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文明都不乏追遠思古的詩人和思想家。在他們看來，史前人類是“高貴的野蠻人”，沒有因文明的玷污而墮落。在久遠的過去，“混沌初開”，那是人類的幸福時代，人間猶如地上的天堂。印度史詩贊美田園詩一般的昔日生活，人們自由而安全，不知種姓制度為何物。無獨有偶，公元前8世紀，希臘詩人赫西俄德追溯了人類每況愈下的墮落軌跡，從久遠的黃金時代，到白銀時代和黑鐵時代，一直到暗淡無光的當今時代。

從歷史上看，最初的人間天堂觀念也不乏現實基礎。就經濟和社會關系而言，文明誕生以前，部落成員可以自由而平等地獲取生活所需的自然資源。經濟平等和社會同質性乃是新石器時代村社的標志。然而，當部落民轉變為農民，便失去了自由使用土地的權利，也不再擁有自己的全部勞動成果，而是必須承擔特定的義務，雖然這些義務的具體內容因地而異，但結局毫無二致。國家、教會、地主和放貸人層層盤剝之后，農民的勞動成果只剩下一半甚至更少，因此他們始終掙扎在溫飽線上。歷史學家估計，在地球上的所有文明中，精英統治階層僅占總人口的1% ～2%。然而，不論哪一個文明，統治階層都攫取了一半到三分之二的國民收入。這個事實解釋了為什么幾千年的中國歷史上，幾乎每年都會爆發農民起義，為什么從1801年到農奴最終獲得解放的1861年，沙皇俄國發生了1467次暴動。

隨著文明的到來，不僅經濟關系出現重大變遷，政治關系也發生了根本變革。在新石器時代，村民受到的內部或外部管控少之又少。但是，進入文明社會以后，國王、皇帝和官僚機構取代了部落酋長和村社長者，從宮廷大臣、行省和地方官、法官，直到書吏和賬房先生，官僚機構的控制無所不至。文明的另一個基本特征是出現了教會統治集團，而且這個統治集團與帝國行政體制沆瀣一氣。從前的薩滿被教士所取代，“業余祭司”被“全職祭司”所取代。官方神學和僧侶統治集團應運而生。兩者都致力于維護現行的社會秩序，賦予政治制度和政治首領以神授權力和神圣屬性。例如，埃及法老不僅是國家的統治者，而且是“永生神”。神權和世俗權力相互勾結，為維護社會現狀打下了最堅實的基礎。很少有人甘冒今生受到懲罰、來世也永遠不得翻身的風險。

文明的誕生從根本上改變了文化，而這種改變的影響至為深遠。新石器時代村社文化的特征是自治和同質性。所有成員共享共同的知識、習俗和態度，無須借助外部資源來維持生活。但是，文明的到來使得社會出現了更復雜的新形態。除了村社農民的傳統文化之外，還出現了形形色色的新文化：掌握了神秘的書寫技藝的書吏，通曉上天奧秘的祭司，擅長繪畫和雕刻的藝術家，天南海北做生意的商人，莫不在創造著文化。這樣，過去單一的文化形態一去不返。相反，文化逐步分化為所謂的高級文化與低級文化。城市的學校、寺院和宮殿屬于高級文化，鄉村則盛行低級文化。高級文化通過哲學家、神學家和文人以書面形式傳播，低級文化則在目不識丁的農民當中口耳相傳。

不同文明的高級文化和低級文化雖然在細節上有所不同，但都有著如出一轍的要素，即都是以“圣書”為基礎，如印度的《吠陀》、佛經、中國的“五經”以及基督教的《新舊約全書》。這些典籍構成了知識的基礎，從而主宰了教育。任何人要想出人頭地，就必須熟記大部分圣書。圣書還被用來強化忠誠和服從意識。凡是拒斥官方教義或是挑戰社會秩序，都將被扣上犯罪的帽子，今生和來世都受到懲罰。所有的高級文化都有奪人心魄的“地獄”觀念，那些敢于反抗世俗或宗教首領的人都將被打入“地獄”這一永恒的集中營。

