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野戰軍第二兵團也被人們稱為程黃兵團，程自然是指兵團司令員程子華，黃指的就是時任參謀長的黃志勇。1955年大授銜的時候，程子華由于已經不在軍中任職，因此沒有獲得軍銜，黃志勇則被授予中將軍銜，后來還擔任過裝甲兵政委和總政副主任。

黃志勇擔任總政副主任的時間為1969年到1972年，當時正是動蕩時期，黃志勇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錯誤，對一些老干部的態度不是很好，因此1972年的時候他被撤銷了職務。退下來的黃志勇處境有些艱難，就找到了韓先楚訴苦，同時也想要獲得一些幫助。

黃志勇是紅一方面軍出身，韓先楚是則是紅四方面軍出身，因此紅軍時期二人并沒有什么交集。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韓先楚進入八路軍115師任職，黃志勇先是在抗大工作，后來又調到陜甘寧晉綏聯防軍任職。這一時期，二人在不同的部隊，因此基本上也沒有什么交集。

抗戰勝利后，韓先楚和黃志勇都進入了東北戰場。雖然都在東野任職，但黃志勇屬于冀察熱遼系統，而且長期擔任參謀長，和韓先楚基本上也沒有太多交往。解放戰爭末期，黃志勇出任程黃兵團參謀長，和程子華一起率部參加了平津戰役。之后程黃兵團繼續南下，參加衡寶戰役。

戰役進行途中，程子華被調離了部隊，黃志勇出任四野12兵團政治部主任，當時韓先楚是12兵團副司令。這一時期，由于工作關系，二人之間的交往比較多，因此黃志勇在被撤職后才來向韓先楚訴苦并尋求幫助。但韓先楚對他的態度很冷淡，連話都很少說，黃志勇只好離開了。

韓先楚是個熱心人，戰友有困難，他很愿意幫忙。那么他為何對黃志勇如此冷淡呢？這還要從黃志勇對徐帥的態度說起。1943年10月，康生派整風審干工作組進駐抗大，指導抗大的整風運動，這個小組的負責人就是黃志勇，當時徐向前是抗大的代理校長。

當年草地分兵的時候，黃志勇被分到了四方面軍，并在徐向前的指揮下參加了南下作戰。從這一點來說，他也算是徐向前的半個部下了。黃志勇帶工作組進駐抗大后，把抗大校委會撇在了一邊，獨斷專行，發號施令。徐向前回憶說抗大整風被弄得“一塌糊涂”。

在審干的過程中，黃志勇還搞出了許多名堂，什么“即席坦白”、“示范坦白”、“集體勸說”和“個別談話”等名堂應有盡有。徐向前回憶說：“更可笑的是‘照相’，他們把人一批一批地叫到臺上站立，讓大家給他們‘照相’。如果面不改色，便證明沒有問題，否則即是嫌疑分子、審查對象。”

短短兩個月內，黃志勇就在抗大搞出特務分子和嫌疑分子602人，占全校排以上干部的57%；當時干部隊共有496人，特務和嫌疑分子竟有373人，徐向前形容此事為“駭人聽聞”！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專門記錄了這段經歷，并稱黃志勇為“搞逼供信的專家”。

68年八屆十二中全會西北小組討論的時候，黃志勇又對徐向前提出了無端的批評。徐向前待人寬厚，一生中曾受過許多批評，但許多批評他都沒有放在心上。唯獨黃志勇的做法令他無法釋懷，并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兩次提及。韓先楚是四方面軍出身的將領，對徐向前十分敬重，黃志勇以前對徐帥的態度令他很不滿。

1972年，黃志勇被撤職，心中苦悶的他來找韓先楚傾訴，并尋求幫助，但韓先楚的態度很冷淡，連話都很少說，更不要提幫助了。黃志勇坐了一會后，無奈離開了。2011年，黃志勇病逝，享年97歲。

韓先楚不愿意幫助黃志勇，晚年的時候卻為一位飽受爭議的人多方奔走，這個人就是戴季英。戴季英的資歷很老，是黃麻起義的領導人之一，紅軍時期長期在紅25軍中任職，擔任過軍政委和軍政治部主任。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他進入新四軍任職，擔任過第四支隊副司令和政委。

解放戰爭期間，戴季英擔任過中原軍區副政委和鄂西北軍區政委。新中國成立后，戴季英出任開封市委書記，還是省委常委，當時開封是河南的省會所在地，他這個職務不算低了。但戴季英認為自己資歷老，功勞大，應該擔任更高的職務，因此他在1951年年底的時候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在信中邀功請賞，要求擔任河南省委書記。

毛主席看過信后勃然大怒，稱戴季英“不可救藥”，并下令開除他的黨籍，永不啟用。戴季英資歷深是實情，但同時他也是一個頗受爭議的人，為何這么說呢？主要是因為他在紅軍時期多次搞“肅反”，錯殺和冤殺了不少指戰員。張國燾在四方面軍搞“肅反”的時候，戴季英擔任蘇區保衛局審訊科科長，是張國燾搞“肅反”的得力幫手。

紅四方面軍離開鄂豫皖之后，徐海東帶領紅25軍在大別山繼續堅持斗爭。身為政委的戴季英不是想辦法幫助徐海東應對敵人的進攻，而是在紅25軍中開始了“肅反”，許多指戰員被抓起來嚴刑拷問，有的被撤職，有的被錯殺。徐海東不同意戴季英的做法，但戴季英是政委，有最后的決定權，徐海東也沒有辦法。

外部有強大的敵人進攻，內部還有戴季英在自毀長城。徐海東即便指揮才能再高超，也無法打退敵人的進攻，最終紅25軍被迫離開大別山開始長征。長征到達陜北后，戴季英出任西北保衛局局長，繼續搞“肅反”，不僅錯殺了200多名優秀的干部，還把陜北紅軍的領導人劉志丹給抓了起來。

多虧中央紅軍此時長征到了陜北，毛主席及時制止了戴季英，劉志丹才沒有被錯殺。事后，中央做出決定，本打算對戴季英進行“最嚴厲的處分”，但考慮到他的資歷和過往的貢獻，最終給了他一個“最后警告”。有了這段經歷，戴季英還能在新中國成立后擔任開封市委書記的職務，已經算很可以了。

但他自己對這個職務卻很不滿意，并伸手向毛主席要官，最終被開除黨籍，并被監視居住。1960年的時候，戴季英被判刑15年，本應在1975年出獄，但當時正是動蕩時期，他仍然被監視居住。這期間韓先楚和郭述申等一批紅25軍的老人通過各種途徑幫助戴季英說話，希望他可以安享晚年。

在韓先楚等人的努力下，1982年的時候，戴季英的處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并搬進了省委大院居住，兩年后他又恢復了黨籍和省級干部待遇，晚年的生活有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