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日本兵，不但加入八路軍，還登上了中國烈士紀念碑，他到底做了什么，讓敵我雙方都記住了他的名字？

從侵略者到反法西斯戰士的蛻變

1920，宮川啟吉出生在日本山梨縣東八代郡御坂町一個山村家庭，他是家中第六個孩子，父親靠在果園做工養活一家八口。

小學畢業后，家里再也供不起他讀書，只能讓他到鄰縣的五金鋪當學徒，十幾歲便開始干活補貼家用。

1939年，19歲，宮川被日軍強征入伍。

彼時的日本，正是軍國主義狂熱高漲之時，“天皇陛下萬歲”的口號喊得震天響，年輕人都被訓練成聽命機器，他被分配到侵華日軍第32師團，踏上中國戰場。

在河北、山東一帶，宮川所在部隊參與過多起殘酷掃蕩，老百姓的尸體成堆，村莊被點燃，一把火燒成灰。

他起初也麻木執行命令，甚至認為自己是“為國家效命”，戰爭、火光、死尸、驚叫……這一切在他腦子里麻了，他從未質疑過。

直到1941年7月29日。

這一天，他所在小隊與八路軍在冀魯邊區遭遇，槍聲激烈，他腿部中彈，被俘。

在被押往八路軍營地的途中，他多次吼叫“快殺了我”“我死了也光榮”，一度試圖剖腹自殺，手腕劃破，但沒找到匕首，只割出血痕，被牢牢按住后，他索性絕食三日。

可接下來發生的事，完全顛覆了他的認知，沒人打他，也沒人罵他，每天按時送飯，受傷的腿還被包扎上了草藥，看守不僅沒羞辱他，反而叫他“宮川同志”。

這種待遇，讓他完全懵了，過去他看到的是，中國俘虜在日本兵腳下求饒也被活埋，而現在，自己一個侵略者，居然被“敵人”視為人對待。

這種巨大反差，讓他第一次開始懷疑：這場戰爭到底是為了什么？

他逐漸接觸到“反戰覺醒同盟”的教育材料，有人給他念日文雜志，還有抗日宣言，他開始聽進去。夜里躺在炕上，他腦海里全是那些被燒毀的村莊、驚慌的中國婦女、倒在田埂邊的孩子。

他不再抵抗了，主動更改名字，把“宮川啟吉”改成了“宮川英男”。

改名，是為了保護遠在日本的家人，因為他清楚，一旦“變節者”身份被公開，父母兄長的命運就難料。

他的思想徹底轉變，是在接受一個中國老鄉的幫助之后，腿傷復發，一位四十多歲的農婦悄悄煮了一鍋雞湯送過來，那天他一邊喝著熱湯，一邊哭得滿臉是淚。

“我不是人。”他低聲說，“我愿意留下，替我以前做的事贖罪。”

成為“日本八路”的抗戰歲月

轉變之后，宮川英男被帶往延安，接受系統教育。

那時延安已經有一批日本反戰士兵，他們共同組成了“反戰同盟會”，課堂上講日本軍國主義的本質、亞洲各國反侵略的現實，也講普通日本民眾的苦難。

宮川英男聽得最入神。

他拿著筆認真記著筆記，私下常向中國戰士請教歷史、語言、時事。有一回打掃院子時，不小心撞壞了農戶家的一只舊瓷缸，他堅持按原價賠償，硬是從自己有限津貼里扣了。

在戰士們眼中，這個日本人和誰都能聊得來，從不擺架子，下地幫忙種菜、上山背柴，全都搶著干。他的飯量其實很大，但每次都故意吃得少，只為節省公共口糧。

他還常和大家一起買菜，從來不拿特權，寧愿多走幾里山路，也要跟老戰士一起排隊，他說：“我是后來來的，沒資格挑。”

1943年夏，延安“反戰同盟”決定派遣骨干赴前線開展策反工作，宮川英男主動請纓，他被派往山東長清，加入“津浦鐵路對日軍工作隊”。

這支工作隊專門做日軍內部瓦解工作，發傳單、廣播、寄信，宮川負責擬稿、繪圖，還承擔對被俘日本士兵的轉化。

他最成功的一次策反，是感化了日軍警務所所長秋原。

對方原本態度惡劣，不吃不喝，堅決不降，宮川耐心交流，不談大義，只談家人。

他給秋原講他自己的母親、講弟弟的貧苦，甚至畫了一幅日本櫻花圖送給對方，上面寫著：“打完這場仗，你還能回去種櫻花嗎？”

秋原終于松口，愿意配合對日軍情報的提供，不久之后，秋原成功帶走五名日軍新兵脫離部隊，正式加入反戰陣線。

在延安檔案中，有完整記錄顯示：宮川英男被任命為冀魯豫邊區參議員、副委員長。

他的中文講得極流利，還能主持會議，即使在中國官員中，這種能力也很罕見。

戰士們都私下叫他“日本八路”，不再是俘虜，也不再是他者，他已完全融入這個群體。

巧施反戰策略，瓦解敵軍斗志

在長清前線，宮川英男沒有拿槍，卻打得比子彈還準。

他手里拿的，是畫筆和紙。

他發現多數日軍士兵識字能力不強，但圖像敏感，于是親自設計、繪制了一批專門針對日軍下層士兵的宣傳單。

一張圖上，是老兵把新兵踹倒在雪地里，旁邊大字寫著：“不許打罵士兵！”

