改革

在文化上，霍梅尼尤其強調社會伊斯蘭意識形態的教化。

1979年7月23日，霍梅尼提出：

“毒害我們青年的東西之一就是音樂，只需片刻，音樂就會讓聽者懶散遲純…音樂和鴉片之間沒有區別…如果我們希望有一個獨立的國家，我們的電臺電視臺就應具有教育性，音樂就必須被排除。…演奏音樂就是對國家和青年的背叛行為。”

1979年7月24日，伊斯蘭共和國廣播電臺主任宣布，根據伊瑪目的教導，禁止廣播音樂，唯有伊斯蘭音樂和革命軍樂允許播放。1979年，政府關閉了全國256家電影院中的180家，而且這一時期，伊朗電影多為揭露巴列維王朝時期的道德敗壞、經濟依附、從屬西方和政治壓迫，宣傳自我犧牲、殉道和革命忠心。

在教育領域，霍梅尼要求大學進行伊斯蘭化。1980年3月21日，霍梅尼指出，“伊朗所有大學應服從高尚的革命，所有與西方有聯系的教授都應被肅清，大學應成為學習伊斯蘭科學的中心。”

4月26日，霍梅尼再次發表講話：“當我們談起改革大學時，我們的意思是我們的大學目前處于依賴他人的從屬地位。它們是帝國主義的大學，它們所教育和訓練的人迷戀西方。”

1980年5月，霍梅尼下令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該委員會在高校大規模清洗“非伊斯蘭分子”。真主黨、伊斯蘭革命衛隊也出動開展“清校”活動，關閉大學，查封研究所。

1980年6月，在霍梅尼倡導文化革命初期，伊朗還成立了大學運動組織，很多大學生成為該組織的重要成員。

當局根據大學運動組織提供的信息，辭退了被認為受到諸如馬克思主義、資本主義、民族主義、自由主義和民主等東西方意識形態影響的老師。

文化革命委員會還重新設置課程，編寫新的教材，用伊斯蘭教的知識去替代西方的觀點。伊斯蘭政府還試圖在大學和神學院之間建立聯系，霍梅尼曾明確指出應在德黑蘭大學和庫姆的首席神學院菲茲亞神學院之間建立特殊關系。

1982年12月中旬，部分大學重新開學，學校老師和學生的人數與以前相比減少了很多。根據官方的數字，1979-1980學年，在校學生人數約為175675人，其中35559名為畢業生。在“文化革命”后的第一個學年，在校大學生僅為117148人，其中5973人畢業。
1979-1980年學年，伊朗教師總數為16222人，1982-1983學年減少到9042人。1987-1988學年，667000名申請者中僅有65000人獲準接受高等教育，1989-1990學年，752343名申請者之中也只有61000人進入大學。

而且忠于伊斯蘭是進入大學的標準，自愿參加對伊拉克作戰者、通曉伊斯蘭教規者優先入學。

在小學教育中，政府也很注重伊斯蘭教化。伊朗的小學課程包括波斯語閱讀和語法、《古蘭經》、宗教和倫理學、社會學、自然科學、衛生學、算術和幾何、美術、書法和體育。在巴列維王朝時期，小學二到五年級的波斯語閱讀理解和語法課內容中，表現波斯神話和傳統的占39%，贊美國王的占18%，宣傳政府現代化努力的占14%，弘揚愛國主義的占14%，頌揚慈祥寬厚的統治者的占9%，宣傳極端愛國主義的占6%。

而在伊斯蘭共和國時代，從小學二至五年級同樣課本的內容來看，表現伊斯蘭信仰的占40%，贊美安拉的占24%，否定國王權威的占24%，提倡殉道的占10%，歌頌霍梅尼個人的占2%。

在婦女問題上，革命后婦女被要求重新戴上頭巾，不戴頭巾被認為是腐敗行為。1980年7月5日，政府下令所有在政府和公共機構工作的婦女必須戴上頭巾。

時任總統哈梅內伊稱：“頭巾是伊斯蘭教的責任，化妝佩戴裝飾品、露出劉海都是非伊斯蘭的”。一年后，議會通過《伊斯蘭著裝法》，它適用于伊朗境內所有婦女，不管她是不是穆斯林，違反法律者將受到最高一年監禁的懲罰。

