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兩伊戰爭的持續以及伊朗統治階級內部在戰還是和的問題上的分歧，伊朗的統治精英們開始了對伊朗未來政治發展的反思。

　　1、霍梅尼的原定繼承人：蒙塔澤里

　　在1989年伊斯蘭革命十周年紀念時，德黑蘭廣播臺在采訪共和國高官并問及如何看待過去十年時，回答的內容各有不同。哈梅內伊的回答是，他想建立一個特別管理學校，教一些革命需要的技能。穆薩維·阿爾達比里指出，政權缺少成熟和清晰的政策尤其是在文化活動方面。拉夫桑賈尼則稱，他可能會阻止戰爭的爆發，并表示“我們的觀念不切實際”。

　　而蒙塔澤里走的更遠，他說：

　　“我們必須避免空洞的慶祝和欺騙性的作秀…我們必須從過去犯的錯誤中吸取教訓，因為我們過去只有口號，而這被證明是錯誤的。今天，伊斯蘭意識形態已經證明，它能夠從政治經濟和其他方面來統治社會。由于伊斯蘭教法學家和領袖們在過去并沒有卷入政府治理，不認為有一天政府會到他們手里，因此他們很少研究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只注重研究宗教問題。當今研究和分析問題的責任應該屬于科學家和學者。”

　　侯賽因·阿里·蒙塔澤里作為霍梅尼的原定繼承人，在20世紀80年代末被取消了繼承資格，他的政治起伏在一定程度上了反映了伊朗政治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出現的變化。

　　出生于宗教世家的蒙塔澤里從小就被送入伊斯法罕的一所宗教學校學習，后來在庫姆神學院拜霍梅尼為師，繼續深造。早在五、六十年代，蒙塔澤里曾積極參加霍梅尼反對巴列維國王的伊斯蘭運動，霍梅尼被政府逮捕后，蒙塔澤里多次發表營救演講，反對當局暴行，在納賈夫巴德市引起了當時為期一周的罷工。

　　蒙塔澤里因反國王活動于1963年被捕入獄，獲釋后他去伊拉克秘密會見了流亡中的霍梅尼。1974年，他在巴列維實施的一次大鎮壓中再次被捕入獄，并被處以十年有期徒刑。1978年10月27日，因反國王的群眾運動高漲，他被提前釋放。蒙塔澤里在坐牢期間曾與人民圣戰者組織有聯系，研究、閱讀過該組織的書籍和出版物。

　　1978年12月，在巴列維國王倒臺的前夕，他到巴黎會見了霍梅尼。霍梅尼授權他作為自己在國內的全權代表。伊朗伊斯蘭革命勝利后，蒙塔澤里擔任了革命委員會委員、憲法專家委員會主席等職務。作為霍梅尼的得意門生之一，霍梅尼曾說，蒙塔澤里是他的“生命結晶”。

　　霍梅尼的兒子艾哈邁德對他也極為稱贊，說蒙塔澤里在反對巴列維國王的長期斗爭中，“事跡要比其他宗教領袖突出得多”，“將來肯定會接任革命領導的職務”。

　　早在1981年，霍梅尼就開始為蒙塔澤里的接班做準備，蒙塔澤里不僅獲得了“大阿亞圖拉”的頭銜，霍梅尼和蒙塔澤里二人的畫像在許多公共場合并列懸掛。盡管蒙塔澤里是霍梅尼的忠實信徒，但外報認為蒙塔澤里是比較“溫和”的神職領導人。因為他主張調整伊朗的對內對外政策，傾向于“實現政權民主化和通過談判結束兩伊戰爭，主張獨立自主，警惕“兩霸”，加強同第三世界國家的聯系和合作。他不主張把“最好的智囊人物趕出他們極有價值的工作崗位”。

　　他曾表示，“僅僅在前政權統治下從事自己事業的高級專業人員”，“只要他們現在不是反革命分子，就可以任用。據說他很關心下層群眾，經常在演講中表示要維護農民和小商人的利益。”

　　事實上，在伊斯蘭革命勝利后初期，蒙塔澤里是霍梅尼教法學家治國理念的積極追隨者。他認為教法學家的領導權應當是一種獨立的權力，應當凌駕于行政、立法和司法等權力。

　　他甚至提出，“如果教法學家能夠兼任總統就更好，不然總統就應當在領袖的指導下履行他的職責。”

