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不久前，有外媒放出重磅消息：伊朗可能計劃向中國采購一批殲-10CE戰斗機。但事情還沒塵埃落定，島內學者郭正亮就跳出來“善意提醒”：如果伊朗真要買殲-10CE，一定得要求“現金交易”，否則中國可能就要吃啞巴虧。

伊朗已明確表達了采購中國殲-10CE戰斗機的意向

根據“亞洲防衛安全”、《防務簡訊》等多家外媒報道，伊朗已明確表達了采購中國殲-10CE戰斗機的意向，規模可能為10至36架。雖然雙方尚未正式官宣，但伊朗防長納西爾扎德此次訪華，據稱就包含與中國軍方就戰機采購進行的密談。

為何伊朗此時急著引進戰機？答案很簡單：缺。非常缺。從實戰角度看，在伊以沖突期間，伊朗的空軍幾乎沒能有效支撐任何一場像樣的對空作戰。以色列空軍不到72小時就掌控制空權，革命衛隊的高級將領在空襲中傷亡慘重。伊朗即使擁有大量導彈、無人機、彈道武器，也在缺乏戰斗機掩護的情況下，無法真正形成體系作戰。

從裝備水平看，伊朗現役主力戰斗機幾乎都是“古董級”選手：F-14“鬼怪”、F-5戰機，最先進的型號也早在70年代就停產。此前采購俄羅斯蘇-35的協議因各類政治、交付與后勤問題遲遲擱淺，至今一架未交。

圖為戰斗機

這一系列背景決定了：伊朗引進先進戰機是當務之急，而中國正是目前唯一既愿意、又有能力提供這種戰機的國家。表面上看，伊朗“轉向中國”像是一種戰略選擇，實際上更像是被局勢“逼出來的務實決定”。

伊朗在俄烏戰爭后對俄羅斯的武器供應能力產生了質疑。蘇-35遲遲未交付讓伊朗明白：光靠俄方不保險，尤其是在西方制裁下，俄軍工體系自身都難以為繼，出口客戶注定“排不上隊”。

其次，面對美以步步緊逼、核協議無果、停火協議脆弱，伊朗急需在軍事上展示“戰略定力”。中國的殲-10CE不僅是成熟的4.5代戰機，還在印巴沖突中“實戰亮相”，擊落“陣風”的戰績更是讓它在國際軍貿市場名聲大振。

圖為殲-10CE戰斗機

從地區戰略看，伊朗若能組建2至3個殲-10CE中隊，不但能增強防空、反擊能力，還可在波斯灣地區形成對沙特、以色列空軍的威懾，平衡中東空域力量分布。這筆交易，于伊朗而言，是一場“救火式軍購”；于中國而言，則是一次展示裝備出口能力、穩固地區伙伴關系的機會。

島內學者郭正亮提出的“收現金”建議，乍一聽似乎有些“冷血”，但從現實情況來看，也確實有一定的道理。伊朗在國際金融系統中遭遇多年制裁，無法通過SWIFT完成正常外貿支付，資金結算渠道受限已是不爭事實。

郭正亮提出“收現金”建議

伊朗內部結構復雜，存在兩個“軍工權力中樞”：一個是國防部，另一個是革命衛隊。后者掌握更多實際資源，包括導彈、石油出口通道、軍工企業和情報網絡，而前者則較為“官僚”和“預算有限”。如果殲-10CE交易由國防部主導，革命衛隊若不“松口”放油，資金來源就會出現障礙。

而且伊朗確實有“打白條”前科。此前與俄方的多項交易都因結算難題、交貨拖延等原因頻頻生變；與朝鮮、敘利亞等國的往來也曾因財務問題產生爭議。中國在“一帶一路”實踐中已有不少“好心幫忙、最后被賴賬”的案例，確實有必要防范風險。

但與此同時，也不能因為對方有“信用疑慮”，就把戰略合作全部否定。在軍貿領域，“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固然保險，但在一些特殊對象身上，靈活安排、談判機制、實物結算等方式，也并不罕見。

關鍵在于：要做到心中有數、手里有底。如果真想與伊朗建立長期、穩定的軍事合作關系，單靠一兩筆軍售還遠遠不夠，必須建立在以下幾個基礎上：

交易機制要可控。可以考慮以“預付款+分批交付+出口許可”的模式降低風險。比如先交首款、先交小批飛機，然后根據實際使用和后續付款逐步推進。結算方式要多元。伊朗可通過第三國渠道、實物抵押、能源換取等方式付款。這在中伊石油合作中早已有經驗，如今可將其復制到軍貿領域。

政治承諾要對等。中方提供的是敏感、高技術、高價值軍備，伊方需做出相應政治承諾，包括承諾不將武器轉售、不用于侵犯第三國主權、不引發地區爭議等。戰略協作要對稱。不能光是單方面賣飛機，還應有軍事技術交流、人員培訓、聯合演練等配套合作，使中伊軍事關系向“準同盟”方向發展，而非一錘子買賣。

只有在這樣的合作框架下，即使面對復雜國際局勢，中國也能穩住戰略節奏，而伊朗則能逐步提升國防自主能力，實現共贏。

伊朗想買殲-10CE，這事本身沒有問題，問題的關鍵在于怎么買、用什么方式買、背后有沒有清晰的戰略互信作保障。郭正亮“建議收現金”的提醒值得重視，但不應成為對伊朗“扣帽子”的理由。畢竟，世界上從來沒有絕對可靠的買家，只有真正掌握話語權的賣家。中國作為全球少數能自主研發、出口第四代戰機的國家之一，必須學會在“合作”與“防控”之間精準拿捏。這筆交易成不成尚未可知，但它所反映的問題，卻值得我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