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對東說的那句“你害了我”不是瘋話，是從她靈魂深處爆發出來的控訴，帶著她積郁在心底近半個世紀的不甘與委屈。

配圖 | 《情人結》劇照

我大概兩歲時，鄰居阿嫲嚇唬我說：“梅蘭來了！”我慌忙手腳并用地爬過門檻，躲在了黑黢黢的門背后，隨即，我聽到門外大人們爆發出一陣哄笑。兩歲時的事兒，大多數孩子不會記得，但我記得。那瞬間擠滿了小心臟的驚恐堵到了嗓子眼，它像一頭長相怪異的小獸，在幾十年的光陰中，時不時地從我的潛意識里露出頭來……

梅蘭，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們老家有名的女瘋子。她一副邋遢骯臟的模樣：頭發蓬亂，滿臉污漬，身上的衣服五彩斑斕，胡亂地批批掛掛著，長長短短，看不清楚什么樣式。梅蘭整日里漫無目的地到處亂竄。她邊走邊呼呼地喘著粗氣，目光直瞪瞪的，嘴里嘰嘰咕咕地嘟囔著什么，時不時會莫名地尖叫一兩聲。

人們把梅蘭當怪物看。村里的小孩兒要是耍賴，大人就嚇唬說：“梅蘭來了！”小孩兒嚇得趕緊噤聲，抽抽噎噎地瑟縮了。如果女孩子打扮得不整齊不規矩，旁人也會嘲笑說：“這個鬼樣子，像梅蘭！”總之，“梅蘭”是一個讓孩子們驚悚、羞恥的聽覺符號。

不過，我要講的故事并不是梅蘭的，而是我的姑媽“梅”的。如果她現在還活著，應該有90歲了。姑媽梅拿著一手好牌，卻把自己活成了“梅蘭”。

我見她的最后一面是2004年，在她的靈床前。她閉目，躺在那里，消瘦蒼白，顴骨突出。她的丈夫東呆呆地看著她的遺容，用低沉而頹喪的聲音說了一句：“死了，就死了，活著才難……”

1957年夏天，梅22歲，風華正茂、靈動活潑、明媚大方，她長圓臉，皮膚微黑，喜眉喜眼，笑靨如花，兩條不長不短的麻花辮垂在腦后。最有特點的是，她的右邊唇角上方有一顆黑痣，據說那顆痣象征著這輩子會擁有吃不完喝不完的財力，能夠保她一生安寧富足。

南方小城的夏天，午后經常會有一陣突如其來的暴雨，短暫的暴雨過后，陽光依舊燦爛，樹葉兒綠得發亮，空氣潤澤，帶著些許被暴雨激起的土腥味兒。

那天的雨也如約而至，雨后，梅從縣城人民醫院的臺階上蹦蹦跳跳地往下走，她穿著一身潔白的布拉吉，走動間，裙擺蕩漾成一朵白色大花的模樣。那些年，人們什么都學蘇聯，連服裝樣式也是，梅身上的那一身布拉吉，在當時極其時髦。

笑意盈盈的梅沖著我媽走過來，那時候，我媽還不是我媽，只是梅在村里對門的鄰居，兩人之間的關系淡淡的，連閨蜜都稱不上。

梅很高興地告訴我媽說：“我要嫁人了，就是那個做老師的東。”

我媽心里咯噔了一聲，問：“你真想好了？你要知道，他家的成分可是地主，而且，這個人，太不肯說話了……”

梅咯咯一笑，朗聲說：“想好了！”陽光透過樹葉的縫隙，在她臉上跳躍出幸福的光斑。

我媽沉默了，東在我們村小教書，不茍言笑、嚴肅呆板，看上去很不好相處。

不久以后，梅以那個時代女性中少有的高中畢業的學歷和縣城城關鎮團委書記的社會地位，下嫁給了寡言少語的地主家兒子——東。

新中國解放前，我的爺爺曾經是個殺豬的屠夫，比起一般的土里刨食的農民來說手頭要活泛一些，再加上祖宗留下了一座白墻黑瓦的老屋，所以家庭成分被劃定為中農。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的爺爺奶奶沒有激烈反對這門親事，或許曾經反對過，反對無果。

