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戰后，在放寬對日經濟限制、幫助日本實現經濟自立，以減輕美國占領負擔的問題上，在東京的盟總和華盛頓的杜魯門政府之間并沒有什么不同，盟總和陸軍部、國務院一樣，也在積極致力于設計日本經濟復興計劃；而且在政治上麥克阿瑟也是堅定的反蘇反共分子，其對日政策目標也是要堅決確保日本留在親美的西方民主社會陣營之內。

但是，對于要把日本建成一個什么樣的社會、如何確保日本留在西方陣營以及怎樣實現日本經濟復興等等具體問題，麥克阿瑟卻與華盛頓之間有著嚴重的分歧。

麥克阿瑟認為，盟總對于日本的占領改革是有成效的，而通過富有成效的占領改革的繼續進行，可以把日本改造成為一個民主社會，也可以確保日本親美與親西方；同時，蘇聯滲透日本的危險性也并不是像華盛頓所想象的那么大，確保日本社會的民主，再加上美軍在日本周圍的駐留，足以抵制蘇聯對日本的滲透并保障其安全。

為此，麥克阿瑟強調要把對日本社會民主化非軍事化改革進行到底，并認為日本只有徹底鏟除軍國主義滋生的經濟土壤，排除經濟生活中的壟斷集中，才能有效抵制共產主義的滲透。

但是，華盛頓方面卻認為，由蘇聯的擴張以及中國面臨全面共產主義化的危險，遏制蘇聯共產主義擴散并確保日本留在西方陣營的重要與緊迫，已遠遠超出現階段對日本進行民主改革的必要。

因此，盟總對日本進行的“新政式”民主改革的“實驗”應該結束，對日占領政策應服務于美國對蘇遏制戰略的新需要。在政治上，美國應該扶持日本親西方的保守勢力而非不確定的民主力量；在經濟上，美國應該幫助日本重新成為亞洲經濟的龍頭，應該依靠而非繼續破壞日本傳統經濟結構，概言之，華盛頓認為，美國對日政策的目標已不應是民主化與非軍事化，而應是首先確保日本政治經濟的穩定并留在西方陣營，唯其如此，才能利用日本的地緣政治價值，重新發揮其在東亞權力舞臺上制衡蘇聯的作用。

并在蘇聯和共產主義擴張以及中國共產主義化的情況下，確保美國在東亞的安全。

1、華盛頓與麥克阿瑟的分歧

在上述有關對日占領政策觀念分歧的掩蓋下，華盛頓與東京大分歧還伴隨著杜魯門政府與麥克阿瑟之間關于對日政策最高決策權之爭。自對日占領以來，有關日本占領的所有事務包括各項改革以及日本的經濟政策，一直是由東京的盟總獨立負責，日本似乎變成了麥克阿瑟的“獨立王國”，而麥克阿瑟本人也有意加強人們對盟總超越華盛頓政府管轄之外、享有對日占領事務處理最高權力的印象。

由于麥克阿瑟的個人威望及其在陸軍中的崇高地位，杜魯門政府對麥克阿瑟在日本的做法一向不多問，但實際上，杜魯門本人和在名義上有權管轄美國駐日盟軍的陸軍部，都對這種“專斷”大有不滿。雙方上述沖突，從日本經濟復興問題提出時便暴露出來。

1947年5月上旬，前總統胡佛受華盛頓派遣，為解決糧食救濟問題專門訪問了日本。回國后，他給國務卿馬歇爾和陸軍部長帕特森寫了信，對有關賠償問題的處理和盟總經濟改革政策都提出了嚴厲的批評。

胡佛認為，日本經濟癱瘓的根源不僅在于對日本生產和貿易的限制，而且在于盟總推行計劃經濟所產生的弊端，因此，政府應對盟總的經濟政策進行徹底重估；同時，國務院和陸軍部應廢除日本現行的改革和限制工業的計劃，除了禁止武器生產之外，不要再對市場經濟作任何干涉。

胡佛還告誡帕特森，盟總所進行的社會和經濟試驗將使美國失去團結日本民眾和使日本作為亞洲反共堡壘的唯一可能；對日本工業的種種限制，會使日本成為全球經濟鏈中最吃力的環節；任由日本經濟崩潰則將導致西方文明普遍瓦解。

