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0輛奇瑞風(參數丨圖片)云轎車從安徽蕪湖啟程,運往敘利亞。這家成立僅四年的“新人”,由此開啟了全球化的征程。
24年后的今天,奇瑞出口銷量即將突破500萬輛大關,將成為中國首家出口超過500萬輛規模的乘用車企業。
從一個資金有限、品牌知名度不高、產銷規模較小的企業,到中國乘用車出口的領頭企業,奇瑞是如何實現這一轉變的?關鍵轉機是什么?
圖片來源:奇瑞汽車
5年,300萬輛
奇瑞汽車出口規模的增長軌跡,與中國汽車出口整體趨勢高度相關,但增速明顯超越行業平均水平。
數據顯示,奇瑞出口量從2015年的8.7萬輛增至2024年的114.5萬輛,年復合增長率達32.8%,遠高于同期中國汽車出口23.1%的復合增長率。奇瑞在中國汽車出口中的占比從約12%攀升至19.5%。這意味著,2024年中國每出口5輛車中,有近1輛來自奇瑞。
2020年前后,是奇瑞出口銷量變化的關鍵節點。此前,奇瑞雖然穩居中國乘用車出口第一位,但年出口量長期在10萬輛上下徘徊。當時的奇瑞受限于品牌知名度和國內市場優先策略,主要依靠低價車型打入發展中國家,通過瑞虎系列等在南美等國家站穩腳跟,但整體需求有限。
2020年后的一系列全球變局改變了這一局面。新冠疫情暴露了西方車企供應鏈的脆弱性,為中國品牌創造了機遇。2022年俄烏沖突后,歐美日韓車企集體退出俄羅斯市場。招商銀行研究院認為,自主車企迅速填補了國際車企業務收縮后留下的市場空缺。
三年間,中國對俄羅斯汽車出口量從16萬輛增長至116萬輛,增幅達10倍,占據當地約六成市場份額。奇瑞在俄羅斯市場表現尤為突出,去年銷量已超過30萬輛,約占其總出口量的三成。
這一機遇性擴張,結合南美、中東、中亞以及東南亞等地的需求增長,推動奇瑞出口量實現跨越式發展:2022年達到45.1萬輛,2023年翻番至93.7萬輛,2024年首次突破百萬輛達到114萬輛。從2021年至今的三年多時間里,奇瑞累計出口量接近300萬輛。
奇瑞出口的超常表現源于多重驅動因素。一是多品牌戰略的有效實施。比如,奇瑞品牌主打性價比,捷途的硬派SUV迎合新興市場需求,歐萌達的跨界SUV則在歐洲市場嶄露頭角,實現了不同消費群體的覆蓋。
二是奇瑞早期的本地化投資成效顯著。在巴西、馬來西亞、俄羅斯等地建立組裝廠,降低了成本和貿易壁壘,優于依賴直接出口的競爭對手。目前,奇瑞已擁有超2500個全球展廳。
技術實力同樣構成了重要支撐。奇瑞在發動機、變速箱等核心技術領域的自主研發能力,為其產品在海外市場的競爭力提供了基礎。其自研的1.6TGDI發動機、CVT變速箱等技術經過多輪更新迭代后,如今已達先進水平。同時在混動領域打造了鯤鵬混動系統,構建了全鏈路體系,進一步擴大了市場份額。
從行業環境看,全球汽車產業正經歷深刻變革。傳統汽車強國在新能源轉型過程中面臨挑戰,為中國汽車企業創造了市場機遇。政策層面,“一帶一路”等倡議為中國汽車企業進入亞洲、非洲和拉美市場提供了支持。
奇瑞抓住這一窗口期,通過先發優勢、品牌信任積累,以及產品差異化和成本優勢,在國際市場獲得了更大的發展空間。截至2024年,奇瑞海外用戶已達470萬,這一用戶基礎遠超許多新興出口企業。
以油車為主,插混上升快
奇瑞的海外擴張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從最初的“產品出海”,到后來的“建廠出海”,再到如今的“技術出海”。這一演進過程是中國品牌海外發展的典型路徑。
早期階段,奇瑞主要通過整車出口方式將產品銷往中東和南美等新興市場。根據蓋世汽車研究院統計,2024年整車出口仍占奇瑞總出口量的86.4%,達到76.2萬輛。
為了應對關稅壁壘和物流成本壓力,奇瑞從十年前就開始在海外布局散件組裝工廠。目前,奇瑞在海外擁有超10家組裝工廠,主要分布在東南亞、南美、俄羅斯等地區。例如,奇瑞在巴西安納波利斯工廠生產瑞虎8等車型,用于滿足南美市場的需求。
