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洪亮在李人駿妹妹婚禮晚宴上偶遇蘭書記時，當蘭書記就喬振興一案與洪亮寒暄一番之后。

不知出于何種目的，作為東平市委政法委書記的蘭景茗，對著洪亮這個省里指導小組的副組長，說出了“看到喬振興犯罪，說句心里話，我有一種愧疚，我在想：是不是我們檢察系統的人待遇太低了，如果他手里有足夠的錢，能夠把孩子送出去學習，就能抵住萬海的誘惑?！?/p>

從蘭書記的這一段獨白來看，或許是以前的她從來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或許是因為喬振興的事讓她突然意識了什么，從而讓她產生了要把檢察系統待遇搞上去的想法。

面對這樣的獨白與劇情，想必明眼人一定能從中讀出四個字“高薪養廉”，因為以前的蘭書記沒有高薪養廉，所以才間接讓喬振興有了被腐蝕的機會。

可現實真如蘭書記所講，一切的貪污與腐敗都能用高薪養廉解決和預防嗎？

所謂高薪養廉，簡單來說就是通過提高公務人員或關鍵崗位人員的工資待遇，來減少他們因經濟壓力或利益誘惑產生腐敗行為的可能性。

也就是說，提出高薪養廉的蘭書記認為，只要能給喬振興足夠高的薪酬，那么他就沒有必要、也不該輕易去貪污和受賄。

可現實真如蘭書記所說的那樣，達到如她預期那般的事半功倍嗎？

要知道收入的提高并不意味著道德的提高，面對數額巨大的行賄，多少的薪資才能算是高薪，高薪的上限又該由誰來定義呢？

是以每個城市的平均工資為基準，還是以全國平均工資為基準，又或者說偵破受賄案的數額作為基準呢？

當謝鴻飛被現實抓到藏在雞窩中的黃金后，從他面對調查時說出的薪資情況來看，喬振興作為比謝鴻飛高半級的檢察部主任，其薪資肯定是超過一萬元的。

而東平市作為東海省下屬的（可能是）地級市，無論怎么算都不會在經濟上超越北上廣深這些一線城市。

那么從二線或三線城市的整體經濟水平來看，像喬振興、謝鴻飛這種每個月旱澇保收到手一萬多的工作，真是因為沒有高薪養廉才讓他們走上腐敗道路的嗎？

如果筆者猜的沒錯，謝鴻飛口中每個月一萬多的工資，很可能只是他拿到的真金白銀，而保險等隱性收入并沒有被他算入其中。

這樣的收入水平，這樣的薪資待遇，真是因為高薪養廉沒有做到位，才讓他們走上犯罪道路的嗎？

如果再用惡意點的理由來質問，為什么作為一名檢察官，蘭書記口中的喬振興，要在自己經濟能力不足的情況下，硬要送自己女兒“送出去學習”呢？這里的送出去又是要去哪里呢？是怎樣的地方只需要二十萬就可以“送出去學習”呢？

遺憾的是，《以法之名》并沒有就這些疑問給出答案或解釋，只是用一種不那么直接的方式，指出了高薪養廉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因為當謝鴻飛這個真正的保護傘出現后，當謝鴻飛面對自己無法回答的詢問時，無奈之下他喊出了“我窮怕了”的理由，因為自己母親身患重病，因為自己妻子下崗在家，所以每個月只有一萬多收入的他，只能鋌而走險開啟腐敗模式。

當我們結合蘭書記的自我檢討多少有些同情謝鴻飛時，或許在不知不覺中陷入了一個“陷阱”，一個將高薪養廉與窮怕了等內容劃上等號的誤區。

如果喬振興因為要送女兒出去學習所以必須受賄這個理由成立，那么這將是一個永遠都填不滿的無底洞，直到女兒自己能找到一份收入超越父親受賄都無法企及的工作。

如果謝鴻飛因為窮怕了而受賄成立，那么作為一名檢察官，他難道從來沒有為自己母親買過像是“新農合”這一類的保險嗎？

如果他有為自己母親買過一些類似于“新農合”的保險，那么他這種很可能高出大多數普通人的收入水平，真能讓他因病返貧嗎？

如果劇中這些理由都成立的話，那么就是對2002年10月提出并推動“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一種無視。

難道《以法之名》講述的故事與時間線，是發生在千禧年之前的？難道在今天這樣一種社會保障制度不斷完善的大環境下，一個市級檢察院的副主任，也會因為替母親看病治病而產生“窮怕了”的想法嗎？

當聽到蘭書記在為高薪養廉背書與正名時，作為沒有機會享受高薪養廉的普通人，我沉默了。

當看到謝鴻飛用母親治病讓自己陷入貧窮做理由，甚至用一種歇斯底里的方式喊出“我窮怕了”時，我笑了。

經不住誘惑，就大方點承認自己經不住誘惑，希望有更多的錢去享受。

守不住底線，就大方點承認自己守不住底線，看到數額大到可以讓自己提前退休的金錢，國家與人民再也不是能敲響警鐘的存在。

或許高薪養廉是反腐中的一環，但絕不是能治百病的仙丹；或許窮怕了是打開腐敗的鑰匙，但絕不是通向腐敗大門的道路。

關于《以法之名》的解讀暫時先寫到這里，更多精彩解讀且聽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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