胡佛的觀點幾乎是對盟總經濟民主化改革的全面否定，但他的建議卻引起華盛頓的強烈共鳴，尤其得到陸軍部的強力支持。

2、陸軍部與麥克阿瑟分歧的緣由

1947年夏秋，當杜魯門政府從全球政治經濟形勢要求出發，考慮停止盟總在日本的“新政式”經濟民主化改革，以經濟自由主義理念重建日本經濟之際，盟總也正躊躇滿志，準備繼續執行反壟斷計劃，推進經濟民主化改革，這便使得華盛頓與盟總之間有關對日政策的分歧以及權力之爭，圍繞盟總有關解散財閥和反壟斷政策的推行而很快爆發出來。

1947年5月，華盛頓的遠東委員會(FEC)正式通過了前一段美國提出的《關于日本經濟力量過度集中的政策》(SWNCC302/4)，即FEC230。FEC230認為，財閥對日本經濟的壟斷性支配促進了日本的戰爭行為，排除私人經濟力量的集中對日本經濟和政治民主化不可或缺。

FEC230計劃分割1200個日本大企業和大銀行，并徹底切斷銀行和財閥之間的關系。

盟總反壟斷政策的推進與華盛頓反盟總力量的匯集FEC230通過之后，盟總反壟斷步伐也進一步加快，4月，盟總強迫吉田內閣發布《禁止壟斷法》，但日本方面一直以這是不當地破壞經濟活動為由，拖延議會對該法案的審議。

盟總新上任的經濟科學局反壟斷科科長愛德華·威爾士對分割大公司、排除經濟力量集中的工作進行了進一步研究，決定重新立法。

以原有法案為基礎，反壟斷科重新起草了《經濟力量集中排除法》（即《集排法》）草案，將金融機構、個人和家族財富均包含到反壟斷的范圍之內，并將其交給日本政府作為立法參照，但是，日本政府仍想拖延，要求盟總將金融業排除在適用范圍之外，并明確所規定的各項指標，7月，盟總勒令解散了三井物產、三菱商事兩大財閥，令日本經濟界大受沖擊。

接著，盟總又給片山哲內閣施壓，要求將《經濟力量集中排除法案》提請議會通過，在盟總反壟斷步伐加快之際，華盛頓強烈反對麥克阿瑟繼續“新政式”經濟民主化改革的力量也逐步明確。

華盛頓的反對力量主要來自三方面：陸軍部、國務院，以及親日保守的院外組織“美國日本協會”。

陸軍部一向對其在對口政策方面必須順應麥克阿瑟的要求不滿，也很早就主張改變對日政策，以使其服從于軍事冷戰體制的需要，隨著1947年8月30日奉行保守路線的威廉·德雷帕被任命為專門負責占領區事務的陸軍部副部長，陸軍部與盟總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加大。

德雷帕出身于華爾街，曾擔任迪龍·瑞德公司的副總裁，與華爾街大公司往來密切在上任之前，他曾經參加美國對德占領，擔任過美國占領軍軍政部經濟部長。與主張實行計劃和統制經濟的盟總經濟科學局不同，德雷帕是保守的自由經濟論者，在參加對德占領期間，他就主張給德國更多的經濟自主，建議放寬反壟斷限制。

就任陸軍部副部長之后，他積極致力下，日本經濟復興政策，成為軍方反對盟總占領政策的積極推動者，當然，德雷帕這樣做一方面是由于他擔心日本的經濟崩潰，將意味著美國更進一步的財政負擔，另一方面也考慮到了華爾街大公司在日本的經濟利益。

3、國務院與麥克阿瑟分歧的緣由

國務院對盟總占領政策的反對，主要以政策設計組組長凱南為代表。如果說德雷帕對盟總政策的反對更多是出于經濟復興政策觀念的差異，那么，凱南的反對，則主要是基于對蘇戰略的總體考慮。