這種模式不僅有效規避了貿易壁壘,降低了運輸成本,還能在當地創造就業機會,提升品牌的本土化認同度。
而伴隨著出口規模的提升,奇瑞的產品類型也在發生顯著變化,覆蓋汽油、柴油、油電和新能源等全品類。傳統燃油車仍然是奇瑞出口的絕對主力,2024年達到86萬輛,而新能源車出口量不到3萬輛。
這與奇瑞主要出口目的地的市場特征密切相關。在俄羅斯、中東、南美等主要市場,傳統燃油車依然是消費者的首選,這既與當地的能源結構、基礎設施水平有關,也與消費者的使用習慣和購買力相關。
從具體車型表現來看,瑞虎系列是奇瑞出口的主力。2024年,瑞虎7系列以20.3萬輛的出口量位居首位,占總出口量的23%;瑞虎5X也高達13.6萬輛。后起之秀歐萌達表現亮眼,達到16.1萬輛。此外,瑞虎8系列、探索06、艾瑞澤5系列等車型也表現穩定,年出口量在4萬輛以上。
不過,隨著中國新能源汽車在全球地位的提升,奇瑞的新能源車出口也呈現出強勁增長勢頭。2025年前4個月,奇瑞新能源車出口量達到3.5萬輛,同比增長超過4倍,占總出口量的比重提升至13%。其中插混車型增長最為迅猛,前4個月累計出口2.8萬輛,是去年同期的21.6倍。
新能源車型如E5取得突破,2024年全年出口量達1.5萬輛,主要銷往印度尼西亞,今年月出口量穩定在千輛以上。插混車型中,風云A8、探索06C-DM、歐萌達7三款產品,今年4月出口量也都在2000輛以上。新能源車,有望成為奇瑞海外銷量的新增長曲線。
這意味著,奇瑞雖依舊倚重傳統能源車拓展海外市場,但在新能源汽車領域的布局正逐步從“嘗試期”邁向“增長期”。
俄羅斯之外,誰貢獻最大?
如果說車型和動力類型體現的是奇瑞技術與產品布局的廣度,那么出口目的地的演化則直觀地反映其全球化戰略的深度,以及布局側重點的變化。目前,奇瑞出口覆蓋國家和地區達110多個。2024年全年和2025年前4個月,奇瑞銷量Top10國家發生了一些變化。
具體來看:
俄羅斯依舊是奇瑞乘用車出口第一大市場。2024年出口量為31.8萬輛,占比約36%,為最大單一市場。但在2025年前4個月,該國銷量占比已下降至14%,顯示出其對俄羅斯依賴正在逐步削弱。
拉美也是奇瑞出口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已占據當地2%的市場份額。巴西和墨西哥曾在2024年雙雙進入前四,合計出口量達9.9萬輛。巴西市場對SUV和高通過性車型的旺盛需求與奇瑞的產品定位較為契合。但由于其他新興市場增長更為迅猛,這兩個市場在2025年前4個月的貢獻占比降至9%。其中墨西哥排名掉到十名開外。
此外,智利也是奇瑞出口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前4月累計出口量達0.9萬輛,排在第12位。
中東市場(阿聯酋、以色列):阿聯酋2025年前4月增長明顯,累計銷量達1.3萬輛,排名上升5個身位至第四名。奇瑞針對當地氣候特點,通過強化空調系統、優化高溫適應性等技術手段,贏得了市場認可。艾瑞澤5系列、旅行者等車型成為主力產品。
以色列以1.7萬輛升至出口量第2名。這得益于風云 A8、瑞虎9 C-DM等插混車型的投放。然而,臨近中東的埃及因同期銷量增幅較小,排名掉至17名。
亞太市場同樣展現出強勁增長勢頭。馬來西亞在探索06車型上市后,助推該地今年前4個月銷量同比增長近50%至1.1萬輛,該車型貢獻超過四成。澳大利亞市場得益于歐萌達、瑞虎5系列的熱銷,前4個月銷量達1.2萬輛,較去年同期增長近5倍。
傳統優勢市場依然穩固。哈薩克斯坦、南非兩大市場繼續保持在前十之列,特別是南非市場的恢復性增長顯示出消費信心與渠道建設的同步提升。
