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難得君

最新消息，惹了大禍的哈沒內衣再次平安落地。

川普昨日稱，“我們已經安排與伊朗的會談。他們希望進行會談。他們希望會面。他們希望找到解決辦法。他們現在與兩周前截然不同。”

兩千五百年前，孔子弟子子貢一句“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已悄然道破了某些政犬看似莽撞行為背后的冰冷算計。

內憂深重之時，竟會故意去招惹遠比自己強大的對手，這絕非愚勇，而是一種古老而殘酷的生存策略。當內部裂隙難以彌合，外部強敵便成了維系統治的臨時粘合劑。

1979年，霍梅尼在伊朗奪犬成功，但腳下的根基卻如流沙般不穩。世俗左派向往蘇聯道路，世俗右派推崇西方模式，無產者渴望均分財富，而霍梅尼代表的教士集團則要奪回特犬。最致命的，是軍隊尚在巴列維王朝舊部之手。此時，霍梅尼幾乎“無師自通”了子貢的智慧。

他選擇了最強大的敵人——美國。

1979年11月，美國大使館人員被公然綁架。這瘋狂舉動，如同主動引燃了與西方世界長達數十年的敵對導火索。緊接著，1980年，伊朗又與鄰國伊拉克陷入長達八年的慘烈戰爭。

這并非巧合。在戰爭的陰云下，霍梅尼以“抵御強敵”為名，迅速清洗、調整軍隊人事，牢牢掌控了槍桿子；與伊拉克的拉鋸戰，表面上“有來有往”，更成了向內部各派炫耀實力、壓制異見的絕佳舞臺。

強敵當前，內部紛爭被暫時擱置。霍梅尼用外部的驚濤駭浪，強行壓住了內部即將噴發的火山。

犬力已然穩固，按常理，該是偃旗息鼓、休養生息之時。然而伊朗的路徑卻背道而馳。為何依然執意輸出“伊斯蘭革命”，四處樹敵？

答案深埋于其畸形的肌體內部。一小撮上層家族攫取了國家六成以上的財富，而多年高達40%的年均通脹率，如一臺無情的壓榨機器。富人坐擁土地房產，通脹使其財富如滾雪球般膨脹；窮人手中僅有的鈔票卻在飛速貶值，日益赤貧。

如此尖銳的貧富裂痕，若無巧妙轉移，矛頭終將指向坐擁財富的統治者自身。正如盧梭的洞察：“如果沒有外部敵人，他們很快便會認識到，誰才是真正的敵人。”

于是，一個“敵人”成了必需品。思想家漢娜·阿倫特對此有過精準命名“永久的戰爭狀態”。這絕非真正的生存之戰，而是一種精密的統治術。

它巧妙地將內部沸騰的怨恨引向外部標靶；它通過塑造集體仇恨，催眠民眾形成扭曲的“團結”；它更賦予統治者無上犬力，以“戰時需要”為名，對社會資源進行全面掌控與掠奪。

奧威爾在其寓言《1984》中，早已描繪了這種統治邏輯的核心悖論：“戰爭即和平”。書中的大洋國，持續不斷地與虛構或真實的敵人交戰。奧威爾冷酷地戳穿本質：這種戰爭，“目的從來都不是勝利，而是為了保持統治結構的穩定”。

孟子亦曾警示：“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而，過度強調外部威脅亦有風險。當民眾的“團結”被仇恨高度動員，一旦他們調轉矛頭，后果不堪設想。

于是，統治術需要更險惡的一環，戈培爾式的“內部叛徒論”。如同《1984》中大洋國的運作：復雜的社會矛盾被粗暴簡化為“愛國”與“叛國”的二元對立。

任何對現狀的質疑，任何不同的聲音，皆可扣上“叛徒”的帽子進行清洗。

僅2024年前七個月，伊朗就處決了300多名所謂“叛國者”，其中僅5人涉所謂“情報罪”。高壓之下，異議被窒息，“忠誠”成為唯一的護身符。

這種刻意營造的“舉目皆敵”狀態，正是阿拉伯國家在伊以沖突中沉默看戲的根源。誰愿意擁抱一只時刻豎著尖刺的刺猬？自我塑造的孤立，終成沉重的枷鎖。

仇恨驅動的外交如同飲鴆止渴，政策被非理性裹挾，國際合作空間被自我壓縮，經濟發展更無從談起。

渲染強敵或許能換來暫時的內部寧靜，卻如不斷透支的毒債。當所有社會矛盾被強行扭曲、擠壓進“愛國-叛國”的狹窄管道，當發展機遇在持續的對抗中白白流逝，真正的病灶只會日益潰爛。

孟子所言“國恒亡”的警鐘，并非因外敵缺失而鳴，恰是敲給那些將制造外敵當作統治唯一藥方的政犬。

歷史長河中，那些熱衷于尋找甚至制造強大對手的國家，其本源往往不在外部的虎視眈眈，而在于內部的朽木難支。

持續樹敵，無非是借遠方的驚雷，來竭力掩蓋腳下根基崩裂的刺耳聲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