過了多年后再回頭去看，推動這門親事的應該是梅沉浸在自我陶醉自我犧牲里的戀愛腦。

婚后的梅，不愿意跟著東去他那個已經被打倒在地又被踩上一只腳的貧窮的地主家住，甚至不愿意跟東家那些神情陰郁的父母兄妹來往，她帶著東住進了娘家，擁有了老屋的兩個東廂房。

在20世紀50年代，就算新時代的文明之風已經吹遍中國大地，但一個女子結婚以后仍住娘家，還能夠擁有一半的老屋，也是驚世駭俗的。我的爺爺奶奶對這個女兒說得上是言聽計從、予取予求。

1958年，梅迎來了她人生的高光時刻，因為有文化，群眾基礎好，她被推薦去位于省城的農學院上學。

作為小縣城里一顆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又作為一名能進入象牙塔深造的高知女性，那時候的梅無疑是春風得意的。這些“得意”記錄在一些黑白照片里，在此后的幾十年里被壓在玻璃臺板下，放在梅和東家中的寫字臺上。

照片中的梅梳著麻花辮，穿著白襯衫，挽著袖子，背后掛著草帽，或者在開心地割稻穗，或者在愉快地踩水車。其中有一張是梅跟伙伴們一起的合照——他們穿著那個年代象征著榮耀的摘去了領徽的軍裝，英姿颯爽，他們目光炯炯地一起看著左前方，在照片的右側，有一行白色的字：革命友誼長存。

1959年的12月，求學中的梅生下了她的大兒子——我的大表哥。孕產、哺乳、熬夜帶娃，她耽擱了好多的課業，學校通過輔導員警告她說：不能再生第二胎了。

1961年末，梅在家鄉的老屋里生下了小兒子，尚在月子中，梅便收到了學校寄來的一紙通知書，因長期曠課導致學業一塌糊涂的她被開除了。

鎮團委書記的崗位自然也回不去了，梅失去了學籍，也失去了公職，徹徹底底地褪去光環，從人中龍鳳、天之驕子變成了拖著兩個嗷嗷待哺的孩子的農村婦女。

偏偏1959年至1961年，正是三年困難時期，人人饑餓難耐，人人面帶菜色，大家挖野菜、磨樹皮、啃草根，湊合地活著。已調往縣城學校教書的東，收入微薄，支撐四口之家的日常生活捉襟見肘，還要不時地要接濟他那個破落地主家庭。

于是，梅依舊帶著孩子們吃住在娘家，娘家媽幫她看孩子，娘家爹和兄弟面朝黃土背朝天，汗珠子摔八瓣，整日里伺候著那一畝三分地，收來的些許谷物，只夠大家一起勉強度日，糧食整年整年地不夠吃。

梅的家事，耽誤了她的弟弟也就是我爸娶親。

四里八鄉的人都知道，我爸有個帶著倆半大小子的姐姐常年住在娘家，在娘家當家作主，極不好相處，誰都不愿意把女兒嫁過來。而我媽家里兄弟姐妹多，經濟很困難，再加上身體不太好，眼睛也略有殘疾，婚事也一再耽擱。

于是，1969年，我爸31歲，我媽27歲時，在好心人的牽線下，兩人成了姻緣。

在我媽進門之后，我出生之前，整日里看似無所事事的農村婦女梅，其實有過出門工作的機會。

第一次機會是：當“唯成分論”慢慢退出歷史舞臺以后，我的姑父東得到了提拔，成了一所小學的教導主任，他給梅介紹了一份去村小做代課教師的工作，雖然薪水微薄，但也好過在家待著顆粒無收。可是梅僅僅干了三個月，就受不了了，她說上課喊得嗓子痛，在煤油燈下批作業眼睛累，然后跑回家不肯再去了。我媽有初中學歷，我姑父就問我媽：“你去不去？”我媽窮怕了，馬上堅決地說：“去！”這一去，便做了8年的代課教師和15年的民辦教師。后來我媽通過進修拿到師范學校的文憑，轉為正式教師，有了一份不多但穩定的收入，到了晚年，隨著教師待遇的提高，她的退休金一再上漲，她也成為我們村里啥也不用干但收入最高的女人。