與此同時,東歐市場正在快速崛起。意大利與西班牙的入圍不僅源于歐萌達與探索06等新車型的投放,更與奇瑞在西班牙實現本地化制造、深化品牌合作密切相關。
從整體結構看,2024年全年出口TOP10市場占總出口量的八成左右,而到2025年前4個月這一比例降至六成,這一變化反映出奇瑞正通過開拓更多中等規模市場來優化風險配置。
特別是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出口量的提升,進一步分散了風險。這些市場雖然單個體量相對較小,但增長潛力巨大,且對于中國品牌的接受度較高。加之汽車普及率相對較低,為奇瑞提供了較大的發展空間。
圖片來源:奇瑞汽車
另值得注意的是,市場“梯度替代”趨勢正在顯現。以歐洲為例,奇瑞通過西班牙工廠投產、本地品牌Ebro復興等方式,實現“從貿易出口到本地制造”的升級。得益于本地化程度的提升,2025年前4月,歐萌達和Jaecoo系列在英國、西班牙等地銷量突破萬輛。
奇瑞出口正在從“單極支撐”向“多元分布”過渡。在俄羅斯仍具高貢獻度的同時,拉美、中東、東南亞正在成為奇瑞全球銷量體系中不可替代的結構組成部分。尤其是在歐洲市場步入布局兌現期后,奇瑞有望建立起一個“新三角支撐”結構。
奇瑞扭虧為盈關鍵之一
出口不僅成為奇瑞拓展市場版圖的橋頭堡,更是其走出低效困境、實現“由虧轉盈”的關鍵變量之一。回顧其近十年發展軌跡,奇瑞盈利能力的根本性改善與海外市場的快速增長密不可分。
2015至2020年間,奇瑞年銷量雖維持在70萬輛左右的水平,但經營狀況長期處于微利邊緣,甚至多次陷入財務困境。2016年至2017年期間,年凈利潤僅在2億至3億元之間。而2018年時,奇瑞曾一度陷入虧損狀態,凈虧損達2.5億元。到了2020年,全年凈利潤也僅737萬元。
盡管奇瑞那時已連續10余年蟬聯中國品牌乘用車出口銷量冠軍,但整體出口規模占總比不足兩成,對集團整體營收的貢獻作用并不顯著。
面對持續的經營壓力,奇瑞不得不通過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外部資本、拆分資產板塊等“自救”手段來緩解資金緊張局面。但真正讓這家企業走出低谷、實現可持續增長的轉折點,正是自2021年開始持續加速的出口業務放量。
這年,奇瑞出口銷量飆升至26.9萬輛,同比增長136%。這一年開始,出口對其整體銷量和營收的支撐作用迅速放大。
次年,奇瑞出口量進一步增至45萬輛,占總比提升至37%。這直接拉動奇瑞2022年營收躍升至926億元,凈利潤更是達到58億元,標志著奇瑞從依賴外部“輸血”轉向自我“造血”。
2023年,奇瑞出口繼續高歌猛進,同比翻倍至93.7萬輛。這一擴張的背后,是奇瑞通過整車出口(CBU)、散件組裝(KD)、本地合作組裝等多模式并舉,加快在俄羅斯、中東、南美等重點市場的本地化布局。
與此同時,奇瑞的多品牌戰略開始在海外市場同步落地,目前已形成歐萌達、捷途、星途、Jaecoo等7個子品牌。各品牌在不同區域承擔著特定的市場角色,形成了較為清晰的海外品牌矩陣。
出口銷售的擴大直接帶動了營收與利潤的同步提升。2023年,奇瑞營收增長至1632億元,較上一年接近翻倍,凈利潤也達到104億元。
圖片來源:奇瑞汽車
不難發現,奇瑞盈利能力的改善與其海外市場增長呈正相關。2020年,奇瑞海外收入僅為330億元,占比不足36%;而到2024年前三季度,海外營收已突破800億元,占比升至44%。短短四年間,海外業務已從“補充項”變為“支柱項”,出口成了奇瑞扭虧為盈、實現規模利潤的最大變量。
在產能高效釋放、單位成本下降的同時,海外市場更高的平均售價也有效提升了產品利潤空間。以俄羅斯、中東和南美市場為例,中國品牌的部分車型售價普遍比國內高出20%左右。
對于奇瑞而言,出口不僅是銷量的增量,更是利潤的增值。正是在這一邏輯下,奇瑞得以重回資本市場視野,邁向規模化、盈利化、國際化的下一階段。
新出海時代,如何應對?