凱南在8月中旬接受對日政策評估任務之后，同軍方領導人就媾和時機、現行占領政策與美國對日政策目標的關系等問題充分交換了意見。

其后凱南便認定，現行占領政策不符合美國在冷戰情況下對蘇遏制的戰略要求，應該從日本的地緣政治價值出發，把確保日本政治經濟的穩定放在對日占領政策的首位，并必須放棄為使日本不再成為美國戰爭威脅的民主化非軍事化的初期目標。

凱南的地位使他要求重視日本戰略價值，并確保日本政治經濟穩定的觀念，受到政府高層決策人士的高度重視，國務院支持凱南從戰略上“反轉”初期，對日政策目標的力量。隨著國務院內機構調整和人員變動而加強。

9月15日，沃頓·巴特沃思取代范宣德，擔任了新一任遠東司司長，這種調整顯示了國務院要提高對日本的戰略重視程度，并使美國對東亞戰略重點從中國轉向日本的決心。范宣德是中國問題專家，一直重視中國問題，在他擔任遠東司長期間，遠東司的工作重點一直是中國，有關日本事務則主要由下屬的東北亞局在處理，與范宣德不同，巴特沃思是歐洲問題專家，盡管曾隨馬歇爾赴華調處，有過在華工作經歷，但他卻認為美國在遠東應該倚重的對象是日本而非中國。

1946年8月，巴特沃思便曾致電國務院，指出美國必須將日本的利益和美國的利益融合起來，以抵消俄國帝國主義并彌補中國的愚蠢，他反對日本重新武裝，力主加強日美經濟聯系，并在工業、貿易和海運方面發展兩國的共同利益，巴特沃思認為日本人比任何亞洲人更適于支配亞洲市場，而眼下正是以日本人取代中國人之時，在他成為遠東司長之后，遠東司的工作重心便開始向日本偏移。

此外，被稱作日本院外集團的“美國日本協會”，也為華盛頓轉變盟總對日占領政策積極助力與被稱做“中國幫”的強大的中國院外集團不同，“美國日本協會”是一個小型松散的個人組織，主要活動于幕后，且活動者也多不承認其與“美國日本協會”有直接關聯。

“美國日本協會”主要以兩種渠道對美國政府對日政策施加影響：

其一是利用其成員與政府高層的聯系，要是通過與前國務院對日官員的私人關系爭取直接對決策者施加影響；其二是以《新聞周刊》為陣地，發動強大輿論攻勢，向政府的對日政策施加壓力。

4、斗爭的白熱化

華盛頓與盟總就對日占領政策富于戲劇性的正面交鋒是從“美國日本協會”一手炮制的“考夫曼報告”的發表開始的。

1947年夏天，“美國日本協會”的主要成員、《新聞周刊》的編輯哈里·肯恩勸考夫曼律師利用盟總放寬訪日限制的機會赴日旅行，順便考察盟總的占領政策，考夫曼在東京獲得了一份當時列為最高機密的前述有關排除經濟力量過度集中的FEC230文件。

根據這份文件，考夫曼于9月6日寫出了一份抨擊盟總激進改革計劃的報告——《1947年9月6日日本的狀態》。報告采用了危言聳聽和極富煽動性的筆調，如譴責盟總正“兒戲般的”把日本置于為勞工運動所迷惑的“激進改革分子”和“狂想家”所支配的“經濟狂想家的刀子”的險境之下，稱FEC230及其產物準備為“社會主義思想”立法，它必將毀滅日本等等，強調改變現行日本政策的緊迫性。

這份報告很快送達華盛頓有權勢的政策設計者凱南、福勒斯特、德雷帕等人手中，并在“美國日本協會”的運作下，對這些人的對日政策觀念產生了影響，9月底，在“美國日本協會”的推動下，德雷帕決定親自赴日本，就日本經濟狀況進行實地考察，考察后，德雷帕得出了和考夫曼同樣的結論。

回到華盛頓，德雷帕決心盡快阻止盟總，停止有關賠償、整肅和反壟斷政策的繼續執行。10月15日，德雷帕與海軍部長福勒斯特、陸軍部長羅亞爾就盟總的反壟斷計劃進行了專門討論，三人決定要聯合國務院，推動政府限制該計劃實施，并限制麥克阿瑟今后的施政權限。

10月14日，政策設計組關于日本政策的戰略報告PPS10也已出臺，該報告對現行占領政策的看法與軍方一致，提出美國目前對日政策的當務之急，不是媾和而是確保日本政治經濟的穩定。

