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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在1979年革命以后，確立了兩個對外基本方針：一個是要輸出伊斯蘭革命，另一個就是要斷絕與外界的經濟關系。1980年上臺的伊朗總統巴尼薩德爾說：

“必須重新組織和分配我們各經濟部門的活動，取消我們與外國的現存的經濟聯系。”

這種經濟排外的思想，并被高調地被寫在憲法上，比如憲法第81條規定：

“絕對禁止給予外國人以開設商業、工業、農業、礦業和服務業方面的公司和企業的權利。”

這樣的條款恐怕在世界憲法史上也是極少見的。即便是聘用有利于發展本國經濟的外國專家，伊朗也要嚴格限制，憲法第82條規定：“政府不得雇傭外國技術人員，在必要情況下須經伊斯蘭專家委員會的批準”。

伊朗為什么要與世界經濟脫鉤呢？伊斯蘭主義者認為對外經濟關系是伊朗不合理現象的萬惡之源，這樣不僅會讓伊朗人民遭受國際資本的剝削，還會腐蝕伊斯蘭社會的基礎，導致人民的墮落。正如霍梅尼說的那樣： “妄圖使我國變成消費國，在我們心中灌輸對他們進步的技術和邪惡勢力的畏懼，破壞我們的民族自尊心。”

伊朗1979年革命

其實伊朗在50年代“石油國有化運動”后，外國資本控制本國經濟的局面就已經不復存在。60年代巴列維的“白色革命”中，伊朗提出了建立本國工業體系、進口替代的主張，為了實現這個目的，伊朗比較重視吸引外國的投資、大批引進西方的設備和技術（比如與美國技術設備進口協議額150億美元），雖然步子大了一點，但這是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的最靠譜路徑，也受到明顯效果，到70年代伊朗輕工業產品基本就實現了自給自足。

然而，所有外國的東西都被早期的革命者眼中認為是邪惡的。1979年革命后，伊朗迅速驅逐工業領域的外國投資，沒收13家外資參與的銀行，對外貿易也迅速下降，同時還退出除了為了維持國民經濟正常運轉外的與外界的必要交往外，伊朗經濟已經基本與世界脫鉤了。

霍梅尼去世后，在拉夫桑賈尼、哈塔米等改革派總統的推動下，伊朗做了某些程度的放松，形成了以內為主、內外結合為補充的“抵抗型經濟” （Resistive Economy）體制。不過伊朗的對外開放，始終在國內有巨大阻力，“抵抗型經濟”根本上仍是一種“內源性經濟”（哈梅內伊），其根本的首先途徑是：在各階層人民、工商界和各政府部門的不懈努力下實現自給自足和民族自信，通過對國內生產進行投資、人民支持國產產品推動國家經濟發展（伊朗國家廣播電視總局中文網站：《沐浴在陽光下——78》）。伊朗雖然有數量不小的國際貿易和外來投資，但是都集中在石油領域，與民生與社會沒有太大關系，就整個國民經濟體系而言，沒有參與國際分工與合作，也沒有加入WTO，其本質仍是游離于世界經濟體系之外的內向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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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伊朗與外界的經濟脫鉤，真的達到早期革命領導人所設想的解決巴列維時代末期經濟問題，讓伊朗富裕、公平、強大的初衷了嗎？從實踐效果來看，伊朗脫鉤后，經濟發展反而比以前更糟糕。另外，封閉的社會環境，更有利于特殊利益集團的滋生，伊朗的腐敗和貧富差距也并沒有比巴列維時代有明顯緩解，只不過是比以前更隱蔽而已。總之，今天的伊朗經濟和民生都出現了系統性的嚴重問題。

1、經濟發展失去活力，增速非常緩慢，經濟地位大幅下滑。1977年的伊朗是亞洲第四經濟強國，GDP總量僅次于日本、中國和印度，占全球GDP總量的1.1%。當年人均GDP2325美元，位居全世界第44名，屬于高收入國家，比世界平均收入多三分之一，比葡萄牙、臺灣和韓國等經濟體還高，是當時中國的12倍左右。亞洲高收入國家中，多數是阿聯酋、文萊、卡塔爾、新加坡這種袖珍小國，在人口超過1000萬人口的國家中，只有伊朗和日本人均GDP超越2000美元。可見當時伊朗是亞洲非常強大、非常富裕的一個國家。

但是到了2017年，伊朗GDP在全球經濟比重下降到0.54%，人均排名下降到第112名，比1977年下降了68名，是全球跌幅最大的國家之一。這40年間，全世界人均GDP增長了約5.5倍（0.18萬美元至1.14萬美元），而伊朗GDP僅增長了一倍稍多（2325美元至5520美元）。總之，伊朗從一個耀眼的新興強國，已經淪為一個經濟上貧弱的國家。

2、脫鉤反而加劇經濟的不穩定性。伊朗革命領導人認為國際經濟貿易秩序的不平等和外國公司不利于本國經濟穩定，反而脫鉤后，經濟穩定性遠遠比革命前差。因為，對伊朗這樣一個經濟體系不完善、技術力量薄弱、管理落后的國家來說，對外經濟合作是彌補國內資源不足，保持經濟平衡的必要手段。一旦關起門來，憑借自身的有限資源和治理能力，很難產生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經濟各種不穩定因素都被放大。比如，1960年至1978年，僅有革命前的兩年是經濟負增長，而1979年后有12年是經濟負增長，即便除去像1986年兩伊戰爭這種導致負增長10%的情況，2012年和2019年的經濟增長率也都在負的7%以下。