第二次機會是：做代課教師失敗后，姑媽梅回了村里，跟著一個鄰居姐姐學做裁縫。那時候村里的裁縫師傅沒有店面，得上人家家里去，吃人家的飯，收些許工錢。她們用凳子和門板搭成工作臺，把布攤平，在上面劃劃剪剪，西湖牌縫紉機踩得噠噠響。可梅對學裁縫不甚上心，學了好幾年也沒有出師，不能獨立接活兒。比起工作，她似乎更喜歡跟著師父整天待在一起討論家長里短，熱衷于跟左鄰結盟對付右舍，再跟右舍結盟對付左鄰，日日里跟一些中老年婦女交頭接耳、切切嚓嚓。以至于在我的記憶中，她的微笑中似乎總是隱藏著一些算計、鄙薄的味道。

1971年，我出生了。姑媽梅還是住在娘家，不過大家不再像之前那樣在一個鍋里掄勺子。堂屋里擺了兩張八仙桌，正中那張歸爺爺和我們家用，靠東邊小一點、矮一點的則歸姑媽梅一家。奶奶已經不在了，那是1970年的夏季，奶奶坐在灶底下燒火，燒著燒著，人一歪，就過世了。

梅對我算是不錯的。1974年，弟弟出生以后，我媽幾乎把她所有的關注都給了這個好不容易得來的兒子，總是姑媽梅領著我睡覺、出去玩。姑父東只有周末才回來，兩個表哥被帶進城里去上學了，也只有周末才回來。那時候，他們夫妻倆聚少離多，但關系看起來不算壞。

我記得我有時候會尿床，醒來后心里十分慌亂羞愧，姑媽梅就替我解圍說：“是貓尿的，是貓尿的。”

一次，她挎著一個竹籃子，領著我往村子南邊去，走過村口的橋，沿著土路一直走，越過鐵路線，到另一個村子里找朋友去串門兒。她和五六個婦女坐在一戶人家的房間里，嘰嘰喳喳地說笑，嗑瓜子兒。我百無聊賴，便去隔壁人家的院子里逛。他們家有一棵挺高的梔子花樹，梔子花又香又白，我在樹下轉悠，看得入迷。姑媽梅出來找我，看到這情景，就笑瞇瞇地問過那家的主人，然后自己動手折了一枝花給我。

回家的路上，她挎著竹籃子在前邊走，邊走邊嗑瓜子。走著走著，她忽然回過頭跟我說：“別用鼻子去聞花，蟲子跑到鼻子里去，會把鼻子啃掉的，像梅蘭那樣！”我嚇了一大跳，連忙把花移得遠遠的（其實梅蘭的鼻孔就是臟黑而已）。她又遞給我一個圓不溜丟、又紅又綠帶尾巴的小果子，我啃了一口，呸！一股子腥味兒，我連忙吐掉，然后偷偷地把啃過的果子扔進了路旁的田里。后來我才知道，那是一顆不夠熟的無花果。

1980年，爺爺去世了。世界上寵愛梅的兩個人，都離開了。

我上小學四年級的時候，東被提拔為一所小學的校長，在他們學校新造的一排平房里擁有了一個嶄新的小套間。梅終于舉家搬遷，住進了縣城。

暑假的時候，我進城去梅家玩兒，早上跟著他們喝豆漿、吃白面面包夾油條，傍晚去采花壇里紫茉莉的花籽，它們小小的、黑黑的，像極了微型地雷。

姑媽梅帶我去看電影，教我在城里馬路上走的時候要走在人行道上，她讓我做幾節廣播操給她看，然后夸獎了我……那時候，瓊瑤阿姨的言情小說在報紙上連載，姑父東會把它們裁剪下來，整整齊齊地貼在筆記本子上，我每天拿來看，看得入了迷。