凱南也認為，盟總在日本繼續實行民主改革，尤其是反壟斷政策，與將來日本政治穩定和經濟復興的需要背道而馳。

這樣，德雷帕在國務院也找到了阻止麥克阿瑟繼續實行其對日民主化改革的同道者。在轉變占領政策的問題上，華盛頓軍政雙方的力量聯合在了一起。

此時，麥克阿瑟正準備讓日本政府將按照盟總草案制訂的《經濟力量集中排除法案》提交議會審議。德雷帕在10月20及21日連續向麥克阿瑟發了兩個電報，要求其推遲法案在日本議會通過。但麥克阿瑟回電指出，該法案過去得到了三部協調委員會、參謀長聯席會議及總統的一致支持，在日本只有財閥本身和極左派人士才會反對反壟斷計劃。

麥克阿瑟堅持認為，在日本的真正沖突是“自由競爭的企業制度”和“種種社會主義”之間的沖突，反而譴責德雷帕支持社會主義和反動。

麥克阿瑟沒有理會德雷帕，仍然堅持壓迫日本政府將《經濟力量集中排除法案》提交議會審議。

10月31日，福勒斯特、新的陸軍部長羅亞爾、蘇爾斯海軍上將等與凱南再度聚首，討論盟總的政策傾向。

與會者均痛感轉變占領政策的必要，最后一致確定，華盛頓軍政雙方要聯合起來，阻止反壟斷計劃的實施，停止賠償計劃，并削減日本工會的勢力。

12月初，日本眾議院在麥克阿瑟的壓力下通過了《經濟力量集中排除法案》，并將法案送至參議院批準。麥克阿瑟忽視華府權威的做法令華盛頓感到憤怒，作為其上司的陸軍部長羅亞爾致電麥克阿瑟，要求其推遲《經濟力量集中排除法案》的執行，等待華盛頓設立專門機構研究并對其執行進行監督。但是，麥克阿瑟同樣沒有理會。在其壓力下，12月8日，《經濟力量集中排除法案》接著在日本參議院也獲得通過。

《經濟力量集中排除法案》的通過使華盛頓與麥克阿瑟的矛盾升至白熱化。

德雷帕和美國日本協會策動了美國國內媒體和國會反麥克阿瑟的輿論高潮。《新聞周刊》在12月1日發表了“考夫曼報告”，德雷帕和肯恩以《新聞周刊》為陣地，對盟總革新政策下，有關工廠拆遷、解散財閥等措施，以及嚴厲的賠償計劃進行了集中攻擊。

肯恩又把一份尚屬機密的FEC230文件透露給了加州共和黨參議員諾蘭，諾蘭在參議院將FEC230公布并予以猛烈抨擊，引起軒然大波；一些眾議院議員也要求“調查經由國務院給遠東委員會的秘密指示在日本所造成的秘密統治”。

保守派報紙如《芝加哥論壇報》、《華盛頓郵報》、《舊金山記事報》等，則通過批評政府的對日政策而批評麥克阿瑟，指責盟總在日本進行“新政式”的改革試驗是把日本引向社會主義，還要求加大政府對日政策透明度等等。

在策動反盟總對日占領政策強大的輿論攻勢的同時，德雷帕本人又積極致力于謀求日本經濟復興計劃獲得國會的支持。

10月初，從日本回國后的德雷帕準備了一份陸軍部的日本復興計劃。該計劃與國務院7月的復興計劃不同，后者強調日本經濟復興必須依靠與鄰國貿易的擴展，并以此要求須與遠東委員會各國合作。

德雷帕計劃則主張單獨行動，不讓盟總和遠東委員會各國有干涉美國政策的機會，國務院原本考慮堅持自己的計劃，但是，德雷帕組織起來的反盟總的強大壓力，迫使國務院遠東司長巴特沃思改變主意，決定支持陸軍提出的由美國單方面倡導的復興計劃，即便因此與遠東委員會決裂。

國務院和陸軍部很快便在陸軍部計劃的基礎上達成了妥協，兩部聯名向眾議院預算委員會遞交了占領區經濟復興計劃。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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