經濟不穩定性另一個重要指標是通貨膨脹率高居不下。自1971年至今的49年里，里亞爾對美元貶值了3500倍，其中2000年至今貶值了24倍（匯率從1：1750貶值到1：42000）。從1979年到2019年，伊朗有36年CPI指數高于10%，最嚴重的1995年為49.6%、2019年為39.9%；而同期韓國僅有3個年份高于10%，中國僅有5個年份高于10%，中國在1994至1996連續三年超過10%就感到嚴重的通貨膨脹危機，伊朗連續數十年都如此，其通貨膨脹程度可想而知。為了應付通貨膨脹，去年伊朗政府甚至發行了100萬面值的里亞爾，如果不進一步遏制，未來像津巴布韋那樣出現億元大鈔也有可能。（以上的經濟統計數據均來自世界貨幣基金組織網站）

伊朗近年通貨膨脹率，以及100面值的里亞爾，雖然伊朗中央銀行在貨幣上加了“Cheque”的標記，但是等同于貨幣在市場自由流通

3、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下降。伊朗革命以前，雖然有貧富差距，但是物質還算充裕，并產生了數量龐大的中產階級。70年代德黑蘭家庭轎車普及率高于香港，跟東京差不多，由于經濟形勢長期不好，2003年德黑蘭市政府曾經有個統計，當時全市運行的車輛中，一半以上是擁有20年以上的車齡，是革命前后購買的。近些年來，連一些基本生活用品也開始短缺，人們為了搶購牛肉、面包往往會排隊花幾個小時，2019年伊朗牛肉價格已經達近80人民幣每斤，一個西門子冰箱售價達2萬人民幣，而即使是德黑蘭這樣的大城市，人均工資不過3000多人民幣。

伊朗的失業率亦高居不下，常年在10%以上，每年失業人數長期在300萬以上，尤其是年輕人越來越難找到工作，全國15周歲至29周歲的青年中，失業率高達25.9%，大學畢業生失業率為18.9%（駐伊朗大使館經濟商務處）。由于就業不景氣，另一方面物價又不穩定， 伊朗的貧困人口數量龐大，根據伊朗中央銀行的計算，2015年伊朗8000萬人口中，有16％生活在絕對貧困中，有50％生活在相對貧困線以下，10.9%的家庭消費在5.5美元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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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說美國的角色。 伊朗經濟這么糟，很多人認為是美國經濟制裁的結果。其實美國對伊朗進行全面經濟制裁是1995年，而之前伊朗經濟已經深深陷入困境了。 在1995年之前，美伊之間的經濟關系也沒有想象的那么差，80年代美伊兩國貿易額仍維持在10美元左右，其中1987年美國是伊朗最大的石油出口目的國，當年進口額15.9億美元，占伊朗對外出口總額的14.6%（《中東北非年鑒（1977—1989）》）。伊朗新政權建立后，經濟這么糟糕，主要還是因為新政權早期采取了過于激進的措施，包括主動退出世界經濟體系、沒收私人資本、急速推行“國有化”、兩伊戰爭、輸出革命等導致的。

1996年美國國會通過了《伊朗——利比亞制裁法案》，規定對伊朗投資超過2000萬美元的公司實施制裁，這是一種“長臂管轄”的霸權主義行徑。 但制裁法案所起作用有限，只對美國公司有效果，很難制裁美國以外的公司，到1998年就承諾不制裁歐盟企業，歐盟對伊朗投資十億美元以上的項目非常多，但是從來沒有受到過制裁，對歐盟、日本等盟友以外國家的公司，美國也只能是選擇性執法。所以，美國的制裁沒有能從根本上影響伊朗利用外資以及展開國際貿易，對伊朗影響較為明顯的是2006年以后的聯合國制裁決議。但是，2015年聯合國和美國對伊朗的制裁大幅度解除之后，伊朗經濟沒有好轉，反而惡化。這些都說明導致伊朗經濟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不是制裁，至少伊朗的經濟困境是內政失誤、外部制裁疊加造成的。

搶購食物的市民

為了對付美國，伊朗在90年代以后逐漸形成了一種戰略，那就是在不放棄反美和輸出革命的前提下，與歐盟、日本、中國和俄羅斯等搞好關系，建立起一個“局部外循環”，打破美國的封鎖，實現經濟的發展。伊朗可以說與美國之外的所有大國都建立了不錯的經濟關系，日本、法國、德國和中國每年與伊朗的貿易額都在百億美元以上，這些國家在伊朗累計投資也達到數百億美元，但是依然沒有達到紓解經濟困難、壯大本國經濟的效果。這表明，在當今全球秩序中，建立脫離美國的、有限國際合作開放的格局是不太可行的。究其原因，伊朗不放棄敵對美國，也就意味著不能加入美國主導的全球市場、科技創新體系，而這些是激發經濟活力的最有效要素；被排除在美國主導的全球金融體系之外（比如美國對伊朗禁止貿易用美元結算），也大大降低了伊朗與外界經濟溝通的效率，僅僅依靠一些外部貿易和能源投資，不能在根本上激活伊朗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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