過去五年,奇瑞成功借助出口業務實現了從“低效運營”向“穩健盈利”的結構性轉型。然而,當前面臨的地緣政治波動、競爭加劇和電動化轉型等多重挑戰,使得出海環境已不再是單向利好的局面。
必須正視的現實是,近年來,奇瑞雖然新能源汽車銷量同樣快速上升,但利潤層面尚未形成強勢貢獻。其目前的出口結構仍高度集中于傳統燃油車。
然而,隨著全球汽車行業電動化趨勢日益明朗,歐盟、北美、東南亞等區域陸續出臺更加嚴格的清潔能源法規,以燃油車為主導的產品矩陣可能難以支撐奇瑞未來在主要汽車市場的拓展目標。這種產品結構與全球市場發展方向的錯位,正成為制約其長期發展的潛在風險。
更為嚴峻的是來自同行的競爭壓力。當前中國車企集體出海浪潮推動“價格戰”向海外蔓延。在俄羅斯、東南亞、拉美等市場,過去幾年涌入大量中國車企,市場競爭迅速白熱化,已在部分區域對奇瑞形成實質性沖擊。以比亞迪為例,今年前5個月出口量已達37萬輛,同比增長1.1倍,增速遠超奇瑞。
特別是在東南亞新能源市場,招商銀行研究院數據顯示,比亞迪作為后來者,憑借品牌知名度和成本優勢,已占據當地三成市場份額,而奇瑞僅占6%。這種差距反映出在新能源賽道上,奇瑞面臨著來自頭部企業的強烈沖擊。
地緣政治的波動是中國車企出海共同面臨的不確定性因素。俄羅斯去年上調進口車關稅、強化本地化生產要求,直接擠壓了奇瑞等部分中國品牌的成本空間與盈利能力。同時,歐美國家對中國電動車產業鏈的警惕程度持續上升,這對奇瑞在內的中國品牌在歐洲市場的布局構成直接挑戰。
此外,中東局勢動蕩、俄烏沖突持續、東南亞產業政策傾斜、巴西新能源關稅上漲等因素,都為中國品牌的出口業務帶來了額外的不確定性。
圖片來源:奇瑞汽車
面對新能源轉型的挑戰,奇瑞已明確提出將新能源汽車作為全球戰略重點,計劃加快在歐洲、東盟和拉美等主要市場大規模投放新能源車型,并將重點發力混動車型。奇瑞今年將推出39款混動車型,目標是“讓中國混動更好地走向全球,滿足全球多樣化需求。”
然而,構建完整的電動化出口體系絕非一朝一夕之功。一方面,旗下新能源系列尚處于品牌孵化階段,缺乏廣泛的國際認知;另一方面,全球多數發展中國家在充電基礎設施、電池回收體系與財政補貼政策等方面仍未成熟,消費者對電動車的接受度也存在差異。
業內分析師認為,奇瑞的應對策略需要兼顧短期穩定與長期轉型的雙重目標。短期內,應繼續深化在燃油車市場的既有優勢,利用巴西、馬來西亞等地的成本競爭力來鞏固利潤基礎。
長期來看,在新能源產品出口尚未大規模爆發的窗口期,奇瑞應持續推動鯤鵬動力、C-DM混動系統等技術的出口化迭代,并在歐洲與東盟等重點市場率先導入插混,增程式和純電平臺車型,通過產品和技術創新構筑長期競爭壁壘。
雖然相較大部分中國車企,奇瑞在海外構建起了較為完備的售后服務體系、較高的配件供應效率和更深的本地化營銷組織。但隨著新出口時代的到來,自身出口規模的提升,奇瑞還是需要持續深化與本地政府、產業鏈的互動關系,從“輸出式經營”過渡到“生態嵌入式運營”。
從這一點來看,奇瑞強調的“In somewhere, For somewhere”理念,即在本地扎根、為本地服務,正是應對新出海時代挑戰的關鍵思路。
縱觀整個出海路徑,奇瑞的確用出口為自身重構了增長邏輯,也用產品和市場的擴展重塑了盈利模型。但全球汽車產業正處于技術變革與地緣重構的雙重拐點上,這場出海之路的下一階段不會再是“輕騎突進”,而是一場關乎系統能力的“持久戰”。
奇瑞能否在新能源轉型、品牌躍升與多極市場穩定之間找到平衡,既要看戰略抉擇的深度,也要看組織執行的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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