此時梅的大兒子去了工廠，二兒子進了銀行，都到了成家的年齡。娶媳婦是需要成本的，20世紀80年代結婚時流行的是“組合家具沙發床，黑白電視放中央。三間磚房水泥地，租輛卡車接新娘”。

姑父東為人古板，或者說多年的地主兒子身份讓他小心翼翼地對待自己的名聲，不該拿的好處他一分一毫也不敢碰。他的工資漲得緩慢，姑媽梅又長期沒有收入，兩個表哥剛工作，工資只夠糊自己那張嘴，他們的家庭經濟并不好。

于是，姑媽梅非常認真地厲行節約，例如……偷水，他們家的水龍頭底下永遠接著一個木桶，水喉里緩緩地滴下一滴又一滴水來，這樣水表就不會走。為了節約一分一厘，她經常拎著竹籃子步行回老家，主要是為了回去打秋風，例如摘棉花、腌咸菜、曬豆豉、漿洗換季衣服，順便和一些能聊得上話的人切切嚓嚓。

多年后，老屋拆除時，我們從曾屬于梅一家的東廂房的樓板上翻出來很多短短的柴火和芝麻稈，它們已經腐朽成了碎渣渣。我媽對我說：“這都是你姑媽梅當年像鳥做窩一樣，一點一點叼回來的。”

姑父東熱衷工作，他看不上姑媽梅的那些雞零狗碎，也看不慣她喜歡搬弄是非。他總是一副憂心忡忡不好相處的樣子，頭發白的多黑的少。姑媽梅在他面前顯得十分殷勤和氣，有時候她賠著笑臉小心翼翼地問些什么，姑父東總是用不耐煩地大聲回一句，似乎有滿肚子的氣憋著，偏要等著這時候發泄出來。

他倆很早就分房而居，姑父東睡里間，姑媽梅睡外間。

里間有床，有整齊的書架，有收拾得很雅致的書桌，窗戶朝北，有一塊藍底白竹的窗簾，房間陳設簡單卻十分整潔，窗外是個綠植蔥蘢的花壇。

外間也有一張床，有一個碗櫥，有一張吃飯用的小方桌，床底下，柜子頂上，堆著大大小小的壇壇罐罐，散發著腌菜和黃豆醬的濃郁氣息，窗戶朝南，窗外墻根兒底下疊著一摞一摞的黑煤球。

他倆的房間就像他倆的不同生存圖景。

此后的幾年里，他們的兩個兒子分別結了婚，又分別生下了孫子，他們也搬進了一套小小的單元房，為了買下這套單元房，他們掏空了大半輩子的所有積蓄。

雖然拮據，但粗茶淡飯也能養人，日子還不至于太難。

可就在這時，梅突然瘋了！

1994年，梅變得面目黧黑、頭發蓬亂、衣裳不整，她的眼球凸出得像要掙脫眼眶，她光著腳在地上跳，邊跳嘶叫著：“去死！去死！”她把電視機包上床單，從樓梯上往下拖，她說：“電視機里有個人，一直讓我去找男人睡覺，我要殺了他！”

她指著丈夫東破口大罵：“你害了我！你害了我！”她撲上去抓他的臉，抓得他滿臉血痕。她脫光了衣服，跑到人來人往的大街上去，躺在地上打滾兒，邊打滾兒邊咯咯咯咯地笑。她半夜里一遍一遍地起來去敲鄰居家的門，悄悄地告訴他們：“要土地改革了，要搞四清運動了……”

她分不清楚白天和黑夜，也分不清四季，不知冷熱，不知饑飽。她時好時壞，隨時會做出出人意料的舉動：向路人扔石頭、吐口水，脫衣服打滾兒，她一遍一遍地自言自語：“你們都要害我……你們都要害我……”她被城里的看客們嘲笑和譏諷，她的故事從這張嘴里轉移到那張嘴里，被人們津津有味地反復咀嚼。

看過醫生以后，梅變得安靜一些。她本能地遠離人群，開始往野地里去游蕩。她記起了回鄉的路，便毫不猶豫地挎上了籃子回老家。她不走大路，只挑田埂和小路走。在大霧籠罩的清晨，在炊煙四起的黃昏，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深夜，她都會冷不丁地出現在老家的院子門口。

