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智奇

在信息洪流翻涌的時代，名人的光環效應正被一種新力量重塑——流量。其無形巨手悄然伸向名人的存在根基，將那些本該以“立業、立功、立言、立德”贏得敬重的身影，卷入一場自我解釋與喧囂表演的漩渦之中。昔日以沉甸甸作品說話的名家，如今似乎越來越難逃被流量綁架的宿命，陷入一場迷失自我的悲劇之中。

流量邏輯的魔力，在于它最善于將名人拖入一場永無止境的自我證明、自我表白、自我解釋、自我保護、自我重塑、自我再造。當流量成為唯一尺度，那些曾以思想深度與藝術造詣立身的作家、學者、藝術家們，被迫在喧囂的“熱鬧”中現身。他們必須不斷解釋自己，標榜立場，在熱搜與話題的浮光掠影里竭力保持“存在感”。這過程宛如一場永不休止的疲憊舞蹈，在眾目睽睽之下，思想者被剝奪了沉思的安寧，藝術創作所必需的“心靈虛靜”被粗暴碾碎。于是，他們漸漸從精神的創造者，淪落為流量的奴仆。

更深層的困境在于，流量狂歡正侵蝕著精神勞動的本真意義。真正的創造向來誕生于“虛靜”的沉思熔爐。思想家、藝術家唯有在內心澄澈的深處，方能把對時代的深刻體察，將深沉情感與思想結晶，不著痕跡地融入作品的血脈與審美肌理中。這正是創作追求的“中道”與“中心”——如黃金分割點般精準的平衡點：既非離群索居的孤芳自賞，亦非對喧囂諂媚的俯首稱臣，而是在“中通”與“中介”的張力間，以作品本身承載“中信”與“中意”的溝通力量。

然而，當“熱鬧”的誘惑或流量的脅迫迫使創作者離開這珍貴的平衡點，其“中發”的創造活力便會扭曲變形，作品終將失卻“中端”的深沉價值。這絕非杞人憂天：多少本該潛心于思想與藝術的靈魂，最終在流量的旋渦中消解了精神高度，化為可哀可嘆的“網紅”，其作品亦如過眼煙云。

在歷史變革的驚濤駭浪中，思想與藝術的燈塔作用尤顯珍貴。而真正的燈塔，只能矗立于深沉的“虛靜”基石之上。我們的名家巨匠們，請勇敢地守護心靈深處那片沉思的凈土，讓思想在作品內部自然呼吸，讓藝術以其自身的光輝說話。正如桑塔格所言：“沉默仍然是藝術道德的一部分。” 減少題外喧嘩的自我標榜，遠離浮華名利場的紛擾，才能讓作品自身成為“中旅”——溝通作者與世界的堅實橋梁。

當流量以“綁架”之勢席卷一切，能守住這“虛靜”的“黃金分割點”，在喧囂時代保有靈魂的深沉與創造的純粹，或許正是當代名人最珍貴的精神姿態。惟其如此，名人效應才能超越流量泡沫的短暫喧囂，在時間的沉淀中，煥發出立德立言那不朽而堅實的光芒。關于這個問題，我想作如下的具體分析:

一、名人本質:從“立德立言”到“流量標榜”的異化

名人的社會存在，本應根植于“三不朽”的精神高地——以“立業”之實績、“立功”之貢獻、“立言”之思想、“立德”之品格，贏得公眾發自內心的擁戴與尊重。這是一種經由時間沉淀、實踐檢驗的聲望，其內核是價值的創造與精神的引領。孔子周游列國布道儒學，李冰父子修筑都江堰澤被千秋，魯迅以筆為槍喚醒國民，其名望皆源于其不可替代的實質性貢獻與人格光輝。

然而，流量經濟的崛起，正粗暴地改寫名人效應的生成邏輯。當“眼球即經濟”、“關注度即影響力”成為金科玉律，名人的價值被日益簡化為可量化、可交易、可即時變現的流量數據。于是，一種危險的異化悄然發生：

價值評判的扭曲：社會對名人的衡量標準，從“你創造了什么/代表了什么”，滑向“你吸引了多少眼球/制造了多少話題”。“立德立言”的厚重，被“熱搜次數”、“點贊數”、“粉絲量”的浮華所遮蔽。