　　他認為，那些反對教法學家統治的人是對自己信仰合法性的不自信，而且想著討好國內的知識分子和西方的傀儡。

　　2、何以被踢出繼承人？

　　蒙塔澤里是霍梅尼追隨者中最杰出的一名教士，有著深厚的革命資本和宗教資本。但是后來蒙塔澤里經常與霍梅尼圈子之外的人聯系，慢慢變得獨立，甚至公開反對伊斯蘭政權的政治體制。

　　1986年，蒙塔澤里的一位親戚賽義德·邁哈迪·哈希米，將伊朗與美國進行武器交易的事情透露給了黎巴嫩媒體，將霍梅尼置于尷尬境地。這次事件的發生使霍梅尼決定不再信任蒙塔澤里。1987年6月，霍梅尼下令建立教士特別法庭，審判哈希米及其同伙。8月，哈希米被審判，9月被判死刑。1988年10月1日，蒙塔澤里寫信給總理穆薩維，批評政府統治下的食物短缺、通貨膨脹、持續失業、管理失誤，還有維持高代價的組織和機構。

　　而且他還反對革命衛隊和殉道者基金會干預經濟，指責司法和安全組織的殘忍行為，指責政府機構在內外政策上缺乏統一性，忽視人民和革命的真正價值。

　　1989年2月，蒙塔澤里宣稱，伊斯蘭革命的十年紀念慶典應當被用來反省過去所犯的錯誤，因為我們在過去所用的口號被證明是錯誤的。伊朗年輕的革命者對他們在伊斯蘭政府下的生活感到憤恨是正當的，因為在他們獲得的東西和他們曾被許諾的東西之間存在差距。他還警告廣播和電視臺不要成為少數人手中的壟斷工具。

　　1989年3月21日，伊朗前總統巴尼·薩德爾在接受《美國之音》波斯語節日采訪時，宣讀了蒙塔澤里去年7月寫給霍梅尼的一封信，信中指責霍梅尼對大規模處死政治犯負有責任。

　　翌日，英國廣播公司波斯語節目也報道了這件事。3月24日，霍梅尼在一篇措辭強硬的講話里沒點名地對蒙塔澤里提出批評，“天真幼稚、頭腦簡單的人，受了伊斯蘭共和國敵人的影響，變成了自由黨人和偽君子們的代言人”。3月25日，霍梅尼致信蒙塔澤里，責令他要么“否認”他的信件，要么“為了伊斯蘭革命的崇高利益”而“辭職”。蒙塔澤里選擇了后者。

　　3月27日，蒙塔澤里復信說他是個“獻身的、忘我的、順從的戰士”，明確宣布他不準備當接班人。

　　隨后霍梅尼再次回復，指出領袖的責任是沉重的和莊嚴的，而蒙塔澤里所表現的能力遠遠不夠。他說：“每個人都知道你是我生命的結晶，我非常地鐘愛你”，但隨后又激烈地批評蒙塔澤里與不合適的因素聯在一起，包括霍梅尼認為是政府敵人的人，如邁哈迪·哈希米。他建議蒙塔澤里為了防止以前的錯誤再犯，“應該將一些不合適的人清出你的房子，認真地阻止那些反伊斯蘭體制的人去你家”。

　　在伊斯蘭革命十年紀念前夕，蒙塔澤里對政府提出了公開的批評。霍梅尼的兒子艾哈邁德·霍梅尼在給蒙塔澤里的一封信中列出了一連串的控告，指出讓蒙塔澤里作繼承人對革命是有害的，他指責蒙塔澤里忽略了霍梅尼的警告。

　　1989年3月28日，蒙塔澤里被要求辭去領袖繼承人的資格。被取消領袖繼承人資格后，蒙塔澤里的活動受到嚴密監視，但他繼續向政府提出挑戰，批評政府政策引起的一系列社會問題。

　　3、知識分子的蛻變

　　伊朗的知識分子在伊斯蘭革命之前一直比較活躍，他們不僅主張反對巴列維王朝的專制，反對帝國主義也是他們的主要內容之一。在伊斯蘭革命中，他們與霍梅尼走到了一起，為推翻巴列維王朝起到了重要作用。革命勝利后，他們對推翻王朝專制充滿了喜悅，希望重新獲得言論自由，并對新政權充滿了希望。

