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環(huán)球時報
【環(huán)球時報綜合報道】編者的話:在本系列上期文章中,我們講述了伊核問題產生并演變?yōu)槲C的前因后果,尤其是美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在今天的文章中,我們把目光投向以色列這個處于伊核問題中心的地區(qū)利益攸關方。“隨著以色列針對伊朗核計劃的遏制,該國自己也有一個秘密的核計劃。”6月17日,在為期12天的以伊沖突期間,美國《紐約時報》刊文稱,在1948年建國后不久,以色列便決心建立核武庫以保障國家生存。雖然從其官方外交立場來看,以色列對于自身的核武庫既不承認也不否定,但該國被廣泛認為擁有相當強的核能力。在二戰(zhàn)、贖罪日戰(zhàn)爭等歷史記憶的驅動下,以及西方大國微妙態(tài)度的影響下,以色列逐步確立起“核模糊”和“先發(fā)制人”互為表里的核策略,一方面保護自身、降低安全威脅,另一方面卻也可能帶來更為不安全的地區(qū)局勢。
2012年9月27日,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聯合國大會上發(fā)言,借助示意圖警告稱,伊朗已進入生產武器級鈾的最后階段。圖源:外媒
“以色列對核武器的興趣可以追溯到建國之初”
據美國《國家利益》雜志報道,以色列對核武器的興趣可以追溯到該國1948年建國之初。地緣上缺乏戰(zhàn)略縱深、二戰(zhàn)猶太人遭到大屠殺的歷史記憶以及第一次中東戰(zhàn)爭,都使有“以色列國父”之稱的戴維·本-古里安堅信,必須擁有“終極威懾”才能確保國家安全。以色列原子能委員會于1952年6月成立,該政府機構首任主席恩斯特·大衛(wèi)·伯格曼曾表示,核彈將確保“我們永遠不會再像羔羊一樣被帶去屠宰”。
上世紀50年代起,以色列開始秘密推進核計劃,當時的國際環(huán)境也給了以色列發(fā)展核技術的條件。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期間,以色列與法國達成協議——以方配合英法對埃及的軍事行動,法國則向以提供核反應堆技術援助。《國家利益》提到,法國當時同意向以提供一個钚生產反應堆、所需的鈾燃料以及一個用于钚生產的再處理廠,基本提供了以色列制造核彈所需的所有設施,無論是當時還是之后,都沒有一個國家向以色列提供過如此規(guī)模的核技術援助。
此后不久,以色列于1958年開始在本國南部內蓋夫沙漠的迪莫納附近建立核研究中心。1960年12月,美國聯合原子能情報委員會的報告稱,迪莫納項目中包括一個用于钚生產的再處理廠,與核武器有關。研究人員認為,1962年前后,以色列核反應堆進入臨界狀態(tài),開始生產武器級钚。根據美國軍備控制協會的說法,在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zhàn)爭前夕,以色列已成功組裝首枚核裝置。
既不承認也不否認,背后有三大考量
在以色列核計劃推進中,西方大國扮演了復雜角色。雖然法國最初對其予以支持,但1966年后,當時的戴高樂政府擔心中東核擴散,便中止了與以色列的核合作。美國肯尼迪政府曾試圖對迪莫納進行核查監(jiān)督,遭到以色列的拒絕。
美國態(tài)度的轉變出現在尼克松政府時期。1969年9月,時任以色列總理梅厄與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達成非書面協議——只要以色列不公開宣布擁有核武器、不進行核試驗,美國就不再施壓其加入《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PT)。學界認為,這一“核默契”事實上承認了以色列的擁核地位,標志著“核模糊”策略的形成:以色列既不承認也不否認擁核,不公開核能力細節(jié),也不接受國際核查。以方曾多次強調,本國“不會成為第一個將核武器引入中東的國家”。
