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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兒童或青少年拒絕上學（簡稱“拒學”）、出勤困難的現象逐漸凸顯，成為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問題。據媒體報道，北京兒童醫院的“拒絕上學門診”自2024年6月開設以來，10個月接診近一萬人次。

根據最新流行病學調查，我國約有3080萬名兒童和青少年患有精神障礙，這一龐大群體很可能會成為事實上的出勤困難群體。

文丨任彥名 何麗

拒學現象并非中國獨有，而是世界性的教育難題。

美國《臨床兒童與家庭心理學評論》（Clinical Child and Family Psychology Review）上的一項研究顯示，2018年，全球大約17.8%的兒童或青少年存在拒學及其相關問題。美國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心理學系教授Kearney于1996年提出了拒絕上學行為（School Refusal Behavior）這一概念，并將其界定為：中小學生自發地拒絕上學或難以整天堅持在課堂學習的表現。

為了方便跨學科交流及跨國研究與協作，在排除身體疾病等合理缺勤原因的前提下，Kearney在拒學等相關概念的基礎上，制定了可供參考的界定標準：

（1）連續2周缺勤25%以上課時；

（2）至少2周出現嚴重上學困難且影響正常生活；

（3）一學期15周內缺勤至少10天。

在這一概念和標準下，拒學及其相關行為也被稱為“學校出勤問題”。

目前各國對缺勤學生的統計方式存在具體差異，但兒童和青少年拒學現象已成為全球教育領域乃至社會層面面臨的復雜挑戰，這是無可置疑的。

此外，全球新冠疫情的暴發導致學齡兒童和青少年產生學習適應性困難、手機管理失控等問題，進一步加劇了拒學的發展態勢，并揭示出各國在教育和社會層面的深層矛盾。

01

美國：疫情后長期缺勤率激增

美國教育部網站的數據顯示，2021—2022學年全面恢復線下教學后，美國中小學生的長期缺勤率（一學年缺勤10%或以上的課程）飆升至28.3%，較疫情前2018—2019學年的14.8%，幾乎翻倍。這意味著即便在線下教學全面恢復的條件下，仍然有約650萬名學生長期脫離課堂，成為教育體系的“隱形失聯者”。

值得關注的是，這些數據不僅反映了疫情對教育生態的沖擊，更揭示了一些深層社會問題——低收入家庭學生的缺勤率是高收入家庭學生的2倍以上，非洲族裔、拉丁裔等少數族裔學生的缺勤率是白人學生的2—3倍，教育資源分配的不平等正在加劇。

02

英國：缺勤問題的地區分化

英國教育部2023—2024學年的官方數據顯示，英國地區間的學生缺勤率呈現顯著差異。

首都倫敦的持續缺勤率（一學年缺勤10%的課程或以上）為17.9%，在全國處于最低水平；而經濟欠發達的東北部地區的持續缺勤率高達22.1%，為全英國最高。

更值得警惕的是，經濟欠發達地區面臨的教育斷裂風險尤為突出——東北部地區不僅總體缺勤率最高，嚴重缺勤率（一學年缺勤率超過50%）也顯著高于全國均值。

這種現象與區域經濟指標高度相關，在失業率高、家庭收入偏低的地區，學生更容易因經濟壓力、家庭支持不足或社區教育資源匱乏而長期缺勤。

2024年8月，英國教育部發布了報告《共同努力提高學校出勤率》，作為應對缺勤問題的最新指南。該指南指出，兒童或青少年缺勤與其學業成就、身心健康，甚至犯罪行為存在關聯。同時規定，學校、家長、學院信托等多機構協作以保障學生出勤，并重點支持弱勢群體。

03

日本：“不登校”人數創歷史新高

日本文部科學省每年都會發布上一年的“不登校”學生數 據。2024年的數據顯示，2023年日本中小學生中長期缺勤（一年缺勤超30天）人數達34.6萬，較前一年激增15.8%，較2012年增長近4倍，創下歷史新高。

日本教育體系的剛性桎梏成為兒童和青少年“不登校”的主要誘因，高強度學業競爭加劇了校園心理危機。日本文部科學省2024年10月發布的《令和5年兒童、學生問題行為及拒絕上學等學生指導相關課題的調查結果概要》表明，位列前三的“不登校”因素依次為：學校生活缺乏動力（32.2%）、焦慮抑郁傾向（23.1%）、生活節奏紊亂（23.0%），三者合計占比達78.3%，構成該群體不上學（不登校）的核心原因。

這種結構性拒學正在形成“教育—就業—社會”的惡性循環。長期“不登校”的學生中，有61.2%接受了校內外 機構的專門輔導，但仍有38.8%的學生未獲得有效援助。

中學階段“不登校”學生因缺乏系統教育和職業技能培訓，未來就業困難的情況可能進一步加劇，甚至可能發展為長期閉門不出的“蟄居者”群體，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負擔。

04

澳大利亞：多元困境與本土探索之困

近年來，澳大利亞教育研究組織對該國學校出勤問題進行了深度調研。研究數據顯示，2019年有73.1%的學生保持基本出勤率（90%以上時間出勤），而到了2022年，這一比例大幅下降至50%以下，這意味著超過半數的學生無法保持基本出勤率。

盡管2023年澳大利亞學生出勤率情況有所改善，但仍未恢復到新冠疫情前的水平。此外，澳大利亞原住民學生面臨著更為嚴峻的出勤挑戰，文化差異、學校服務可及性差等問題加劇了他們上學的困難。目前，國際上雖然探索出了提升出勤率的各種路徑，但這些實踐與研究在澳大利亞本土的適用性有待進一步驗證。

盡管全球范圍內中小學生拒學問題已引發廣泛關注，但我國尚未建立自上而下的缺勤數據統計體系。

目前我國較為權威的數據來自2016年廣州市中小學衛生健康促進中心副研究員陳玉霞團隊的一項調查研究，結果顯示：廣州市青少年拒絕上學行為的檢出率達22.5%，并隨著年齡增長呈顯著上升趨勢。由于數據調研不足，當前我國對缺勤問題的關注多集中于“控輟保學”，對于心理、家庭或社會等原因導致的缺勤問題尚無明確的應對機制。

這種忽視可能帶來三重后果：

經濟欠發達地區、流動人口家庭的子女更容易因缺勤被邊緣化，形成“教育貧困”的代際傳遞，教育公平進一步失衡；

長期缺勤會加劇青少年的孤立與自卑情緒，而社會支持的缺失又會進一步惡化出勤狀況；

缺勤學生未來面臨就業困難、社會融入障礙的風險顯著增加，最終轉化為社會福利體系的長期負擔。

拒學及相關行為問題不僅是兒童和青少年階段突出的心理行為議題，也是教育領域的巨大挑戰，更是社會公平與可持續發展的試金石。在全球范圍內，這一問題已引發從政策改革到社會服務的全面行動。

當前，我國亟須開展全國性缺勤數據調研，建立動態監測機制，為政策制定提供科學依據。同時，應推動教育系統與心理、社會服務等部門的跨部門協作，為缺勤學生提供精準支持。唯有如此，才能在龐大的人口基數下，避免缺勤問題演變為教育危機，確保每一個學生都能平等地享有受教育的權利。

本文作者任彥名系澳門城市大學大健康學院博士，何麗系北京聯合大學師范學院心理學系副教授。

來源：《留學》雜志總第2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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