　　因此，革命后許多知識分子更多的是在伊斯蘭框架下討論社會、政治和文化問題，因此被一些學者稱之為“宗教知識分子”，宗教知識分子也從而成為伊朗知識分子的主流。

　　但隨著巴扎爾甘的下臺和巴尼·薩德爾的流亡，以及文化革命的開始，無論是宗教知識分子還是世俗知識分子在伊朗的境遇都變得困難，許多知識分子被清除出大學，思想和言論自由受到了限制。

　　甚至在兩伊戰爭中，國家面臨外部戰爭之時，伊朗的知識分子們也處于不被信任的狀態。

　　如伊朗的著名作家邁哈穆德·達瓦拉塔巴迪在接受采訪時表示：

　　“當戰爭開始時，我正在負責戲劇方面的工作。我們在《消息報》上呼吁，我們準備了12部劇本準備在前線放映。我們說我們僅僅是為了上前線…但沒有得到任何回應。并不是說知識分子沒有參與到反伊拉克戰爭的努力中，這不是真的。當局認為知識分子是非宗教的，他們修建了一堵墻，把知識分子放在了墻的那一邊。知識分子在政治上是不被伊斯蘭共和國信任的，擱在一邊被當做反對者。”

　　在兩伊戰爭末期，戰爭的重負和伊斯蘭政權的內部分歧使得國內爭論漸起。對于國內的伊斯蘭化政策和持續的兩伊戰爭，知識分子內部也出現不同反應。其中部分人選擇沉默，部分人開始將文化問題作為研究對象，還有很少一部分人仍然尋求言論自由，對政府政策進行批評。

　　在這一時期，伊朗知識分子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阿卜杜勒·卡利姆·蘇魯什，他在西方政界和學界被視為繼阿里·沙里亞蒂之后伊朗最重要的知識分子。

　　他的大部分著作被譯成阿拉伯文、土耳其文、印度尼西亞文、英文、法文和德文等多種文本，在伊斯蘭世界和西方廣為流傳。

　　蘇魯什于1945年出生于伊朗首都德黑蘭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他的高中階段是在德黑蘭的阿拉維高級中學度過。大學畢業后，他在軍隊中服了兩年的義務兵役，后來赴英國倫敦大學學習，并獲得分析化學專業的碩士學位。隨后他又到了位于倫敦文化中心的切爾西學院求學，并于1979年獲科學哲學和科學史博士學位。

　　1979年革命勝利后，蘇魯什被任命為德黑蘭教育學院伊斯蘭文化系主任。1980年被霍梅尼任命為伊斯蘭文化革命委員會7名成員之一。1983年后，他辭去所有官職，在德黑蘭大學講授科學哲學，研究伊斯蘭神秘主義哲學，尤其是魯米的長詩《瑪斯納維》。

　　他的評判態度開始于兩伊戰爭末期，他發表了一篇文章，名為《宗教知識的縮小和膨脹理論》。他指出，當不變的宗教真理存在時，我們對它的理解應當根據其他領域的知識而變化，尤其是在科學和哲學領域的知識。

　　蘇魯什認為，根據國家對宗教不同側面的強調，對宗教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理解。一種是強調宗教的“內在信仰”；另一種是強調宗教的“外在行為”。

　　相應地，就出現了兩種不同性質的宗教社會：強調前者的是“真正的宗教社會”；強調后者的是“表面的宗教社會”。蘇魯什指出，一個“表面的宗教社會”不是“真正的宗教社會”，看一個社會或政府在宗教上是否虔誠，要看它能否讓穆斯林群眾自由地選擇和擁有宗教信仰。

　　“表面的宗教社會”是以宗教學者的宗教信念及教法為轉移的，而歷史上宗教學者和教法從來不是伊斯蘭的核心，也不是伊斯蘭的全部。因為它傾向于把教法強加給穆斯林，并試圖把穆斯林大眾的各種宗教經驗和意志用整齊劃一的辦法加以控制。意志和信仰多元性的缺失，導致真理被一些人壟斷，從而出現精英主義。“表面的宗教社會”最主要的特點是通過各種手段去強求人民遵守官方規定的宗教儀式，而不顧人民自身對宗教的不同理解，或者人民的內心是否真正信仰這些規定的宗教儀式。