“核模糊”策略有三大考量:首先是增強威懾可信度,敵人因無法確知核武規(guī)模而心存忌憚;其次是規(guī)避國際譴責,不公開可以減少給自身以及盟友帶來的壓力;最后是保持技術自由度,可以在不受干擾的情況下持續(xù)提升核能力。
然而,該政策也面臨曝光危機。1986年,迪莫納核研究中心前技術員莫迪凱·瓦努努向英國媒體披露了大量以色列核計劃的內幕,包括地下钚提取工廠的情況和核彈頭產量估計。報道稱,以色列每年可生產約40公斤钚,可能已制造上百枚核彈頭。以色列隨后以叛國罪和間諜罪判處瓦努努18年監(jiān)禁。
國際社會對以色列的核能力態(tài)度微妙。聯合國原子能機構多次呼吁以色列開放核設施接受核查,但以色列既非NPT簽約國,也從未允許實質性國際核查。美國則對以色列實行“雙重標準”,盡管正如美國科學家聯合會的文章所說,美國已“確信以色列擁核”,但美國國會仍持續(xù)對以批準高額軍事援助,外交上也多次擋下要求其核裁軍的國際決議。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估算,目前以色列擁有80至90枚核彈頭。
兩大策略互為表里
第四次中東戰(zhàn)爭(也稱贖罪日戰(zhàn)爭)成為觸發(fā)以核策略轉型的關鍵節(jié)點。1973年10月6日,埃及和敘利亞在贖罪日突襲以色列。昔日強大的以軍在最初幾天節(jié)節(jié)敗退,開戰(zhàn)僅兩三天,埃及已攻占西奈半島約70%的地區(qū),敘利亞也已攻至以北部腹地。面對絕境,以色列當局者首次認真考慮動用核武器。據后來披露的絕密文件顯示,10月8日夜晚,梅厄總理批準以軍將若干核彈頭安裝到“杰里科”中程彈道導彈上,瞄準埃及開羅和敘利亞大馬士革。此舉相當于向美國發(fā)出“最后通牒”:若不立刻援助,以色列可能動用核武器自衛(wèi)。美國隨后啟動緊急空運,短時間內向以補充大量軍備,最終幫助以渡過難關。
戰(zhàn)后,以色列方面痛定思痛,“絕不能等敵人打上門來”成為共識,“先發(fā)制人”逐漸成為重要安全理念。20世紀70年代后期,當時的貝京政府進一步將此原則制度化,形成“貝京主義”,即以色列不允許敵對國家擁有核武器,如有跡象則“先發(fā)制人”實施預防性打擊。
“先發(fā)制人”策略與前文提到的“核模糊”策略互為表里。“核模糊”讓以色列在敵人心中投下不確定陰影,提升威懾力并減少外界干預。“先發(fā)制人”則確保周邊沒有核對手出現,以免陷入必須公開動用核武的兩難處境。
自確立“先發(fā)制人”原則以來,以色列多次付諸行動。首先是1981年摧毀伊拉克核反應堆事件,也被稱為“巴比倫行動”。20世紀70年代末,薩達姆政權在法國援助下建設奧西拉克核反應堆項目。1981年6月,以色列對該反應堆發(fā)動精確空襲。短短幾分鐘內,奧西拉克反應堆建筑被夷為平地,伊拉克耗資巨大的核計劃化為烏有。此次行動后,貝京政府發(fā)布聲明稱:“我們決不允許敵人針對以色列人民發(fā)展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我們將及時并利用一切可用手段保護以色列公民。”這也被視為以色列首次公開宣布其“先發(fā)制人”的安全策略。
相比一次性摧毀明確目標,伊朗核計劃更像是一個持續(xù)20余年的“移動靶”,以色列對其進行了全方位、多層次的長期遏制。
以色列最常見的破壞手段是情報滲透與網絡破壞,2010年的“震網”病毒攻擊是典型案例。以方利用這種由美以情報機構聯合開發(fā)的計算機蠕蟲成功侵入伊朗納坦茲地下鈾濃縮廠的離心機控制系統,使約1000臺鈾濃縮離心機高速自毀。有專家對《紐約時報》表示,此次襲擊讓伊朗鈾濃縮進程至少倒退兩年。
