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廣西南寧一個農村家庭，父母都是種地的農民。我當過兵，還打過對越自衛反擊戰。在那次戰斗中，我得了個人二等功，也因為受了傷，最后選擇了退伍，離開了部隊，回到了老家。
現在六十多歲了，想起那段日子，心里有很多想法。我很想念以前的戰友，也常常想起在部隊生活的那些事。

我還有個哥哥。家里雖然窮，但父母還是省吃儉用，供我們哥倆都念到了高中。父母希望我們多讀點書，以后能有點出息。可是我高中畢業那年，高考取消了，沒法繼續上學。當時也沒別的路走，只能回家幫父母種地。
在家待了三個月，為了減輕家里負擔，也給自己找個出路，我跟著二叔去了離家四十公里外的小河灘，在那里修大壩。
1975年的一天，我正埋頭在壩上干活，哥哥急匆匆跑來找我，說部隊要來我們大隊駐訓一段時間。父親讓我趕緊回家，看看能不能報名去當兵。
我之前沒想過這事，聽哥哥一說，決定回去試試。我跟二叔打了個招呼，行李都沒拿，就跟著哥哥回家了。部隊駐訓的地方離我家很近，每天聽著響亮的軍號聲，我就跟著他們一起訓練、做早操，只不過他們練的是軍體拳。
時間長了，我就和帶隊的劉連長熟悉了。劉連長當兵有十年了，這次是帶著隊伍來實地訓練的。他人挺好，有空的時候，也會教我練軍體拳。

劉連長看我對部隊生活挺有興趣，就問我愿不愿意去當兵。我把自己的情況都跟他說了，告訴他這次從工地趕回來，就是想試試能不能當兵。劉連長知道我是高中學歷，有文化，挺看重我。但他也告訴我，他這次來不是征兵的，過幾天就要回去了。
聽他這么說，我心里涼了半截，覺得當兵的希望可能沒了。一個月后的一個早上，我醒來發現劉連長和他帶的整個連隊都不見了。我知道他們走了，心里有點失落。我每天還去他們駐訓的地方，練習劉連長教我的軍體拳，那段時間心里挺迷茫的，不知道以后該怎么辦。
過了半個月，就在我打算再回工地修大壩的時候，沒想到劉連長又回來了。這次他只帶了兩個人。劉連長告訴我，他這次是來征兵的，還給了我一張報名表。我都有點不敢相信。我是大隊第一個報名參軍的。劉連長鼓勵了我，還跟我講了些當兵要注意的事情。
這次征兵名額不多，只有50個，但報名的人有一百多。不過我還是挺有信心的。后來我順利通過了體檢和政審，真的當上了兵，成了一名炮兵戰士。
我分在41集團軍炮兵旅，在52團二營一連三班。平時訓練我很認真，知道只有更努力，本事才能練得更強。經常和戰友比賽扛炮彈，也比拼裝彈、發射、定位這些技能，不知不覺就練出了一身硬本事。
沒想到很快就遇到了一場真正的考驗。1979年，對越自衛反擊戰打響了。我們國家出動了48個炮兵團，我們團就在里面。這場仗打了一個月，云南和廣西的部隊都參加了，主要是炮兵和步兵。越南北部山區地形復雜，只要我們的炮兵和步兵拿下諒山，去河內的路就通了。
我們炮兵部隊在攻占了諒山的門戶扣馬山，又清理了諒山的敵人之后，我所在的炮連奉命撤出陣地，去寧明縣休整。路上，我和一個叫劉金龍的戰友不小心踩到了路邊敵人埋的地雷（詭雷）。
我立刻把戰友推出了危險區，然后順手把身上背著的炊事班老班長王清福那口大黑鍋，扣在了那顆地雷上。就這樣，我保住了一條命。但地雷還是炸了，我的左胳膊和左腿都受了傷。
要不是老班長這口鍋，我可能就犧牲了。受了重傷的我，被后勤部隊趕緊送到了廣西的一家軍隊醫院。在回去的路上，我從認識劉連長的戰友那兒聽說，劉連長在攻打諒山的戰斗中犧牲了。躺在擔架上的我，聽到這個消息，心里很難過，眼淚止不住地流。

傷養好以后，我回到了部隊。因為在越南自衛反擊戰里表現突出，在那么危險的情況下，不顧自己救了戰友，部隊給我申請了軍功，我獲得了個人二等功，還提了干。
1990年，我離開了我熱愛的部隊，告別了戰友，退伍回到了老家。回老家后，我把家里的果園擴大了規模，還招呼老鄉們跟我一起種。我們成立了合作社。后來我又挖了魚塘，搞起了養殖，帶著全村人一起掙錢。到了2000年，我們村的總收入達到了一百萬。家家戶戶都蓋了新房子，村里還修了柏油路。看到鄉親們日子越過越好，我心里挺高興的。
現在六十多歲了，我已經退休，兩個孩子都在城里安了家。回想過去經歷的這些事，最讓我忘不了的，還是在部隊的那些日子。

從南寧鄉間的田埂到越南戰場的硝煙，再到家鄉果園的蔥郁，這條路上沒有傳奇的轉折，只有普通人面對生活的一次次選擇。當高考之路中斷，便走向河灘修壩；聽聞征兵消息，即刻返鄉報名；踩中詭雷瞬間，本能地推開戰友。每一步看似被命運推著走，實則源于最樸素的擔當——對家庭的責任，對戰友的情義，對家鄉的回饋。那口救命的黑鍋，如同一個樸實的隱喻：生活的重量，終需堅實的肩膀來扛。二等功勛章與百萬營收的數字背后，是同一個農家子弟用肩膀扛起的承諾：在軍營不負戎裝，歸故里不負鄉親。這份貫穿一生的踏實與擔當，才是平凡人生最深的刻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