這些畫風并不粗糙，反而很貼近日常生活：士兵吃不上飯、站崗凍腳、軍官喝酒跳舞，一目了然。

配上幾句平實的話，像：“你在中國死，家里人還在交稅”，“你不反戰，他們就繼續發財”。

他不罵人，只說實話，士兵們拿到傳單后都悄悄藏起來，有人開始私下議論，“中國人怎么比我們還替我們想？”

除了傳單，他還發起了一個特別項目“慰問袋”行動。

每逢日本傳統節日，如盂蘭盆節、春節、秋祭，他帶著隊伍準備一批紙袋，里面裝著糖果、咸菜、香煙，有時甚至是一本舊日文書。

袋子封口寫著：“家里老少盼望你回家，請千萬保重身體。”

最妙的，是袋子里附上一封“信”，用日文寫的，署名“你母親”“你妻子”“你兒子”，寫的都是思念和憂愁。

一名名叫桑島節郎的日軍衛生兵，在戰后回憶錄中寫道：“那袋子我反復看了十幾遍，覺得自己像個罪人……那時我就不想再殺人了。”

效果開始顯現。

部分據點日軍，開始以“巡邏”為名，故意放慢腳步，讓八路軍“有機會”貼近他們，還有人“走錯方向”，鉆進樹林偷偷投降，甚至有人帶槍過來加入反戰組織。

對日軍高層來說，這比一場小規模戰斗更可怕，反戰的，是士兵的心，是整個軍隊的基礎。

1944年，冀魯豫邊區政府正式任命宮川英男為邊區參議員，這意味著他已經完全被納入政治體系，不再是一個外國戰俘。

他穿著八路軍制服，主持會議、講戰情、提建議，用極流利的山東話和日語雙語切換。

但與此同時，他的名字也被日軍情報部門列入“重度危險分子”名單。

據資料記載，日本華北方面軍情報科，在1944年末下令：“懸賞五千日元，擒拿宮川英男。”這個金額，已經遠超普通軍官賞金。

他不能回家，也回不去了。

他寫給戰友的信里這樣說：“我生在日本，卻在中國找到尊嚴，日本打敗了，我也不能活著回去見母親。”

他知道自己在走一條回不了頭的路。

英勇犧牲與永恒紀念

1945年6月9日。

山東長清，萬德鎮西官莊，宮川英男帶著一批資料，在一個民兵小隊掩護下秘密轉移，傍晚時分，被一支日軍偵察分隊包圍。

他們的人手少、地勢低，敵方火力強，宮川知道，自己活捉之后，就是日軍炫耀的“戰利品”。

他沒猶豫，把文件全塞進背包，吩咐民兵轉交總部，自己留下掩護，他朝遠處開了一槍，吸引注意力，日軍瞬間圍攏過來。

他舉槍，對準自己的心口。

一聲悶響，日軍沖過去，在他胸前發現一塊布牌，上面寫著：“宮川英男——反戰覺醒聯盟冀魯豫支部副委員長。”

他們愣住了，這就是懸賞五千元的大目標，他們沒想到，這個人竟然自殺殉職，而不是當俘虜。

第二天夜里，八路軍組織了十幾人突襲日軍封鎖線，冒著瓢潑大雨，把宮川的遺體搶了回來，一路山路濕滑，戰士們不敢停，也不能讓他的身體被再污染一分。

他們把他安葬在孫家土村大峰山，那年他25歲，戰士們圍著新墳靜默站立，全場無聲。

冀魯豫邊區政府當天即發訃告，宣布：“我邊區最勇敢的國際戰士，為反戰事業捐軀，宮川英男精神永存！”

1983年，長清縣決定修建革命烈士陵園，在遷葬名單上，黨委書記拍板：“宮川必須遷入烈士墓區。”

這意味著，他成為唯一一位被正式葬入中國烈士陵園的日本人。

他的墓碑前，每年都有掃墓人，有他曾經的戰友、有他們的孩子，李洛夫就是其中之一。李洛夫說：“他救過我，我的命，是他爭取到的那批日軍情報換來的。”

2009年，李洛夫之女孫雁鳴，帶著一包黃土，坐飛機去了日本。

在山梨縣御坂町，她把這包土撒在宮川英男童年時住過的院子前，那是他的家，也是他再也沒能回去的地方。

2014年9月1日，民政部公布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名錄”，在那300個名字中，有一個，寫的是：

“宮川英男（日本），冀魯豫邊區八路軍國際戰士。”

只有他，是外國人，也是唯一被國家承認烈士身份的日本籍抗戰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