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困局：年輕人的無奈與社會的反思

一篇標題頗具挑逗性的人物采訪文章《不繳社保的年輕人，一場無聲的抗爭》進入公眾視野，其中引用的數據令人咋舌。上海市以高達12183元的社保繳費基數上限和7310元的下限傲視群雄，穩居全國榜首。

這意味著，選擇在上海逐夢的青年，一旦遭遇失業風暴，無論是穿梭街巷的外賣小哥，按小時計費的家政服務員，還是選擇慢就業的自由職業者，每月至少要預留2558.5元繳納基本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這筆費用，對許多囊中羞澀的年輕人而言，無疑是沉重負擔。

以我身邊朋友為例，不少人在同樣繁華的廣州加入靈活就業大軍。今年7月起，廣州社保繳費基數下限從4588元悄然上調至5284元。按20%繳費比例計算，僅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就需繳納1056.8元，加上453.92元的醫療保險，總計1510.72元。

對比上海與廣州，同樣是失去穩定工作的漂泊者，按最低標準僅繳納基本養老和醫療保險，廣州支出1510.72元，上海則需2558.5元。這讓人感慨，即便節衣縮食，廣州靈活就業者每月要騰出1500多元，上海更是攀升至2500多元，否則社保賬戶將面臨停繳。

社保停繳，對個體影響喜憂參半。宏觀來看，停繳意味著失去大城市落戶、購房資格，醫療費用無法報銷，未來退休金領取也受影響。微觀層面，對于已失業、月收入勉強維持生計的人，每月幾千元收入既要還房貸、養家糊口，實在難以擠出2500多元繳社保。許多人面對社保停繳抉擇，只能無奈先度眼前難關。

據查閱數據，上海市社保參保人數在2022年還維持在1535.69萬人高位，但2024年上半年下滑至1528.62萬人，短短半年近7萬人退出，或許正是對高昂社保費用的無聲抗議。

在這場社保拉鋸戰中，我們看到年輕人的無奈與掙扎。他們或為追夢而來，或在失業泥潭中自救，卻因高昂社保費用，不得不做出艱難抉擇。這不僅是個人困境，更是社會需正視的問題。

今年上半年上海社會保險參保人數下滑7萬，引發關注。某位自封的數據堂主深入探究，查閱北京、廣州、深圳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官網尋找對比線索。遺憾的是，北京與廣州上半年具體參保數據缺失，唯有深圳數據赫然在目，且與上海形成鮮明對比。深圳參保人數非但未減，反而增長。官方數據顯示，深圳2022年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數為1381.38萬人，2024年上半年躍升至1409.00萬人，增幅超20萬人。

為何上海流失的參保人數，在深圳卻成新增力量？

原因首先是政策導向差異。北京與上海作為傳統一線城市，對人口增長嚴格把控，早在疫情前，常住人口就已出現負增長。2017年，北京與上海常住人口同時下降，這是1978年以來首次。相比之下，深圳則慷慨許多，推出一系列吸引人才政策，拿出真金白銀廣邀英才。上海像緊箍咒，深圳則似橄欖枝，政策差異一目了然。

再者，生活成本也是影響參保人數的重要因素。根據美國知名咨詢公司發布的2023年全球主要城市生活成本調查報告，上海位列第12，深圳排在第20位。該報告綜合考量通貨膨脹、匯率、稅收、住房、交通物價等因素。以社保繳費為例，同樣繳納基本養老保險，上海繳費基數下限高達7310元，廣州稍低為5284元，深圳則不到2500元。

更驚人的是，繳費比例也有顯著差異，上海社保繳費比例為24%，廣州與深圳均為20%。這意味著，靈活就業人員僅基本養老保險一項，上海每月最低需繳納1754.4元，廣州為1056.8元，深圳僅需500元左右。如此懸殊繳費差距，無疑是影響參保人數的重要砝碼。

至此，問題浮現，過高社保繳費比例或許是上海參保人數下滑的罪魁禍首之一。面對高昂繳費壓力，部分人群可能選擇降低參保檔次，甚至放棄參保，尋求更經濟生活方式。而深圳低繳費、低生活成本策略，一定程度上吸引更多人，促使參保人數穩步增長。這一現象引發我們對社會話題的深思。

