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丈母娘經濟”，在中國指的是丈母娘對女婿的硬性經濟要求（如買房、買車等）推動的消費現(xiàn)象。然而，在日本，這一現(xiàn)象幾乎不存在。為什么日本社會沒有“丈母娘經濟”呢？

這首先跟中日兩國對于婚姻的社會觀念的不同差異有關。

在日本，婚姻更多被視為兩個個體的結合，而非兩個家庭的“聯(lián)姻”。這一點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結婚是兩大家族的大事”的“家族聯(lián)結”的觀念有很大不同。

為什么會這樣？

因為日本社會強調個人獨立，社會整體少有啃老的社會風潮。年輕人在大學畢業(yè)后甚至開始讀大學，通常就會搬出父母家去外面租房獨立生活，勤工儉學完成學業(yè)養(yǎng)活自己，至今依然是絕大多數(shù)日本年輕人正常的生活狀態(tài)。這種獨立的生活方式讓年輕人更早學會為自己的人生負責。因此到了結婚時，雙方更多考慮的是彼此的感情和未來規(guī)劃，而不是考慮對方的家庭、家族背景與財產。女方父母即使對經濟有期待，也很少直接提出“必須買房”或“必須有車”這樣的硬性條件。

同時，日本的婚姻市場相對平等。不同于中國一些地區(qū)因性別比例失衡導致的“男方壓力大”，日本的男女比例較為均衡，婚姻選擇更基于個人意愿而非經濟博弈。數(shù)據(jù)顯示，日本的未婚率逐年上升，2023年日本30歲以上未婚男性占比約35%，女性約25%。這說明，日本人對婚姻的態(tài)度更傾向于“寧缺毋濫”，女方家庭沒有動力通過“丈母娘經濟”來篩選女婿。

其次，日本的家庭結構也決定了“丈母娘經濟”的缺席。日本自二戰(zhàn)后，核心家庭（父母+子女）逐漸取代了傳統(tǒng)的大家庭模式。統(tǒng)計顯示，2024年日本平均家庭規(guī)模僅為2.24人，遠低于中國的3人以上。這種小型化家庭結構讓父母與子女之間的經濟聯(lián)系相對松散。

在中國，丈母娘常扮演“家庭經濟守門人”的角色，對女婿提出高要求，部分原因是父母與子女的經濟關系緊密，父母可能依賴子女的贍養(yǎng)或希望通過女兒的婚姻提升家庭地位。而在日本，父母與子女的經濟獨立性更強。許多日本父母在子女成年后不再提供經濟支持，甚至在退休后依靠自己的養(yǎng)老金生活。反過來，子女結婚時，父母也不會過多干預，更別提提出買房買車的要求。

第三，經濟環(huán)境是另一個關鍵因素。中國的“丈母娘經濟”很大程度上與房地產市場掛鉤，丈母娘通常要求男方提供房產作為婚姻的“入場券”。但在日本，對于“房子”的觀念截然不同。

首先，成熟的租房市場和務實的消費觀念降低了買房買車的必要性。數(shù)據(jù)顯示，2024年日本城市居民中約40%為租房居住。東京的年輕人結婚，80%是“租房結婚”，因此，租房在日本社會觀念中并無“低人一等”的標簽，而是年輕人最普遍也是最合理的選擇。相反地，父母親掏錢給孩子結婚買“婚房”，在日本屬于財產贈與行為，必須繳納高達45%的財產“贈與稅”。這一稅收政策，也阻止了“丈母娘經濟”的衍生。

還有，日本人的消費觀念偏向務實。不會將買房買車視為“面子工程”，日本社會更注重實際生活質量。年輕人在結婚時，往往更關注雙方的收入穩(wěn)定性和生活規(guī)劃，而非追求物質符號。丈母娘即使有經濟期待，也更多希望男方有穩(wěn)定的工作，而非硬性的資產要求。完全沒有要求男方一定買房，只希望兩人能“好好過日子”。這種務實的態(tài)度在日本非常普遍，丈母娘的經濟要求自然無從談起。

最后，日本的社會文化也讓“丈母娘經濟”難以生根。日本文化強調“和”（和諧）與低調，過于明確的經濟要求在社交中被視為“不雅”。在中國，丈母娘提出買房買車和彩禮的要求是“理所當然”，有時被認為是“為女兒好”的直白表達。但在日本，這種直白的物質要求可能被認為缺乏教養(yǎng)，甚至破壞家庭間的和諧。

日本的丈母娘更傾向于通過隱晦的方式表達期待，比如希望男方有穩(wěn)定的職業(yè)或良好的性格。即便在“お見合い”（相親）這種傳統(tǒng)婚姻形式中，女方家庭關注的也更多是男方的學歷、工作和家庭背景，而非具體的資產數(shù)量。這種文化氛圍讓“丈母娘經濟”失去了滋生的土壤。

此外，日本的性別平等觀念的不斷強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丈母娘經濟”的必要性。2024年，日本女性勞動力參與率達到52%，許多女性在經濟上獨立，結婚時無需依賴男方的經濟實力，女方父母也因此減少了對男方的經濟要求。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日本的婚姻沒有經濟壓力。年輕人在高生活成本下，依然面臨房租、生活費等現(xiàn)實問題。但這些壓力更多由小兩口共同承擔，而非丈母娘單方面施加。或許，這正是日本婚姻文化的一種“低成本魅力”：它讓愛情回歸到兩個人之間，而不是家庭間的經濟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