5、輸出革命的外交理念

在外交上，霍梅尼提出“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的政治主張，在強調伊朗政治獨立性的同時，主張輸出革命。

伊斯蘭革命后，西方尤其是被稱為“大撒旦”的美國，被視為是伊斯蘭民族的壓迫者和敵人，以蘇聯為首的東方集團則被視為異己力量。

霍梅尼這一外交主張，一方面是他對伊朗國家獨立的極端反映，另一方面也表現出他對伊斯蘭意識形態的自信。這種自信還表現在1989年1月1日霍梅尼給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指出，不管東方和西方，他們在意識形態上都已崩潰，因為他們缺乏精神價值，他提出，伊斯蘭價值觀是所有民族解放和幸福的途徑，應當用伊斯蘭價值觀來填補這個“意識形態真空”。

他指出：

馬克思主義“不能回答人類需求的任何問題，這是一個唯物主義的意識形態，在面臨信仰危機的時候，它不可能通過唯物主義來拯救人類，而信仰危機在東方和西方的社會中是一個深層次的疾病。”“你的國家最主要的問題不是所有權、經濟或自由等問題，你們的困難在于沒有信仰真主，同樣的問題使西方走向倒退，最后終結，你們主要的問題是長期與真主作無用的斗爭，而真主則是一切存在和創始的來源。”

輸出革命作為伊朗外交政策的重要內容，盡管在伊朗高層中關于實現的方式有不同看法，但在目標上有著一定的共識。

時任伊朗外長維拉亞提指出：“我們將繼續以文化的方式輸出革命，西方國家也在做著這樣的事情，他們利用大眾傳媒和外國留學生輸出他們的文化、他們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

拉夫桑賈尼曾經表示，“從革命成功的初期開始，我們就認識到這場革命不是僅限于我們邊界內的一種現象”，“在日前條件下，如果我們能設法創立一個可以接受的社會典范，建立一種合適的、進步、逐步演變的模式和恰當的世界伊斯蘭準則，那么我們就將達到世界恐懼的目標，而那就是輸出伊斯蘭革命。”

兩伊戰爭也被認為是輸出革命的一部分，如1989年2月，霍梅尼說：

“每一天我們都在為戰爭祈禱，為這場戰爭我們動用了所有的資源。通過戰爭我們向世界輸出了我們的革命：通過戰爭我們證明了我們的受壓迫和侵略者的專制c：通過戰爭我們揭露了世界貪婪者的欺騙嘴臉：通過戰爭我們分清了我們的敵人和朋友；通過戰爭我們踩斷了東西方的脊梁，鞏固了伊斯蘭革命的根基”，在戰爭中我們總結出我們必須自立。”

為了有效地輸出革命，伊朗當局成立了“全球革命部”，聯絡和支持世界各地的伊斯蘭激進主義運動組織，其中包括“伊拉克最高伊斯蘭革命協會”，其領導人是巴克爾·哈基姆，該協會與伊拉克達瓦黨和“伊拉克伊斯蘭阿邁勒”密切合作，在伊拉克開展反薩達姆的斗爭。

此外還有“黎巴嫩伊斯蘭革命協會”、“阿拉伯半島伊斯蘭革命協會”、“非洲和阿拉伯馬格里布最高伊斯蘭革命協會”、“亞洲最高伊斯蘭革命協會”等。

1983年4月18日，“黎巴嫩伊斯蘭阿邁勒運動”炸毀了貝魯特的美國大使館，聲稱這次襲擊是“伊朗在全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役的一部分。”據報道，伊朗在黎巴嫩的花費1985年為3000萬美元，1987年超過6400萬美元。

