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范圍內，各國對性交易的立場大相徑庭。有的國家嚴格禁止，有的國家則選擇合法化，而中國則堅定地采取了零容忍的政策，對任何形式的性交易都予以嚴厲打擊。

當一些國家設立紅燈區以吸引國際游客時，中國卻在不遺余力地打擊，這種國際間的巨大差異，是否意味著中國在某種程度上退步了？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德國，一個以嚴謹的工業制造和嚴格的管理制度聞名于世的國家，在性交易問題上卻走向了與中國截然不同的道路。

2002 年，德國將性交易合法化，試圖通過規范化管理來解決一些社會問題，并期望從中獲得經濟收益。然而，多年過去了，德國性交易合法化的現狀卻令人深思，也讓我們更加明白中國零容忍政策的明智之處。

德國性交易合法化之路

德國性交易合法化并非一蹴而就，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復雜的社會背景。在資本主義制度建立后，德國的妓院雖不再官辦，但政府也未徹底取締，而是加以控制。1927 年，魏瑪共和國頒布《性病防治法》，在控制性病傳播的同時，無意間實現了性產業的非刑事犯罪化。

到了 20 世紀 90 年代，德國性產業工作者開始為自身權利發聲，希望實現徹底合法化。當時執政的社會民主黨提出 “規范色情業，保護性工作者權益，打擊強迫賣淫” 的口號，并成功推動國會下議院通過相關提案。

2002 年，德國政府正式承認性產業為 “一般的服務活動”，受法律保護。這一決策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荷蘭的影響，荷蘭在 2000 年率先實現性交易合法化，其理念是將性交易納入政府監管，既保護從業者權益，又增加稅收來源。德國迅速跟進，期望復制荷蘭的成功模式。

德國性交易合法化后的表面繁榮

合法化后的德國性產業迅速發展，在短時間內呈現出一片繁榮景象。從數據來看，德國境內如今有超過 4000 家妓院，每天發生超過 100 萬次性交易。性產業每年能創造 145 億歐元（約合 1189 億元人民幣）的產值，成為德國經濟中不可忽視的一部分。

合法經營場所超過 5000 家，一些妓院盈利能力極強，短短幾個月就能收回成本。性工作者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升，他們能夠享受社保、醫保、失業金和養老金等福利，工作也從 “地下” 走向 “地上”，看似更加體面。營業場所需要合法注冊、申請營業執照，行業也變得相對規范。

繁榮背后的重重危機

人口販賣猖獗

德國性交易合法化帶來的最嚴重問題之一便是人口販賣的猖獗。據統計，德國性工作者中有三分之二來自國外，其中許多人來自東歐和東南亞等經濟欠發達地區。這些女性大多是被誘騙或強迫來到德國從事性工作。

她們往往被許諾高薪工作，懷揣著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踏上異國他鄉，卻落入了性交易的陷阱。東歐和南歐每年有超過 10 萬婦女被販賣至荷蘭和德國，等待她們的是紅燈區的暗無天日。

這些被販賣的女性失去自由，時刻處于當地黑幫的監控之下，每天工作量繁重，接待十幾個客人是家常便飯，而她們的收入大部分被中間人拿走。近年來，色情行業未成年受害者人數大幅增加，德國政府對此卻無力管控。

這種跨國人口販賣行為不僅侵犯了這些女性的基本人權，也引發了德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矛盾，東歐國家因大量年輕女性被販賣至德國等西歐國家，不斷向國際社會尋求幫助，并對西歐國家的性開放政策發出指責和批判。

公共衛生隱患

盡管德國要求性工作者定期體檢，但性交易合法化仍對公共衛生安全構成了嚴重威脅。據德國疾控中心的數據，自性交易合法化以來，德國的性病感染率有所上升。在一些大型活動期間，如 2006 年世界杯期間，人員流動頻繁，性病傳播的風險更是大大增加。

在性交易場所，人們的性行為較為隨意，安全措施難以完全落實到位，這為性病的傳播創造了有利條件。非法或地下性交易的存在更是讓情況雪上加霜，這些場所的從業者往往不會遵循定期體檢的要求，進一步加劇了公共衛生隱患，給整個德國社會的公共衛生系統帶來了巨大壓力。

犯罪率飆升

性交易合法化滋生了一系列其他犯罪活動。毒品交易在妓院合法化后找到了 “溫床”，毒品販子利用性交易場所的私密性和安全性進行秘密交易，難以被察覺。即便警察進行突然襲擊，在合法妓院也會受到諸多阻礙，難以查到核心問題。

此外，性產業的繁榮還助長了黑社會勢力的發展。在漢堡的紅燈區，警方不得不增加巡邏力度以應對日益嚴重的治安問題，深夜醉酒者的喧嘩和打斗聲時常出現，社區居民的安全感大幅降低。