第二種手段是暗殺與定點清除。綜合媒體報道及伊朗駐國際原子能機構特使的說法,以色列是伊朗多起核科學家被暗殺事件的“幕后黑手”。2010年至2012年,至少4名參與伊朗核計劃的核物理學家在德黑蘭街頭遇襲身亡;2020年11月,有“伊朗核彈之父”之稱的莫森·法赫里扎德遭遠程遙控機槍伏擊身亡。
第三種手段是公開的空襲與軍事威懾。有美國官員向Axios新聞網透露,2024年10月,以色列對伊朗帕爾欽軍工區(qū)的秘密核武研發(fā)設施實施空襲,摧毀了用于核彈觸發(fā)試驗的設備。在今年6月的以伊沖突中,以色列首次派遣上百架次戰(zhàn)機對伊朗境內納坦茲等數十處核基地與導彈發(fā)射塔進行地毯式打擊。
最后一種手段是外交游說與制裁圍堵。以色列領導人多年來在國際場合反復敲響“伊核威脅”警鐘,主張對伊朗實施嚴厲制裁。2015年《聯合全面行動計劃》(也稱伊核協議)達成后,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公開反對,甚至直接赴美國國會游說。2018年,當時第一任期內的特朗普政府單方面退出伊核協議,并對伊恢復最高級別制裁。
讓中東安全局勢更加復雜
在長達20余年的打擊下,伊朗核計劃一直未觸及核武器級門檻。以色列雖被認為擁核,但也未在戰(zhàn)爭中使用過核武器。不過,以色列的一些做法仍引發(fā)連鎖反應,讓中東安全局勢更加復雜。
一方面,以色列的強硬威懾短期內迫使一些阿拉伯國家放棄了核競賽。以色列摧毀奧西拉克核反應堆后,同樣考慮核選項的利比亞逐步偃旗息鼓,2003年宣布放棄核計劃;埃及與以色列多次戰(zhàn)爭失敗后,也沒有再積極發(fā)展核武器。一定程度上,是以色列的打擊行動讓周邊國家看到了追求核武器的高風險。
但另一方面,以色列的打擊策略也埋下了仇恨和軍備升級的種子。部分被打擊國家可能轉而采用發(fā)展代理人武裝等其他方式與以色列對抗。阿拉伯主流媒體開展的民調顯示,2025年阿拉伯國家民眾對以色列持“極端負面”看法的比例達八成以上,比20世紀70年代更高,仇恨的代際傳遞令人擔憂。
以色列“擠牙膏”式的核遏制可能引發(fā)區(qū)域內新一輪軍備競賽。比如沙特方面近年來明確表示,如果伊朗獲得核武器,沙特“別無選擇,只能尋求自己的核保障”。據路透社等西方媒體報道,沙特正在著手啟動鈾濃縮試驗項目。埃及、土耳其等也在密切關注局勢走向,評估各自的核選項。
以色列頻繁的軍事打擊也在侵蝕國際規(guī)則,導致合法性困境。“先發(fā)制人”打擊往往未經聯合國授權,如果以色列的打擊造成重大附帶損害或區(qū)域沖突升級,現有支持可能流失。近年來,美以在伊朗問題上的意見分歧也有所顯現。美國擔心以方貿然行動引爆大戰(zhàn),以色列則認為美“安全網”不可靠。這種嫌隙若擴大,會進一步影響美以同盟關系。
因此,長遠來看,以色列可能正陷入一個“安全困境”,即越是“先發(fā)制人”打擊,敵人越轉入地下伺機報復,地區(qū)局勢越緊張動蕩,而以色列感到不安全又會采取更多先發(fā)動作,從而可能形成雙輸的惡性循環(huán)。(作者是北大匯豐商學院中東研究所執(zhí)行所長 朱兆一)
下期預告:
縱觀以色列實施“核模糊+先發(fā)制人”核策略的歷程,可以發(fā)現其背后是一系列難解的悖論。這套組合拳在戰(zhàn)術上為以色列爭取了生存空間,短期內有效阻止了潛在敵手的擁核進程,但也在客觀上加深了以色列與周邊國家的仇恨與不信任,將地區(qū)安全局勢推向更危險的境地。核武器可以摧毀城市和設施,卻填不平民族與宗教間深植的恐懼鴻溝。要跳出這場“生存博弈”,也許唯有打破絕對對抗的思維,尋求區(qū)域安全的共同框架。下期,我們將繼續(xù)為您講述,想要和平解決、政治解決伊核問題,國際社會面臨著哪些難題,又該如何找到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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