在學術研究中，一篇題為《社保費征管與企業避稅——基于社會保險法實施的準自然實驗》的嚴謹論文指出，中國企業養老保險繳費率遠超多數國家。以基本養老保險為例，美國企業養老保險繳費率為6.2%，日本為7.5%，而我國企業繳納比例直逼20%，如同難以逾越的山峰壓在企業肩頭。

有人認為這是企業之事，與靈活就業者無關，可現實是，一旦進入靈活就業，原本企業背負的重擔便轉嫁到個人身上。以上海、廣州、深圳等一線城市為例，靈活就業者基本養老保險繳納比例高達20%，與企業相同。

我國社會保障資金管理模式為現收現付制度，如同沒有積蓄的月光族，遵循以收定支原則，不做積累。養老金給付如同接力賽，由在職職工負擔退休職工養老費用，通俗說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每月繳納的養老保險轉眼化作退休老人的養老金。這并非我國獨有，日本同樣實行現收現付制。

而個人賬戶積累制則是另一模式，從工作起，繳納的基本養老金存入個人賬戶，如同個人保險箱，國家也不能輕易觸碰，到法定退休年齡，以養老年金形式逐月發放，美國是這一制度的忠實擁護者。

理論上，現收現付制與個人賬戶積累制各有千秋。現收現付制像國家編織的安全網，無需擔憂通貨膨脹；個人賬戶積累制則需面對貨幣貶值風險，需個人審慎規劃。現收現付制健康運轉的秘訣是確保繳費基數足夠龐大。然而現實復雜，在人口老齡化浪潮下，這一模式能否保持穩固？靈活就業者養老保障又該如何解決？

這種健康持續運作模式，本質基于年輕勞動力無限供應的假設，認為養老保險基金就能自動充盈，國家養老體系就能安然無恙。但現實卻很殘酷，連續兩年高校畢業生人數突破千萬大關，今年更是達到1158萬。理論上，若這些畢業生全部就業，社保繳納數額將大幅提升，為養老體系注入動力。可諷刺的是，青年失業率高達25%，每4個年輕人就有一個失業，數據慘淡到官方自8月起不再公布。

上海2023年上半年社保參保人數減少7萬，雖不能說全部源于失業，但失業是重要因素之一。一部分年輕人選擇回老家考公或去其他城市發展，更多是在失業中掙扎，無奈暫停社保繳納。

我們無需高談經濟復蘇宏觀壓力，也不必急于借鑒他國經驗，僅從人性基本需求出發，誰不想有穩定社保，誰愿流離失所？專家建議往往不切實際，如出租多余房產、付費上班不求薪資，指責年輕人懶惰、眼高手低等，全然不顧普通年輕人的處境。多數年輕人就業之路越走越窄，向下選擇成為常態。

張雪峰曾指出，內卷本質是別無選擇，若有更多選項，誰愿卷入無休止競爭？看看靈活就業的擺地攤與送外賣，看似自由，實則透露年輕人就業困境的無奈與心酸。社會一邊高呼人才過剩，一邊面臨青年失業，我們不得不反思，這究竟是制度漏洞還是時代悲哀？

談及上海社保繳費人數縮減，宏觀經濟波動與失業率攀升是重要因素，從個體感受微觀層面看，高昂生活成本與微薄薪資收入的巨大差距，才是更直觀痛點。以上海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為例，繳費額每月高達1700多元，深圳僅需500元左右，差距達3倍之多，加劇經濟壓力。

不同就業環境下社保待遇差異更是天壤之別，國企職工社保繳費輕松破千，私企尤其是小型或初創型企業，社保甚至成奢望，員工無法享受基本社保保障，這種待遇差距讓人感嘆社會階層固化之嚴峻。

曾有粉絲訴苦，疫情沖擊、經濟下行，飯碗難保，社保基數卻年年攀升，苦不堪言。我們理解個人之憂，也深知養老金缺口現實。宏觀層面，專家學者解決方案眾多，微觀層面困境卻如頑疾，根源在于年輕人別無選擇，不是不愿繳納，而是無力承擔。社保本應是連接年輕人與城市的重要紐帶，有了它看病可報銷、落戶有積分、購房有資格，曾是青年奮斗路上的明燈。

但現實冰冷，讓他們覺得那盞燈越來越遙不可及，對未來的期盼也愈發黯淡。如今，面對生活重壓，他們開始懷疑對社保的執著與期盼是否還值得堅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