社會價值觀扭曲

在德國，性交易的普遍化似乎降低了人們對性的尊重。一些性工作者的價格低至 “一個漢堡包” 就能換取服務，這種現象不僅體現了行業內的激烈競爭，更反映出人的尊嚴在某種程度上被忽視。在教育方面，性交易合法化也帶來了負面影響。

有報道稱，一些年輕女性，特別是來自經濟困難家庭的女性，將性工作視為一種快速賺錢的方式，這引發了社會各界對年輕一代價值觀的擔憂。性產業合法化還影響了人們對婚姻和家庭的傳統觀念，相關地區的離婚率連年攀升，結婚率則呈現下降趨勢。

國際形象受損

德國因性交易合法化被打上了 “性旅游目的地” 的標簽，這對其正常旅游業發展產生了負面影響，損害了國家的整體形象。

大量來自其他歐洲國家甚至亞洲的 “性旅游” 者涌入，不僅加劇了性病傳播風險，也讓德國在國際上的聲譽受到沖擊。一些國家的民眾對德國的印象因性產業而大打折扣，德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形象變得復雜且負面。

中國零容忍政策

中國對性交易零容忍有著悠久的歷史淵源。自古以來，性交易就被視為社會的不良現象。春秋時期，管仲設立相關場所雖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財政收入，但也引發了諸多爭議，或許這便是禁止性交易聲音最早出現的時期。

秦漢時期形成的 “樂戶制度” 和 “官妓制度”，開啟了青樓文化，但民間對此風氣普遍不接受。唐代該行業發展至鼎盛，設有專門教坊培養從業者，從唐代詩人的作品中可略見一二。明代取消官妓制度，但私下性交易活動仍存在，如明末清初的秦淮八艷。

清朝明確禁止，可民間組織依舊活躍，像北京的 “八大胡同” 和上海的 “十里洋場”。歷史上諸多王朝的衰敗都與性交易行業的泛濫不無關系，民國時期也對其進行了嚴厲打擊。

新中國成立后，更是將打擊性交易明確列為重要工作，實施零容忍政策。建國初期，政府關閉了近萬家妓院，對從業者進行改造，體現了與舊文化決絕的態度和以人為本的原則。政府將妓女集中起來進行思想教育和技能培訓，幫助她們重新回歸正常生活，同時對嫖客制定了嚴厲的懲戒措施。

通過宣傳教育，利用報紙、廣播等媒體，大力宣傳新的道德觀和價值觀，強調婦女解放、男女平等的重要性，批評將女性視為商品的舊觀念。這場掃黃運動深刻影響了幾代人的價值觀念，為后續相關政策奠定了堅實基礎。

在改革開放后，隨著經濟發展，性交易活動死灰復燃。地下性交易活動日益增多，黑惡勢力趁機通過各種不法手段控制女性從事性交易，妄圖將其發展成 “產業”。好在我國及時展開 “掃黑除惡” 行動，有效遏制了性產業的發展勢頭。

中國深知，性產業一旦產業化，就很難存在真正的 “自愿賣淫”，不法商人必然會將其作為 “搖錢樹”，政府監管也會淪為空談。因此，從源頭上將性交易列為違法行為，嚴厲打擊，是維護社會秩序、保護婦女權益、樹立正確社會價值觀的必然選擇。

國際上的反思與借鑒

德國性交易合法化的嘗試并非個例，歐洲還有西班牙、法國、荷蘭等國家將紅燈區合法化。但如今，一些國家已經嘗到了苦果。西班牙在 1995 年將性交易合法化后，社會難以控制，成為世界第三大賣淫中心。

據光明網極目新聞報道，西班牙特殊產業價值達 276 億人民幣，超過三分之一男性付費購買過服務，約 30 萬婦女從事相關工作，其中不乏被迫從業者。2021 年 10 月，西班牙取消了相關活動，認為這是對婦女的奴役。

荷蘭作為性交易合法化的先驅，其阿姆斯特丹紅燈區曾被視為開放和自由的象征，但如今也逐漸成為犯罪和社會問題的溫床。荷蘭政府雖采取了嚴格管理措施，但人口販賣、強迫未成年人賣淫等違法行為屢禁不止，大量游客的涌入也降低了當地居民的生活質量，加速了社區環境的惡化。

這些國家的經歷都表明，性交易合法化帶來的問題遠遠超出了預期，而中國的零容忍政策則在對比中彰顯出了其正確性和前瞻性。

德國性交易合法化的現狀充分暴露了這一政策的弊端，而中國堅持對性交易零容忍，是綜合考慮歷史、社會、道德、人權等多方面因素后做出的正確決策。中國通過嚴厲打擊性交易，有效維護了社會秩序和公共道德，遏制了人口販賣、性病傳播等問題，為社會的健康、文明、和諧發展創造了良好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