所有的文明也都有著大同小異的低級文化。每個地方的農民都掌握了豐富的種植莊稼和養殖牲畜的實踐知識。他們崇尚勤勞的美德，瞧不起城里人，認為城里人是手無縛雞之力的病夫。農民向往的是擁有一塊土地、幾頭牲畜以及種田和做工的簡單工具。這些夢寐以求的東西意味著獨立和穩定，因此，從古至今的農民始終不渝地堅決抵制外來干涉，不論這種干涉是來自地主，還是來自當今由政府經營的合作農場。然而，除了這種“極致個人主義”之外，農民還有村社的公共生活和人際關系。好鄰居不僅互助建房，參加喬遷慶宴、豐年祭和其他社區活動，還總是樂于在別人需要時給予同情和幫助。

高級文化與低級文化通常是格格不入的。一方面，農民有優越感，認為鄉村生活和農業勞動代表道德“高尚”，而城市生活和職業則反之。另一方面，農民在經濟和政治上又隸屬于城市。地主、稅吏、教會官員和士兵全都來自城市，這些人的傲慢和專橫清楚地表明了誰是統治者、誰是被統治者。精英階層把享有的榮華富貴歸因于自身的才智和道德素質，事實上，他們完全是靠壓榨農民才過上的好日子。歷經數千年的滄桑歲月，農民們難免從內心深處認可了精英階層的看法，變得卑躬屈膝、逆來順受。

很顯然，文明造成了人類平等的倒退。不過，文明也帶來了很大的好處，取得了顯著的成就。站在歷史的角度看，雖然存在種種不公和壓榨，文明意味著人類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從這個意義上說，文明與工業革命最終殊途同歸。工業革命起初造成了深重的社會分裂和人間苦難，從長遠來看，它卻決定性地提升了人類的生產力和福祉。文明亦是如此。相比普通農民或城市工人，新石器時代的部落成員很可能過得更充實、更滿足。但是，舒適而悠閑的部落文化恰恰是生產力相對落后的癥結所在。雖然稅吏、祭司和地主敲骨吸髓般剝削和壓榨，卻有效刺激了生產。生產力的提升有一個有力的證據，即大河流域農業地區的人口有了巨大增長。隨著人口增長，生活水平也相應提高。君主以及世俗和教會的高級官員過著錦衣玉食、瓊樓金闕的生活，其奢華鋪張遠非部落首領所能想象。商人、書吏、低級官員和教士等新興的中產階級很可能也像今天的中產階級一樣，過上了愜意雅致的生活。從物質層面而非社會心理層面來看，有時就連平民百姓的境況也有所改善。

借助新興的書寫藝術，文明使得知識的積累和傳承成為可能，數學、天文學和醫學等科學能夠生根發芽、發展壯大。富裕上層階級的出現，為建筑師、雕塑家、畫家、音樂家和詩人發揮創造力提供了機會。我們今天看到的帕特農神廟、泰姬陵和巴黎圣母院等杰作便是這種創造力的成果。

這些來之不易的成果給少數人帶來的好處要遠遠超過多數人，畢竟，為高級文化付出代價的是多數人。但是，放眼整個人類歷史，重要的是人類取得了進步。正是千百年間日積月累的進步，最終讓我們得以憑借科學技術駕馭大自然，釋放出驚人的生產力，從而讓今天的多數人也能像少數人一樣受益。

誠然，當今世界仍有千百萬人目不識丁，或是飽受疾病和饑餓的折磨。但今時已不同往日：14世紀中葉，歐洲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被黑死病奪去生命；1846年，馬鈴薯枯萎病導致的饑荒造成100萬愛爾蘭人死亡；1876年，谷物歉收導致500萬印度人餓死。當時缺乏必要的知識，無法拯救瘟疫和饑荒的受害者。

如今，人類已經掌握了必要的知識，具備了一勞永逸地鏟除貽害千年的災禍的潛力。可悲的是這種潛力尚未完全發揮出來，但不可否認人類具備這種潛能。昔日人類不同文明所取得的進步就是明證。至此，我們可以這樣回答文明究竟是災殃還是福祉的問題：過去，文明既是福祉又是災殃。至于將來如何，則取決于人類將過去文明積累的知識用于破壞還是建設。

本文摘自《全球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