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西法爾

每個牛馬都從《長安的荔枝》這部電影里看到了自己。

電影是從九品小吏李善德陡然被封為「荔枝使」，接下了將荔枝從嶺南轉到長安這一棘手的任務開始的。

「荔枝使」有點像今天的快遞員：快遞送得及時就有獎勵，超時了就要被平臺罰單，在皇權時代就是殺頭——古代與現代的牛馬就這樣奇異的地找到了共鳴。

《長安的荔枝》的原著作者馬伯庸是一個非常擅長捕捉網絡話題的作家，很難說他在寫這個故事的時候心里想的究竟是哪個時代。

比如李善德與胡商蘇諒討價還價那段，李善德估算需要七百六十六貫的成本，蘇諒自愿給他追加三成，投資一千貫，李善德脫口而出「七百六十六貫加三成是九百九十六貫?！剐形睦锿回５靥觥妇啪帕谷齻€字，打破「古」與「今」的界限，為小說平添了一分諷刺色彩。

電影版《長安的荔枝》抓住了原著中「以史喻今」的立意，導演大鵬延續了上一作《年會不能停！》的風格，把《長安的荔枝》拍成了一部職場喜劇——不，是職場綜藝。

上司給李善德「畫餅」的時候就真的拿出一個大餅；要展現打工人「摸魚」就真的拿出一缸魚；各部門「踢球」是就真的在踢球……這些綜藝感十足的鏡頭語言盡可能地降低了代入門檻，加上演員動就面向鏡頭自白，主動打破「第四堵墻」，力圖爭取觀眾的最大共情。

除了是職場劇，《長安的荔枝》還是一部科幻電影。正式運輸荔枝之前，李善德用紗眼格反復演算最佳路徑就充滿了科學實證的精神，與黃仁宇論斷中那個「自古以來缺乏數目字管理」的中國形成了有趣的對比。

如同紙上談兵的趙括，馬伯庸擅長用大量扎實可信的細節「謅」出一個主線天馬行空的故事——《殷商艦隊瑪雅征服史》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的小說往往是以古典時代為背景，動用極其龐大的資源來跨代解決技術問題。不同于「賽博朋克」或「蒸汽朋克」，科幻文學中或許還沒有一個專門的術語來概括這一亞型，也許叫「牛馬朋克」最為恰切。

「如果朝廷舉傾國之力，不計人命與成本，轉運速度一定可以再有突破」這句話就是整個故事的基石?！概ｑR朋克」的核心就是盡情地折騰牛馬，讓牛馬創造出一切人間奇跡。

有趣的是，歐美科幻作家偶爾也寫「牛馬朋克」——比如特德·姜的《巴別塔》，但寫得最生動的還是中國作家。馬伯庸自不必說，《三體》第一部中秦始皇動用數以億計的士兵排列成超級計算機以計算「三體」問題也是「牛馬朋克」的妙筆。

這也不奇怪，馬伯庸、劉慈欣都是從九十年代末、新世紀初開始走上文學道路的，目睹了整個中國經濟加入世貿體系后火箭式的增長。一個典型的第三世界國家靠著土法大上快上，用蠻力破解技術難題，經過二十幾年的發展，面貌煥然一新，這給人的印象無疑是深刻的，但是高速增長的經濟和廉價的勞動力成本是這塊土地上同樣突出的現象。

什么是現代？什么是古老？什么是落后？什么是進步？什么是目的？什么是手段？——這些疑問不可能不折射在作家敏感的筆下。

從個人的角度看，《長安的荔枝》是一部職場喜劇片：敷衍塞責的同僚，盲目制定指標的上司，互相推諉甚至互相拆臺的體制……而從更宏大的角度看，《長安的荔枝》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科幻片，正是科幻般地把無數李善德的價值發揮到極致、榨取到極致才締造了大唐的「盛世」。

該如何面對這個由自己參與締造，卻完全與自己無關的「盛世」？

李善德的態度是耐人尋味的。和近年來另一部廣受好評的影片——《長安三萬里》中的處理頗為不同。同樣是以大唐盛世為背景，同樣是一心在體制內受到重用，實現人生理想的主人公，《長安三萬里》中的李白有機會面見唐玄宗的時候卻對塞外的見聞裝聾作啞，而李善德在完成運送荔枝的任務后卻和楊國忠算了一筆經濟賬，指責后者勞民傷財，幾乎為此喪命。

在「安史之亂」爆發后，《長安三萬里》中的另一位主角高適依然對朝廷充滿熱情，影片在高適擊敗吐蕃，成功保衛長安的激昂情緒中結束。《長安的荔枝》則沒有這種理想主義色彩——當已經被貶嶺南的李善德聞知長安陷落、玄宗出逃的消息后只是怔怔地吃著荔枝，一邊吃一邊流淚，眼前閃過被焚成灰燼的長安街道。

其實比起小說版的結局，電影版的結局已經拔高了很多。至少電影版的李善德對大唐還是有感情的。原作小說的結局更具黑色幽默：知道玄宗失蹤的消息后，李善德大吃特吃原本要當作貢品的荔枝，一口氣吃了三十多個，直撐得病倒在床上。

家人問他有什么心事，他只說：「沒有，沒有，只是荔枝吃得實在太多啦。」主人公完全沒有國破家亡的士大夫愁緒，皇帝倒臺后他的第一反應是終于可以無所顧忌地飽嘗自己的勞動果實，可見在他的心目中，兩者完全是掠奪與被掠奪的關系，因此他對所謂「國運」也是冷眼旁觀。

據說《長安的荔枝》的靈感來自于馬伯庸翻閱徽州文書時所發現的一個叫周德文的小吏。周文德本是安徽人，朱棣興建北京時將他們強遷至北京安置。為了修建帝都，周德文負責籌辦建筑材料，最后累死在任上，短暫的一生不過是史書上的聊聊數語。

馬伯庸感慨：「漢武帝雄才大略，一揮手幾十萬漢軍精騎出塞。要支撐這種規模的調動，負責后勤的基層官吏會忙成什么樣。明成祖興建北京、遷出金陵、疏通運河，可謂手筆豪邁，但仔細想想，這幾項大工程背后，是多少個周德文在辛苦奔走……所以說，千古艱難唯做事， 一事功成萬頭禿。沒有人能隨隨便便成功?？上У氖鞘窌鴮@個層面，關注得實在不夠多。」

馬伯庸的人生經歷了中國從落后的崛起的全過程，比較深刻地理解每一個增長的數字背后個體所付出的代價，也就比較不容易為整齊劃一的宏大敘事所感動。

世紀之交的那批通俗文學作家很少能擺脫金庸的影響，馬伯庸也不例外。金大俠的主人公往往以「金盆洗手，退出江湖」作結，《長安的荔枝》也屬于這個序列上的作品。不過比起金庸后期的令狐沖、韋小寶，李善德就沒有那樣的灑脫。無言地大口吃供果吃到自己病倒更像是一種精神勝利式的報復，帶有幾分自嘲甚至自虐的意味。

在港英時代的香港，金庸可以設想一個脫離了權力秩序的世外桃源作為大俠的歸宿，但是對于新千年的作家來說，哪怕皇帝人間蒸發，權力仍是無遠弗屆的。

即使有種種腹誹，「牛馬」的命運也不是與完全自外于權力的，無論主動還是被動，樂意或不樂意，「牛馬」仍在某個層面上和權力綁定在一起，這種意識或許就是本世紀作家與上世紀最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