　　而在“真正的宗教社會”中，政府不因其宗教義務和權力來管理人民，人民也不因其宗教義務而參與政府，國家和社會強調“內在信仰”的價值與意義。在“真正的宗教社會”，制定法律的基礎是人民的信仰，法律也會隨著不同時代的人民的理解變化而調整。因此，理想的伊斯蘭國家的性質是由大多數人的信仰和意志來決定，不是由社會上層或精英人物來定義的。

　　對于伊斯蘭教的作用，蘇魯什認為，伊斯蘭教雖然是反對壓迫的有利武器，但建立一個具有伊斯蘭意識形態的國家和社會則是一場瘟疫，為保證構建一個自由的宗教社會，伊斯蘭教必須從國家意識形態中被清除。因為這種意識形態的社會不能容忍多元性。“打開意識形態的大門必然導致自由思想之門的關閉。”

　　他指出，宗教的存在在于它的彈性，當宗教變得完全可以觸知、透明的時候，它就喪失了它的深度和神秘性，慢慢蛻變成僅為組織一定社會秩序的意識形態的工具。

　　4、霍梅尼遺囑

　　早在1983年，即兩伊戰爭進入第四個年頭時，霍梅尼就擬定了一份遺囑。這份遺囑在一定程度上是霍梅尼對未來政府與伊斯蘭教關系、伊朗各權力機構的職責，以及伊朗與西方關系等問題的全面概述，同時他還指出了當前伊朗存在的問題。

　　此外，霍梅尼還在其遺囑前言中指出，“我的政治宗教遺囑不僅僅是寫給伊朗人民的，而且是對所有穆斯林人民以及全世界被壓迫人民的忠告，無論他們的國籍和教義是什么。”

　　因此，霍梅尼在遺囑中還多次對其他穆斯林國家提出建議。

　　在遺矚中，霍梅尼首先強調了伊斯蘭政府的合法性，指出伊斯蘭教和伊斯蘭政府是神圣的統一體，他們的實現保證了今世的昌盛和后世的幸福，伊斯蘭教不僅能夠消除不公平、專制、暴虐和腐敗，還能夠幫助人類達到高尚的目標。

　　“因為不像非宗教意識形態，這是一個指導并洞悉人們個人生活的每一個側面，體察社會的物質體系、精神體系、社會體系、文化體系、政治體系、軍事和經濟體系的意識形態。”

　　同時，霍梅尼還進一步強調了他“不要東方、不要西方”的政治主張，號召伊朗人以及所有穆斯林要堅信伊斯蘭道路。“不要從既不是無神論的東方又不是壓迫者的西方的康莊大道上轉向，而要更堅定地、忠實地獻身于真主指引的道路。”

　　霍梅尼呼吁“穆斯林人民應全心全意地、富有犧牲精神地、懷著正確的態度去追隨伊瑪目們的道路，特別是堅持他們的政治、文化、社會、經濟和軍事原則。”

　　在遺囑的最后，霍梅尼還做了幾點聲明，其中一條被認為是對蒙塔澤里的批評。他指出，“在伊斯蘭革命期間，在某些場合中，我曾高度評價過某些人，但是后來我發現我被他們偽裝的神圣行為和偽裝伊斯蘭教的行為迷惑了。那時候他們假裝對伊斯蘭共和國忠誠并為之獻身，但是空言不能換取他們本來不該得到的好處。判斷人們的標準應該是他們現有的性格和狀況。”

　　由于這份遺囑擬定于1983年，因此遺囑在一定程度上還帶有革命色彩，如霍梅尼對穆斯林和第三世界的建議明顯帶有輸出革命的意味。遺囑中，霍梅尼對政府部門、伊斯蘭議會、憲法監護委員會、專家委員會等重要機構的要求，尤其是對武裝力量的建議，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霍梅尼對其身后伊斯蘭政權發展的擔憂。與此同時，遺囑也提出了他對未來伊朗政治發展的綱領性建議，如要堅持走伊斯蘭政府的道路，堅持走不依附東西方大國的獨立自主道路等。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