存在方式的蛻變：傳統名人的“存在感”源于其事業與作品的自然輻射。而在流量邏輯下，“存在感”淪為一種需要持續表演與自我證明的焦慮。名人被迫或主動地滑向“虛張聲勢”以博出位，“嘩眾取寵”以求關注，“不懂裝懂”以蹭熱點，“無中生有”以造話題。其社會角色，從價值的創造者與傳播者，異化為流量的捕獲者與消耗品。

精神高度的塌陷： 當名人的精力被引向如何“刷存在感”、如何維持“曝光度”，其用于“立業、立功、立言、立德”的專注力與創造力必然被侵蝕。流量綁架的實質，是對名人精神內核與創造根基的慢性絞殺。

二、創作之殤：當“心靈虛靜”失守于名利喧囂

真正的精神創造——無論是深邃的思想、震撼的藝術、還是啟迪人心的學術——其孕育與誕生，無不依賴于一片珍貴的土壤：“心靈虛靜”。這是創作者與自我、與世界進行深度對話的必要空間，是情感沉淀、思想淬煉、審美熔鑄的圣所。它要求創作者：

向內深耕：將全部的思想、情感、技藝與生命體驗，融入事業本身，灌注于作品的血脈之中。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是其對人性的深邃洞察與時代精神的宏大交響，無需作者每日自辯；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是靈魂與命運的搏斗吶喊，其力量遠超任何言語解說。

遠離喧囂： 警惕并主動遠離“熱鬧”的名利場誘惑。過度的社交曝光、無休止的自我標榜與題外解釋，不僅分散心神，更會將創作者拖入評價與反饋的即時漩渦，破壞其獨立思考與藝術直覺的純粹性。正如陶淵明“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的自覺守護。

相信作品的力量：作品本身應是最有力、最完整的宣言。偉大的作品擁有自足的生命力，能在時間長河中自主言說，無需作者化身“解說員”為其站臺辯護。反復的自我闡釋，往往暴露的是作品本身力量的孱弱或創作者自信的匱乏。

然而，流量時代的誘惑與壓力，正無情地沖擊著這條“心靈虛靜”的底線：

“解釋”的陷阱:被流量裹挾的名作家、藝術家、學者們，日益陷入“自我解釋”的泥潭。作品甫一問世，便急于在社交媒體上闡釋立意、回應爭議、引導解讀，甚至不惜制造話題博取關注。創作不再是沉靜的耕耘，而淪為一場需要全程“直播”與“售后”的喧囂表演。

“標榜”的焦慮：在信息過載的洪流中，害怕被淹沒的焦慮催生出過度的“自我標榜”。創作者不再滿足于讓作品說話，而是急于為自己貼上各種標簽、爭奪話語權高地，陷入名利的競逐場，離“虛靜”的創作狀態漸行漸遠。

” 中介”的失效： 當創作者過度投身于作品之外的喧囂（解釋、標榜、話題參與），其作為溝通創作者精神世界與受眾心靈的“中介”功能便發生了異化。作品作為核心“中介”的地位被削弱，創作者的個人表演和言論反而喧賓奪主，導致精神傳遞的鏈條在源頭就被浮躁所污染。

三、解構流量迷局：從喧囂回歸創造的“中旅”

流量的誘惑如海妖之歌，其危險在于它許諾的“存在感”實則是精神的流放地。當學者放下書卷爭辯于熱搜，當藝術家擱置畫筆沉迷于直播，當思想家離開書齋周旋于話題——他們看似活躍于舞臺中心，實則被放逐于創造力的荒野。流量經濟的本質是即時性的消耗，它要求不斷的新刺激、新話題、新表演，這與精神創造所需的沉淀、專注與深度耕耘格格不入。名人被卷入的，是一場注定耗竭的馬拉松：解釋昨天的言論，回應今天的質疑，制造明天的熱點，循環往復，永無寧日。其“立業”的根基——“立功、立言、立德”的實質性貢獻，在喧囂中被悄然掏空，只剩下一個被流量定義的、日益空洞的符號。

真正的力量，恰恰在于從這喧囂的漩渦中抽身，回歸創造的“中旅”——那座溝通個體靈魂與時代精神的堅實橋梁。這“中旅”并非消極的隱遁，而是積極的沉潛。它要求創作者：

1. 重拾“心靈虛靜”的底線：主動屏蔽外界的噪音干擾，守護內心那片沉思的凈土。這虛靜不是真空，而是孕育思想的沃土，是情感得以沉淀、洞察得以深化的必要空間。如老莊所言，“致虛極，守靜篤”，萬物才能在其中生長顯現。