梅占據了我們家一樓東邊的房間，那是當年老屋東廂房的位置。她開始往老家一趟一趟地搬東西：筷子、碗、毛巾、板凳……她做飯、吃飯、睡覺，看起來也正常。

但她的“正常”和真正的正常是不一樣的，比如：有一回，家里要打一口井，來了好多幫忙的人，她在邊上看著看著，突然笑瞇瞇地問：“是要土改了嗎？”大家轉頭看著她，神情各異。

她終究活成了她鄙視和嘲笑過的“梅蘭”……

一段時間后，大表哥把梅搬回老家的東西搬回了城里，把她也強行帶了回去。

她又開始在大街小巷瘋跑，力氣大得驚人，三個大男人都很難制服她，鄰居也怕她有一天會放一把火把房子給點了，聯名告去了街道辦。于是，在她又一次跑上街時，被人們捆綁起來，強行送進了市里的精神病院。

二表哥給我打電話，讓我幫她送一套替換的秋衣秋褲去。我去的時候，當值的醫生讓我跟在他身后送進病房里。病房不小，墻壁刷成了藍白兩色，有六張木板床，但除了床，也別無其他，整個屋子陰暗、空曠、冷清。

不知道她是否認出我來。她一言不發地接過秋衣秋褲，笑嘻嘻地抱在胸前，她邁著小碎步，小心翼翼地走著，她去了自己的床，然后很安靜地背對著我躺下。她頭發花白，瘦了很多。

病房里還有另一個坐在床上的女人，雙手分別被粗粗的繩子綁著，繩子的另一頭分別拴在了屋頂的兩個圓鐵環上。女人垂著腦袋，皮膚枯黃，頭發像枯草一樣胡亂披散著，她一聲不吭，身體時不時來一陣戰栗。

醫生說，一旦松開繩子，她就跑到浴室的水龍頭底下反復地沖水，而水龍頭里出來的只有冷水……她是另一個“梅蘭”。在她身上，不知會有怎樣的故事。

我再去看姑媽梅時，醫生說家屬已經把她接回去了。

他們還住在那套小小的單元房里，屋內所有的家具都是從原來平房的小套間里搬來的，灰突突的，連帶著搬過來的各種粗粗笨笨的壇壇罐罐，顯得那么老舊和落伍。廚房里竟然還有一個柴灶，一個煤爐，它們在燃氣灶已經普及的90年代中后期，成了不合時宜的古董。衛生間的水龍頭底下，接著一個木桶，水龍頭正緩慢地一滴一滴地往下滴水。

梅年輕時會彈風琴，也拉得一手好二胡，能寫一手漂亮的小楷，她把這些幾近荒廢的技能都重新拾了起來，用來打發時間。

她跟我說著話，話只說了一半兒，就邁著小碎步進了自己的臥室拉二胡。拉著拉著，她突然停下來，冷不丁地轉頭看著我，沒頭沒腦地冒出來一句：“要節約鬧革命。”她黑瘦黑瘦的，衣服穿在身上空蕩蕩的。

姑父東也轉頭進了自己臥室，他去抄書，他說四大名著他已經抄完一遍了，現在開始抄第二遍。他說，漫長的白天和黑夜里，這是唯一讓他能靜下心來的事兒。他瘦得厲害，背佝僂得厲害。

他們的屋子，即便向陽，即便填滿二胡曲《良宵》的旋律，卻依然灰暗、沉寂，了無生機。

2004年的秋天，姑媽梅半夜里起來喝水，不小心摔了一跤，左腿膝蓋上血流不止，被送去了醫院，醫生在她的腿上發現了惡性腫瘤，已是晚期。

幾個月后，姑媽梅去世了，后事辦得十分簡單。在姑父東的堅持下，骨灰被送回老家，葬在了爺爺奶奶的身邊。我想，她的至親們在這十年中早已是精疲力竭，送她入了土以后，都會有一種劫后余生的輕松感吧。

