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光明日報》，2025年06月21日 01版，“我是這樣做學問的”專欄，記者鄧暉采訪整理。吳良鏞為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

我自少時面對戰后的滿目瘡痍，即立志于城市規劃與建筑事業。作為建筑學人，終身在教師崗位工作，經歷中國城市規劃變遷，風風雨雨數十載。回顧學術人生，我深切體會到，科學理論的創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應始終堅定學術追求，時刻保持對新鮮事物的敏感，不斷注意現實問題與學術發展的情況，進行知識累積、比較研究、借鑒啟發，逐步“發酵”。結合自己學術人生經歷，想與諸位同道分享一些體悟。

第一，志存高遠。對于學人而言，學術方向是靈魂。人生的道路有很多十字路口，每一個人生階段，越過路口始能前進，錯過了就難以回頭，因此心懷大理想、把握大方向非常重要。對此，我體會很深。我之所以選擇建筑事業，并作為一生追求的方向，與我青少年時代的成長經歷有密切關系。我1922年生于南京，當時內憂外患，中國大地上戰火連連，苦難深重。1937年南京淪陷，我隨家兄流亡重慶，于四川合川繼續中學學業。記得1940年7月高考結束的那天下午，合川城遭遇日軍空襲，大火一直燃燒到第二天清晨降雨始息。1942年，矗立于重慶嘉陵江邊的中央大學建筑系系館屋頂被暴風雨破壞，工人在整修屋頂時不幸觸電身亡，當時我正讀到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戰亂的苦痛激勵我重建家園的熱望，我立志以建筑為志業，開始自己的“人居”逐夢生涯。隨著自己的成長，對國家社會發展、建筑事業發展認識的不斷加深，我對建筑專業的學習研究不斷提高，志向也在不斷增強。1948年我經梁思成先生推薦赴美國匡溪藝術學院求學，1950年學成后，應梁先生信中“新中國百廢待興”的召喚，毅然從尚為英國盤踞的香港取道回國，投身新中國建設和教育事業中。1983年，我從清華大學建筑系主任的行政崗位上退下，時任副校長張維邀請我前往深圳大學創辦建筑系，我婉拒了他的盛情，堅持和一名助教，在半間屋子、一張書桌、兩個坐凳的條件下創辦了清華大學建筑與城市研究所，由此有了后來人居環境科學的頓悟。類似的情況，一個人一生不知要經歷多少，回顧既往，我自審之所以沒有“轉錯”大方向，很大程度上還是與早年“立志”有關，立志在建筑與城市的學術領域做一些事，繼而在不同時期，根據現實條件，作出相應選擇。

第二，治學應注重哲學思維，善用哲學方法。20世紀40年代后期，我就學于世界著名建筑大師伊里爾·沙里寧門下，對當時日新月異的種種“理論”，他頗不以為然。“普通常識已非普通之識”，他常常強調“思想方法”的重要性，并通過一些例證來談論這些問題，歸之于哲學的思考。我一時似懂非懂，對深層的含義并不能完全領會。20世紀50年代回國后，我積極投入抗美援朝和工業現代化的大潮中，與此同時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逐步認識到哲學學習的重要性，并將其逐漸運用到專業工作中。舉個例子，清華大學原校長蔣南翔曾經講過，工作做完，認識只完成了一半，總結以后，認識才算完成。這啟發我盡可能對工作及時進行總結，并力所能及地提升。1987年，我在第七期市長研究班上，運用哲學的觀點回顧了中國乃至世界城市規劃歷史中富有哲理的事件，提出城市規劃必須在哲學思想指導下對各種理論做統一的思考，包括集中與分散、控制與發展、建設與破壞、偶然與必然、理想與現實等等。比如，理想與現實。城市規劃工作的內容需要高瞻遠矚、面向未來，因此不能沒有理想。但規劃工作者與烏托邦主義者不能等同，他們之間的區別在于城市規劃工作有目的、有方法、有途徑去促進其實現，必須是現實主義者。所以規劃工作者必須在高昂的熱情中不忘理想，并能解決難點，這都是哲學思想給我帶來的治學啟示。

第三，要時刻以問題為導向，做到復雜問題有限求解。現實世界中問題多，可怕的是習以為常，輕輕放過，不去認真思考。要有“問題意識”，注意發現問題、思考問題，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和其源頭所在，探索怎樣解決。成功者都有類似“牛頓被掉下蘋果砸到”的經歷，有問題，認真求索，另辟蹊徑，得以求解，科學才能前進。以北京菊兒胡同“類四合院”住宅為例，在體系完整的四合院街坊內插入五層樓高的單元式住宅，會破壞傳統京城的整體性。能不能圍繞著大樹布置二三層樓房四合院，每家有廚房洗手間，并能通風日照、共享庭院休憩空間？這種布局方式的設想并不難，早在1978年進行什剎海合院設計時就有考慮，有人批評其不現實，因為它難以達到單元式五層樓的容積率。為了達到1.2的容積率，我從1981年到1988年，用了8年時間，歷經若干方案，最終達到這個要求。當時正逢“危舊房改建”的機會，我們才得以在菊兒胡同的一期與二期實施設計方案，我們的經驗就是“以問題為導向”并加以持續探索。

發現問題之后，還要做到復雜問題有限求解。1989年，我在《廣義建筑學》第九章中專門討論方法論，將其歸納為“系統觀”與“融貫的綜合研究”。2001年，在《人居環境科學導論》中，我基于長期的思考與實踐探索，從復雜性科學的角度，對于開放復雜巨系統的求解問題進行了理論上的總結與提升，提出“以問題為導向”“庖丁解牛”“牽牛鼻子”等方法。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提出“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以重大問題為導向，抓住關鍵問題進一步研究思考”，人居科學長期以來就是這樣做的。當前的發展現實更為復雜多變，簡單的跨界、交叉學科等已經不能完全解決問題，為今之計，應當更加自覺地運用復雜性科學的思想指導實踐。宜乎采取“復雜問題有限求解”的方法，以現實問題為導向，化錯綜復雜問題為有限關鍵問題，尋找在相關系統的有限層次中求解的途徑。正如《淮南子·詮言訓》所言：“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眾。大樂必易，大禮必簡。”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將復雜問題簡單化，而是在保留對象復雜性的前提下，進行綜合提煉，尋找關鍵點，也就是事物的“綱”，集中聚焦。綱舉而后目張，以此“戰略規劃”（綱）帶動全面的“行動計劃”（目），應當可以較為審慎地、切實地解決實際問題。

指導學生、參與實踐、投身科研，畢生秉持“匠人營國”的精神，致力于“謀萬家居”的事業，這就是我的“求索之路”，也是我矢志不移的“中國人居夢”！雖年歲日增，但我仍要求自己以一種積極的精神面貌面向未來。我深切感受到，今天我們正面臨一個大時代，充滿無限生機和激情，需要青年同仁們不斷在學術上探索新路。我真誠地期望，我們這個時代能夠產生學術的巨人，迎接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來源：《光明日報》（2025年06月21日 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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