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讓我轉告你，引進設備的事要抓緊辦。”1975年深秋的北京，鄧小平將一疊文件遞給谷牧時特意囑咐。這句話至今仍被谷牧視作中國對外開放進程中的關鍵節點。當某些人將改革開放與新中國前三十年的對外政策割裂看待時，親身參與過兩段歷史進程的谷牧坦言：“說毛主席不重視對外開放，就像說長江水不往東流。”

帝國主義封鎖的鐵幕在1949年10月就已落下。當開國大典的禮炮還在天安門上空回蕩時，美國主導的巴黎統籌委員會已開始編織針對新中國的禁運網絡。有意思的是，這種封鎖反而催生了中共領導層更務實的對外經濟策略。1945年延安窯洞里的油燈下，毛澤東在七大報告中就明確提到“歡迎外資”，這個觀點在七屆二中全會上被具體化為“與各國通商”的戰略構想。當時誰又能想到，這些寫在發黃紙頁上的文字，竟在三十年后化作深圳特區的腳手架？

不得不提的是1952年那場大米換橡膠的貿易。當錫蘭（今斯里蘭卡）商船滿載中國大米駛離黃浦江時，西方記者驚訝地發現：這個被他們視為“鐵幕國家”的新政權，竟能在封鎖中開辟出獨特的貿易航道。更耐人尋味的是1957年廣交會的誕生——這個最初只有13個國家參展的展會，硬是在帝國主義的圍堵中撕開了一道口子。有位日本商社代表在日記里寫道：“中國人在用算盤計算世界經濟的脈搏。”

“把《論十大關系》里的對外開放思想比作種子，那么1973年的四三方案就是破土的嫩芽。”谷牧曾用這個比喻解釋政策的延續性。當44套成套設備從歐美漂洋過海抵達中國港口時，毛澤東親自圈閱的引進方案里，既有化纖設備也有軋鋼機械。這些設備后來成了鞍鋼、大慶的技術支柱，更培養出首批熟悉國際規則的技術骨干。試想，若沒有這些積累，1978年寶鋼的建設圖紙恐怕只能躺在文件柜里落灰。

中蘇關系破裂后的日子最為艱難。1964年與法國建交時，戴高樂的特使發現中國談判代表對國際市場的熟悉程度遠超預期。這背后是周恩來親自指導的外貿干部培訓班，他們在釣魚臺國賓館里研讀《華爾街日報》，分析倫敦金屬交易所行情。當廖承志與高碕達之助簽署民間貿易協議時，雙方用茅臺酒碰杯的清脆聲響，分明是打破封鎖的號角。

不得不說的是1973年那次特殊的商務考察。谷牧帶隊的西歐五國訪問團里，既有穿中山裝的干部，也有懂五國語言的年輕翻譯。在德國魯爾區的鋼鐵廠，有位工程師問中國客人：“你們真能消化這些先進設備？”隨行的技術員掏出筆記本，上面密密麻麻記錄著從蘇聯156個項目中學到的經驗。這份底氣，正是前二十年積累的見證。

鄧小平在1975年提出的“大政策論”，實質上是將前三十年的探索系統化、規模化。當“工業二十條”起草組成員爭論是否保留“引進”條款時，毛澤東批示的“可以試行”四個字，為后來的特區政策埋下了伏筆。谷牧辦公室的檔案柜里，至今保存著1975年擬定的技術引進清單，其中三分之二項目在改革開放初期得以實施。

站在歷史現場回看，從156項工程到四三方案，從廣交會到特區建設，中國的對外開放從來不是橫空出世。就像長江在三峽的激流后終入平川，前三十年的探索積蓄的能量，在合適的歷史節點自然奔涌而出。那些認為新中國前三十年封閉的人，或許應該看看1972年尼克松訪華時，周恩來與其碰杯的茅臺酒瓶上，早已印著出口商品的標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