2. 將思想情感融入作品本體：停止過度依賴作品之外的自我闡釋和標榜。相信作品自身的力量，讓深刻的思想在嚴謹的論證、優美的文字、動人的旋律、震撼的視覺形象中自然流淌，讓情感在角色的命運、畫面的張力、理論的邏輯中自然共鳴。作品的“審美肌理”本身，應是最有說服力的語言。正如雕塑家只呈現大理石中的形體，而非不斷解釋它為何美。

3. 在“中道”上尋求黃金平衡：警惕兩種極端：完全隔絕于世，喪失對時代的感知與回應的“中塞”；或完全被流量裹挾，淪為喧囂附庸的“中溺”。真正的“中道”在于“中通”——保持對時代脈搏的敏銳感知，通過“中介”（作品本身）進行深刻而審美的表達，傳遞“中信”（真誠的信念）與“中意”（深刻的意圖），最終抵達觀眾心靈的“中端”（核心）。這個過程，本身就是一次充滿創造力的“中旅”。

4. 以“立德”對抗虛無： 在流量制造的速朽泡沫中，唯有建立在真實貢獻、高尚品格和深刻思想上的“名望”（立德），才具有穿越時間的韌性。這份“立德”的追求，是抵御流量誘惑最堅實的內在錨點，提醒名人其存在的終極價值在于精神的饋贈，而非數據的堆砌。

四、歷史變革中的“虛靜沉思”：燈塔的根基

社會歷史的驚濤駭浪中，思想的深度與藝術的純粹性，恰如指引航程的燈塔。然而，燈塔的光芒并非源于其表面的喧囂與華麗，而是源于其內部燃料的充分燃燒——這燃料，便是思想家、藝術家在“虛靜沉思”中淬煉出的真知灼見與深沉情感。

在信息碎片化、情緒極端化的時代洪流中，深刻的洞察力與清醒的判斷力變得彌足珍貴。這種洞察與判斷，無法在話題的追逐戰中即時生成，它需要長時間的觀察、反復的推敲、跨領域的融合，以及最重要的——不受干擾的、沉入問題核心的“虛靜”思考。當理論家被卷入即時論戰的泥潭，當文學家忙于為自己的作品進行熱搜辯護，他們便失去了這份沉思所賦予的穿透表象、把握本質的能力。其結果，往往是炮制出迎合一時情緒卻缺乏歷史縱深和思想厚度的“速朽品”，看似熱鬧，實則無力承擔燈塔的重任。

真正的思想與藝術杰作，其生命力正在于創作者將自身對時代巨變的復雜感受、深刻認知和終極關懷，不著痕跡地、審美地熔鑄于作品的核心結構之中。這種“融入”，是最高級的表達，它超越了直白的說教和淺薄的煽情，通過作品的審美力量直抵人心，引發共鳴與思考。它需要創作者保持一種珍貴的“中意”——既對時代充滿關切，又能超然于即時喧囂，在“虛靜”中找到那精準的“黃金分割點”，讓作品既扎根現實又超越時空。

守護“虛靜”，重塑名人的精神海拔

流量綁架下的名人困境，本質上是精神價值被市場邏輯異化的危機。那些在網絡漩渦中掙扎、沉浮，淪為自我解釋永動機的“網紅”名家，其境遇誠然“可悲可嘆，可哀可惜”，但更應成為時代敲響的警鐘。

解困之道，不在于徹底否定流量或時代，而在于名人對自身精神坐標的重新錨定：勇敢地守護“心靈虛靜”的創造底線，堅定地將思想與情感傾注于作品本身的“中旅”之中，在時代的“中通”與個人沉思的“中介”間，精準把握那個關乎創造生命力的“黃金分割點”。

唯有如此，名人才能從流量的“綁架者”轉變為價值的“定義者”，其效應才能擺脫泡沫般的短暫喧囂，在時間的淬煉下，煥發出源自“立業、立功、立言、立德”的、真正不朽而堅實的光芒——這光芒，將是喧囂時代最稀缺也最珍貴的燈塔。

作者簡介：常智奇，陜西武功人。研究員，文學碩士、著名文藝評論家，陜西省作家協會理論批評委員會委員、陜西省國學研究會副主席、曾任陜西省文學院院長、《延河》雜志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