“阿拉伯半島伊斯蘭革命協會”則由毛達內西領導，協調沙特、科威特、巴林三國親伊朗的伊斯蘭組織活動。

1981年，伊朗成立了伊斯蘭宣傳組織，其主要任務是“輸出革命文化”，該組織提出：“輸出革命是社團領導人和伊斯蘭共和國的目標之一，這一神圣的活動不能用劍也不能用武器來完成，而是使用筆、語言、宣傳和藝術的手段。”

該組織還使用阿拉伯語、英語、土耳其語、庫爾德語等多種語言出版書籍，介紹伊斯蘭教的基本信條，強調維護穆斯林團結，并在伊斯蘭革命周年紀念日期間，就穆斯林世界的重大問題召開國際會議。

在霍梅尼輸出革命的過程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和海灣君主制國家成為攻擊的重要目標。伊朗號召海灣各國人民效仿伊朗革命推翻統治當局，實現人民權力，尤其是對沙特的家族政治提出不滿。

伊朗采納了蒙塔澤里的主張，將朝覲作為宣傳伊朗革命的有利時機，從而導致伊朗朝覲者與沙特政府軍之間沖突不斷。

1979年11月，400名全副武裝的伊斯蘭主義者占領了麥加清真寺，與沙特政府軍發生沖突，并在沙特什葉派地區引發了親霍梅尼的游行示威。1981年9月，7萬名伊朗朝覲者決定利用朝覲之際宣揚霍梅尼的伊斯蘭政治行動主義主張。25日，伊朗朝覲者與沙特的安全部隊發生沖突，22名朝覲者和6名沙特士兵受傷。此外，伊朗指責部分海灣國家是美國的代理人，是壓迫人民的專制政府，如在巴林和美國關系上。

1971年，在英國撤出中東時，巴林統治者與美國簽訂了秘密條約，允許美國在巴林阿里賈法爾建立軍事基地，巴林也因此成為美國中東部隊的重要據點。1977年6月，條約到期后，又秘密續約，為美國海空軍提供方便。1980年4月，美國飛機在前往土耳其之前降落在巴林空軍基地加油。此次事件的曝光，在巴林和科威特引起了大規模的游行示威。伊朗對此深為不滿，號召海灣國家人們團結起來反對本國的親美政府。

1982年，霍梅尼號召海灣國家的人民不要再對美國和其他剝削者卑躬屈膝，因為“這些大國們想攫取你們的黑色黃金——石油，伊朗政府和人民希望將你們從超級大國的奴役中解放出來。”

為抵御伊朗輸出革命的威脅和伊拉克的挑戰，海灣合作委員會成立。

面對伊朗輸出革命的挑釁態勢，1981年12月，在巴林召開的海合會內政部長會議上，沙特內政部長納伊夫·伊本·阿卜杜勒·阿齊茲說：“伊朗人曾經說過，革命后他們不想成為海灣警察，但他們現在已經成為海灣的恐怖主義者。”之前，巴林政府曾逮捕了60名試圖發動政變的人。

對此，納伊夫在拜訪巴林內政部長時稱，“這一陰謀受到了伊朗的支持，目標是針對沙特的。”兩位部長隨后簽訂了安全協定，巴林總理哈里發稱，“對海灣國家來說，外部危險是伊朗和德黑蘭的當局，伊朗政府正在挑唆巴林和海灣各國的什葉派們，讓他們匯聚到伊斯蘭革命的口號下…伊朗幫助他們訓練使用武器，策劃謀反，然后將他們送回母國煽動暴亂，摧毀國家安全。”

科威特的一位高官說：“伊朗人的革命看上去并不能接受我們政府體系的合法性，他們在泛伊斯蘭主義的掩飾下輸出他們的什葉主義。”

然而在伊斯蘭革命后的10年里，世界和中東地區發生了許多變化，對伊朗產生最直接影響的是長達8年的兩伊戰爭。這些事件的發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霍梅尼實踐其輸出革命的外交理念。尤其是在長達8年的兩伊戰爭中，伊朗強烈反美反以的外交主張并沒有妨礙他們與美國和以色列的交易軍火。據稱，在兩伊戰爭中美國直接向伊朗運送過價值約1億美元的武器，通過以色列向伊朗提供了2.5億美元的武器。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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