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我是胖胖。

這幾日，香港“四大才子”最后一位，蔡瀾，去世了。

一代文化人的謝幕，就像是舞臺燈光逐漸暗下來。

再也沒了黃霑、倪匡、金庸的作品，再也沒人用蔡瀾那樣的方式，把“吃喝玩樂”變成一種文化表達。

四大才子全部謝幕，唏噓的，不只是一個人的離世，更是一個時代的遠去。

是那種我們熟悉又陌生的“文化多元”的落幕。

當然，蔡瀾的去世也讓一些人開始在網上批判：

他是不是不應該成為“榜樣”？有一些聲音開始批評蔡瀾，說他活得太隨意，甚至指責他這種生活方式“不值得提倡”。

像什么：

“香港根本就沒什么四大才子！” “蔡瀾不過是個鼓吹享樂的享樂主義者！” “這樣的人，不配當年輕人的榜樣！”

你看，動不動又來代表“年輕人”了。

當然，我想這四位估計也不執于這“名”。

如果這群人用“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來衡量他，結果是蔡瀾當然不合格，這本身就是這些定義者的“定義”，對他本就栽了坑。

這是一種把“人生方式指令下發”給大眾的思維，你活不規范，我要來示范“正確路線”。

這種的“批判”，其實是把不同生活方式貼上標簽，二元敘事般的評判為“壞”；但說到底，這是用自己喜歡的序列體系去排析別人生活。

不得不說，現在的公共輿論環境，就像個自動找平系統。

一邊悼念的人多了，另一邊就必然會冒出另一些“平衡視角”的聲音。

為什么會如此？大家自行領悟。

但其實，胖胖在這里要說的一點是，如果我們只能紀念那些網上固定的“模板人物”，只能悼念“標準答案”。

這樣的話，公共文化空間，也會變得越來越無聊。

輿論批判必須基于全面材料，而不是選擇性剪裁與語境剝離。

動不動就扣帽子，上價值：“我們不能鼓吹這種不奮斗、躺平的人生觀”；

最后，順便諷刺一句：“媒體為什么要吹這種人？”

背后這些批評的聲音，正是現代社會主流敘事的一部分。

蔡瀾的一生，恰恰是對這種主流敘事的“冒犯”。

在當今主流語境里，我們被灌輸什么樣的人才算“正能量”？

努力奮斗、吃得苦中苦、上進、有責任感、肯奉獻。

而蔡瀾呢？

講究吃喝、追求自由、拒絕被規訓、活在當下。

兩者不是一個頻道的。

主流語境要你奉獻，拼搏、內卷、努力；

蔡瀾說：“做人不必太認真，活得開心最重要。”

他不是“錯誤”，但他確實“冒犯”了某些主流價值。

也正是因此，他去世以后，不少人就忍不住出來“算總賬”。

但是，我們不是也說“多元化”嗎？

不是也提倡“尊重不同的人生”？

那為什么到了蔡瀾這種人生觀身上，容忍度立馬歸零了？

為什么要對一位逝世的老人如此的上綱上線呢？

我記得另一位才子，早逝的黃霑曾說過這樣一句話：

“為真小人爭取社會地位，不讓偽君子霸占整個世界。”

胖胖是如何定義這種偽君子？

就是那些嘴上滿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選擇性發聲的群體，表面一套一套的，其實心里算盤打得最響。

這句話什么意思？

這話不僅道出了蔡瀾那群“不正經”文化人心底的坦誠，也戳到了那些站在道德高地上的人心理：

“你越把自己說成正派，就越容易變成偽君子包袱”。

那些大義凜然地批評蔡瀾“你不配”的“武林正派”岳不群，說到底就是想把年輕人簡簡單單的快樂和隨性，打造成一種不可承受之重罷了。

但，在胖胖看來，文化要有包容犯低俗、犯雅俗的空間，不然不是文化，是道統。

不服從主流個人表達，不說明他沒價值。

表達也不該是二元對立，選擇性敘事，我們可以懷念他的精神與風格，也可以對其瑕疵保持理性批判。

作為公眾人物，被他人定義出來的“才子”。是否真的都必須要“為天地立心”？或者“活出某種絕對正確的高度”？

胖胖想說的是，悼念蔡瀾，不是要大家都像他那樣生活。

而是，我們在送別一個文化人，送別一個勇于表達自己的時代。

一個敢說敢笑、活得自由的文化人。

這個時代，其實最不缺規矩人，最缺的，還是那種“有棱角的存在”。

今天，可以批評蔡瀾，比如他也有性別觀念落伍、調侃得不合時宜的地方；他也不是永遠正確的人。

但一個人不完美，并不等于全盤否定。

這二者并不矛盾。

文化人也可以有復雜面孔，一生中有亮點也有污點。

公共輿論不該是“非黑即白”，更不該是“二極對立”的延伸。

蔡瀾之死，是一個“符號的退場”，也是一次“敘事的沖突”。

一個人活得太自由，注定在某些時代被忌憚。

但也正是這些人，讓我們意識到，“活法，不該只有一種”。

每一個選擇都值得尊重，每一種自由也都有它存在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