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秋天，姐，你先別哭，咱們進去再說。」這是9月9日上午九點，毛主席紀念堂落成典禮前，李敏輕輕拉住妹妹李訥的胳膊。樓下，水晶棺四周簇擁著黃菊；樓上，柜櫥里擺著父親用過的硯臺、雨衣、藤椅。人群低聲抽泣，時間像被壓縮在空氣里，每個人胸口都悶得慌。

毛主席逝世已有整整一年，可對李訥來說，父親仿佛昨天剛剛揮手。她住在西城區一條窄胡同里，月工資七十來塊，帶著一個三歲半的兒子，還得雇位保姆。保姆臨走前只留下一句話：“實在撐不下去了。”李訥苦笑，兜里的零錢叮當作響，響得她睡不踏實。

生活拮據卻又倔強，這股子勁兒不是天生的，而是毛主席一點點教出來的。上世紀五十年代，他就告誡孩子們：不搞特殊化。為此，家里連自行車都沒買過一輛。李訥記得，自己第一次坐公共汽車是跟著老師春游，投幣的當口，父親的話在耳邊回蕩——“要跟群眾一條心”。

婚事同樣如此。1970年，三十歲的她被同齡人稱作“大齡姑娘”。毛主席嘴上不催，可暗地里還是擔心。李訥下到“五七干校”，遇到善良樸實的小徐，倆人一沖動就訂了親。婚禮簡單得不能再簡單：對著掛在墻上的父親照片鞠三個躬，禮物是一大包《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婚頭幾個月真甜，時間一長問題全冒出來——文化差距、生活節奏、甚至口音，都成了拌嘴的理由。1973年，兩人協議離婚。孩子剛滿月，李訥抱著兒子偷偷哭，覺得自己把父親的臉都丟盡了。

離婚消息傳到中南海，毛主席沒多問，只寫了條紙條給張耀祠：“從稿費里擠八千給她。”那會兒八千元是天文數字。張耀祠把錢分成兩部分，三千現金，五千存折。李訥接過信封，眼淚砸在信紙上，好半天說不出話。她知道父親工資只有404塊8，稿費是他救急的唯一來源，自己卻一次拿走這么多，心里發燙。

1976年9月9日凌晨，人民大會堂燈火通明。儀器上最后一道波形成直線，周圍寂靜得像被棉被捂住。對于全國人民，那晚注定難眠；對于李訥，更像天塌。守靈期間，她幾乎沒合眼。有人勸她吃點東西，她搖頭：“咽不下。”

痛苦還沒過去，現實已經來敲門。日子得繼續，上班、買菜、拉白菜、哄孩子，全靠一雙手。冬天刮著北風，她推著板車往家運菜，一毛錢一斤的白菜也得挑挑揀揀。胡同口的老大爺常打趣：“小李，這回又拉多少斤？”李訥笑笑：“夠熬湯就行。”

就在這種背景下，3000塊錢的匿名匯款出現了。那是1979年初冬，紀念堂值班員接到一個牛皮信封，打開一看，厚厚一沓十元票子夾著簡短紙條——“請轉給主席的女兒李訥。”沒人署名，落款只寫“一個工人”。工作人員當晚就去西城區找她，遞過錢時語速飛快：“有人惦記您呢！”李訥愣住了，半分鐘后才回過神：“幫我查查是誰吧，我不能收。”

工作人員第二天真去了郵局和公安問線索，最后在山東棗莊一座煤礦找到了寄錢的工人老劉。老劉聽說李訥不肯收，急得直撓頭：“我掙工資也不容易，但主席照顧咱老百姓一輩子，女兒日子難，我不幫能行嗎？”消息傳到北京，李訥委托紀念堂寫了封感謝信，同時把錢原封不動退給老劉。她在信里寫道：“心意我記住了，錢請您留給家里。”

拒絕3000元的背后，是她對父親教誨的堅持。毛主席留下的124萬稿費按規矩交公，到1983年連利息都沒動過一分。子女想要用，必須請示中央辦公廳。外人聽著不可思議，可李訥早已習慣。她常說：“爸給我們的最大財產就是原則。”

朋友們當然不忍心看她太清苦。李銀橋、韓桂馨夫妻倆沒少操心，四處張羅給她介紹對象。1985年，一個叫王景清的老戰友走進了李訥的世界。王景清當過中央警衛團軍官，五十多歲，身形筆挺，說話帶著兵味兒。第一次見面，他沒寒暄，直接把一兜紅糖塞到桌上：“聽說你胃不好，紅糖暖。”李訥被逗樂，心里卻涌起暖流。

倆人相處一年多，默契得很。李訥病了，王景清推著舊三輪跑醫院；王景清腿抽筋，她半夜給他熬姜湯。北京冬天儲白菜，他們一趟趟往樓上搬，大半夜還在陽臺碼菜。胡同里的人都說，這對老兩口踏實。

婚后不久，一撥記者來采訪李訥。她端著茶杯，語氣輕松：“我現在過得挺好，組織惦記，群眾惦記，還能要求什么？”其實，她和王景清經常把不寬裕的工資捐出去。1989年支援某部隊一千元，1990年助力亞運會三百元，1991年安徽洪水又是兩百元外加衣物。有人問他們為啥老捐錢？王景清憨笑：“日子再緊，也要讓心松快點。”

不得不說，李訥的脾氣里始終透著股子韌勁。哪怕失眠、乏力，她也堅持每天寫幾頁毛筆字；空閑時種兩盆茉莉、翻幾本史書。朋友拜訪，她樂呵呵端出自家腌的咸菜，咬一口，還真有點當年毛家菜的味道。

歲月悄悄溜走，老胡同拆了，她搬進新樓房，依然沒添幾件像樣家具。客廳里最大件電器是一臺老式收音機，天線綁著鐵絲，雜音卻擋不住新聞播報。她愛聽國際局勢，也關心糧價漲跌。偶爾聊到父親，話音淡淡：“他早說了，世界很大，我們只是其中的一粒沙。”

李訥拒收的那3000元至今被人當作佳話，老劉念叨：“主席的家風真硬。”而她每次聽到這句話，只是擺手：“哪有那么復雜？做人就圖個心安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