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正在加速戰略轉型，以應對國內外形勢變化。其特征是，在追隨美國的同時強調自身利益和政策獨立，將地緣戰略核心擴大至“印太”地區，同時將經貿、科技、基礎設施等議題全面納入國家安全框架。日本的戰略調整雖然不全針對中國，但中國因素的影響越來越大。日本對華政策在競爭與合作中搖擺，但競爭性和對抗性的上升更為突出，無疑將增加中日關系前景的不確定性，增加中國安全發展環境的復雜性。

本文作者系盤古智庫學術委員、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長楊伯江，文章來源于“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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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對國內外形勢的劇烈變化，日本正在加速推進戰略轉型，這次轉型有三個關鍵詞。

一是“自主化”。日本雖然追隨美國戰略，但并非無條件地盲從，而是在與美國加強戰略綁定的同時，強調依據自身利益與戰略判斷，自主制定和執行政策。例如，憑借美國日益增加的支持，日本在安全領域屢屢突破“禁區”，戰略主動性及“先發制人”能力不斷增強。

2022年，岸田政府出臺新“安保三文件”，修訂了此前安倍政府制定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明確寫入構建“反擊能力”，即以中遠程導彈為核心構成要素、先發制人式攻擊敵方基地的能力。2023年4月，日本創設“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強化支援”制度，向盟伴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提供軍事裝備，彌補了傳統的官方發展援助框架下無法對外實施軍事支援的短板。日本還大幅放寬對外武器出口限制制度。最新的動向是，今年3月，執政的自民黨決定制定“防衛產業戰略”，強化軍工產業基礎和推進裝備出口。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二是“印太化”。日本的地緣戰略視野持續擴大，越來越將“印太”視為一個整體，作為地緣戰略核心。2016年安倍晉三率先宣布日本版“印太戰略”后，“自由開放的印太”逐步上升為日本對外戰略的核心議題，安倍的繼任者們亦積極推動日本地緣戰略的“印太化”進程。2023年3月，岸田文雄訪問印度期間提出“印太新行動計劃”，進一步拓展“自由開放的印太”內涵，表明將繼續加大對其戰略投入。

日本尤其強化了“自由開放的印太”框架下與“民主伙伴”的聯動，以“美日+”的方式構建各種小多邊機制。日本還與歐洲國家及北約深化合作，2024年與北約簽署了《個別化伙伴關系計劃》。同時，岸田“印太新行動計劃”宣稱將與中東、中南美國家開展“印太戰略”合作，將“全球南方”全面納入“印太”合作框架。日本試圖借此增進“國際連帶性”，形成“基于印太、面向全球”的全方位延伸性外交態勢，構建超越日美同盟體制及“印太”地緣區域的廣域盟伴網絡。

三是“安全化”。曾經主導戰后日本發展的經濟邏輯讓位于政治邏輯，安全要素在各領域戰略中的比重迅速提升，貿易、科技、供應鏈、基礎設施等經濟議題被全面納入國家安全框架。2022年日本出臺《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作為經濟安保戰略核心法律，在供應鏈強化、技術管制、基礎設施安全、專利保密等方面加強管控。新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首次將“經濟安全”列為國家安全核心議題，宣稱將“減少對特定國家的依賴”。

日本的安全化轉型還集中體現在海洋領域。自2007年制定《海洋基本法》以來，日本越來越傾向于從國家安全視角審視海洋問題，強調從全局性競爭思維出發，運用戰略性和高政治手段強化實力，對外獲取海洋權益。2023年第四期《海洋基本計劃》開始明確“點名列舉”周邊國家，特別是中國的所謂“海洋安全威脅”，并進一步充實了“綜合海洋安全保障”的實施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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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戰略轉型將直接影響地區格局與形勢，使中國的安全發展環境進一步復雜化。

首先，競爭與制衡思維將長期支配日本對華政策。日本承認中日互為近鄰，利害相關，地緣經濟及安全關聯性難以切割，但同時難以擺脫針對中國的“復合性焦慮”。

面對中國的發展及其外溢效應，日本的消極心態強烈且是多層次的，既有因歷史欠債而害怕中國“報復”的憂懼，也有認為中國對其需求下降、不再“謙遜”的失落，更有擔心在國際競爭中敗給中國、未來“受制于華”的恐慌。這些心結并未隨中日協調合作而消解，而是與兩國歷史問題、現實矛盾交織錯雜而愈演愈烈，使得日本對華政策中協調合作的一面與競爭制衡的一面始終“互搏”，而且競爭、制衡一面更顯著地得到強化。

2024年11月APEC峰會期間，中日領導人會面，雙方重申構建“戰略互惠”關系；但同時，日本又將中國定位為“迄今為止最大的戰略挑戰”。這種定位固然有美國對華競爭戰略的客觀牽引，但更是日本基于對華“復合性焦慮”而做出的主觀選擇，它將導致日本對華態度長期處于既想合作卻又對抗的狀態。

其次，中日矛盾分歧從特定問題深入到地區秩序整體層面。日美同盟合作指向從“日本有事”擴大為“周邊有事”，日本將軍事部署重點進一步鎖定“西南方向”，加緊“西南群島”的“要塞化”建設。特朗普重返白宮后，至今沒有提出系統的同盟政策，但鼓勵盟友站到抗衡中國的前線。這更為日本發揮主體性戰略作用提供了動力和空間。

今年3月，剛就任美國防部副部長的埃爾布里奇·科爾比在聽證會上表示，臺灣并非美國“生死攸關”的利益，美國明確承諾保衛臺灣成本大于收益，可能激化與中國大陸的矛盾。但同時，美國鼓勵日本等盟友在臺灣問題上“主動承擔責任”。目前駐亞太美軍開始推動“分布式作戰”，撤出“第一島鏈”，在此過程中，日本不僅積極配合美軍行動，還有意識地“填補空白”，接手前沿防線，強化自身軍事部署。

日本固然是美國的重要盟友，但也是中國的重要鄰國、世界級經濟體以及亞太地區大國，中日關系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日本“戰略自主”的沖動和戰略轉型的努力并非全部針對中國，但中國因素在其中所占比重確實越來越高。

日本對華政策總體上呈現兩面性，但其中消極一面的上升更為突出。日本構建并宣揚中國“單方面以力量改變現狀”“挑戰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等話語，并將其作為自身行為合法性的依據，對華政策越來越具有競爭性、對抗性，這無疑將增加中日關系前景的不確定性，增加中國安全發展環境的復雜性。■

文章來源于“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責任編輯：劉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