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1月，中華民族歷史上的“至圣先師”和“萬世師表”—孔子的廟宇、陵寢和府邸遭到了系統性地、大規模地破壞，帶頭人就是紅衛兵“五大領袖”之一的譚厚蘭。

一、行動發起背景

1966年11月9日，譚厚蘭在中央文革小組核心成員陳伯達、戚本禹的直接授意下，率北京師范大學“井岡山戰斗團”200余人奔赴山東曲阜。陳伯達明確指示：“孔墳可以挖掉”，戚本禹也補充要求保留部分古碑（如漢碑），但允許破壞清代石碑。

譚厚蘭聯合曲阜當地紅衛兵，成立“全國紅衛兵徹底搗毀孔家店革命造反聯絡站”，自任總指揮，組織10萬人規模的“搗毀孔家店大會”，制造輿論聲勢，形成數百人的破壞團隊，行動持續29天，以“破除封建舊文化”為名實施系統性摧毀。

二、對孔廟建筑與文物的系統性破壞

砸毀保護標識：率先推倒國務院1961年設立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石碑，象征性挑戰國家權威。

搗毀核心文物：將大成殿內孔子及弟子共17座塑像（多為明清遺存）拉倒，斷頭、剖腹，掏空塑像腹中珍藏的銀制內臟、銅鏡及明版《禮記》等古籍；焚燒“萬世師表”等匾額，將殘骸拉至孔林西南角集中焚毀；砸毀歷代石碑1000余座，包括孔子墓碑、明代成化碑（37塊殘片永久遺失）；燒毀古籍2700余冊、字畫900余軸，其中國家一級文物70余件，珍版書籍1700冊；部分文物被紅衛兵私藏（如孔令貽墓中的黃金630克、玉器84件）。

生態與建筑損毀：砍伐孔林古樹萬余株（占總量的1/4），破壞古柏5000余株；在孔廟大中門前挖掘通道，將建筑群截為兩段，破壞整體布局。

??三、對孔林墓葬的褻瀆與盜掘

針對性掘墓曝尸：按“前三代、后三代”方案挖墳，前三代（孔子、孔鯉、孔伋）因年代久遠未出土文物；后三代重點挖掘第76代衍圣公孔令貽墓，開棺曝尸“批判”，盜走陪葬金銀玉器。

引發連鎖反應：周邊村民趁亂盜掘孔林墓葬2000余座，致大量文物失散。

對學者的精神羞辱：押解復旦大學教授周予同（專治經學）、山東省副省長余修等學者，強迫其為孔子塑像“送葬”游街。周予同因癱瘓跌入溝渠，遭公開凌辱；將當地干部誣為“孔家店孝子賢孫”，戴高帽陪斗。

四、歷史反思：誰該為孔廟浩劫負責？

譚厚蘭出身貧農，原為調干生黨員，在文革初期因反工作組獲政治資本。她將破壞孔廟視為“革命功績”，甚至創作《討孔戰報》和歌曲煽動群眾，亦為個人晉升鋪路——行動后迅速升任北京市革委會常委、北師大革委會主任。

陳伯達、戚本禹等人將“批孔”作為打擊政敵（如劉少奇“尊孔”）、重構意識形態的工具。李先念1978年視察曲阜時直言：“譚厚蘭破壞文物該殺，首兇是陳伯達”。殘存的魯國故城碑背面刻有山東省副省長李予昂的詩：

首兇陳伯達，

作倀譚厚蘭。

留此殘碑在，

鐵證代代傳。

顯然，對孔府、孔廟、孔林的摧殘，不僅是文革中對廟宇、古跡最為慘烈的破壞的肇始，更是對中國傳統文化最大的破壞和踐踏。從此，中國人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承接被徹底割裂，中國人不知何為仁義禮智信為何物，道德急速下滑，社會問題百出，不可一世的人們終于品嘗到了自釀的苦果。

譚厚蘭的破壞本質是特殊年代政治機器對文化的踐踏，罪責更屬于譚厚蘭背后的權力集團——當陳伯達的批示成為“挖墳許可證”，當十萬人的怒吼淹沒守護文物的呼聲，孔廟的廢墟便成了民族集體記憶的傷疤。當政治狂熱碾壓文明底線，留下的不僅是破碎的文物，更是一個民族難以愈合的文化傷痕。

如今，游客撫摸大成殿修復后的龍紋石柱時，或應深思：比建筑更難重建的，是敬畏歷史的人心。而那些化作灰燼的千年瑰寶，已成為中國人集體記憶中永恒的警鐘。

譚厚蘭在文革后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后因患宮頸癌被保外就醫。1982年11月，譚厚蘭靜靜地在痛悔中走完了人生，終年45歲，一生未婚。其骨灰無碑下葬，親屬與之斷絕關系。

臨終痛悔：“若能重來，我寧愿做個鄉村教師。”

善惡終有報，天道好輪回。不信抬頭看，蒼天饒過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