5年后，姑父東也與世長辭，臨終遺言是：夫妻二人永不合葬，把他的骨灰撒向大地即可。

兩個兒子終究只遵從了遺囑的一半，把父親的骨灰帶回那個曾經給他帶來恥辱和抑郁的老家，葬在了早已去世的地主父母身旁……

在梅長達10年的“瘋癲”史里，她的丈夫白發如雪，她的大兒子和大兒媳雙雙下崗了，她的二兒子在權力的斗爭中被打壓，從科長變成了后勤安保，她的二兒媳也得了癌癥，她的大孫子整天逃課、打架、早戀，唯有小孫子蒸蒸日上的學業給這個沉沒在晦暗中的家庭帶來一束光亮。

我始終苦苦思索，梅突然瘋了的原因，她看起來那么聰明……在她離世后的好多年里，我才用家里人你一句我一句零零散散的話語慢慢地拼湊出來，這些句子并不連貫，有的彼此之間隔了三四年，它們散落在時光的夾縫里，瑣碎而哀傷。

我猜想：梅一直是懊悔的，懊悔不該在上大學時連著生了兩個兒子，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爛；梅一直是怨恨的，怨恨東為了剪斷她的羽翼，迫不及待地讓她連著生了兩個孩子；梅又是隱忍的，她搬進城里與丈夫日夜相處時，才發現對方陰郁的性格相處起來極其別扭，兩人的日子過得很逼仄；梅的心理是失衡的，因為自己人生失敗了，所以見不得別人好，所以常常搬弄是非；梅一直是焦慮的，這焦慮來自空空落落的口袋；梅也一直是失望的，她當年義無反顧嫁的所謂“愛情”，無非也是一地亂糟糟的“雞毛”……

但梅也是懶惰和懦弱的，以她的學識和能力，如果能拋棄虛榮放下身段，在那些漫長的歲月中積極地去謀一份生計，也不至于在財帛和人格上都不能獨立，窘迫至此。

無數個漫漫長夜里，多種復雜沉重的情緒交錯扭曲著，夾雜著不可與人說的悔恨與羞恥，讓她不堪重負。

而點燃她內心那把瘋魔之火的是一個偶然事件。

1994年的某一天，梅在街上迎頭碰上了幾十年未見的老同事珠。兩人在一陣大呼小叫的寒暄之后，都發現了對方在這幾十年里的巨大變化：當年的梅意氣風發、風姿綽約，如今的梅舉止畏縮、老氣橫秋，衣著簡樸過時；當年的珠靦腆、怯懦、瘦弱，經常因為工作能力差被批評，一批評就哭，而如今的珠容光煥發、中氣十足，說話間投射出來的是縣城里“在職有權退休有錢”群體所特有的底氣和貴氣。

回到家里的梅，反復念叨些別人聽不清楚的話，做飯念叨，洗衣念叨，半夜睡著睡著，突然坐起來念叨，她似乎陷入了渾渾噩噩的狀態。

一開始，家里人把這事兒當笑話說。半個月之后，在梅把家里的電視機用床單裹起來拖下樓的時候，他們才意識到：梅，瘋了……

梅對東說的那句“你害了我”不是瘋話，是從她靈魂深處爆發出來的控訴，帶著她積郁在心底近半個世紀的不甘與委屈。這些不甘和委屈終于在與珠邂逅之后發酵成滔天的憤懣……

我想，梅唇上的那顆曾被認為象征著富貴無邊的痣，最終也沒能給她帶來安寧。

在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我突然記起，我結婚之前，姑媽梅日夜在“正常”與“非常”之間徘徊，她曾經托我媽轉給我一對繡了花的枕套：白色棉布帶花邊兒，布面上繡了一枝斜斜的紅梅，停了兩只彩色的小鳥。

白色棉布已經泛黃，也不知她藏了多久。

我想，如果梅和東能預見到自己后半生的劫難，那么在初相遇的時刻，他們會選擇擦肩而過，從此漸行漸遠吧……

編輯 | Terra 實習 | 舒怡

笨豬

教師，一個正在努力斬斷“焦慮”的代際傳遞的更年期綜合癥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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