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綜合報道】編者的話：在本系列上期文章中，我們講述了伊核問題產生并演變為危機的前因后果，尤其是美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在今天的文章中，我們把目光投向以色列這個處于伊核問題中心的地區利益攸關方。“隨著以色列針對伊朗核計劃的遏制，該國自己也有一個秘密的核計劃。”6月17日，在為期12天的以伊沖突期間，美國《紐約時報》刊文稱，在1948年建國后不久，以色列便決心建立核武庫以保障國家生存。雖然從其官方外交立場來看，以色列對于自身的核武庫既不承認也不否定，但該國被廣泛認為擁有相當強的核能力。在二戰、贖罪日戰爭等歷史記憶的驅動下，以及西方大國微妙態度的影響下，以色列逐步確立起“核模糊”和“先發制人”互為表里的核策略，一方面保護自身、降低安全威脅，另一方面卻也可能帶來更為不安全的地區局勢。

2012年9月27日，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言，借助示意圖警告稱，伊朗已進入生產武器級鈾的最后階段。圖源：外媒

“以色列對核武器的興趣可以追溯到建國之初”

據美國《國家利益》雜志報道，以色列對核武器的興趣可以追溯到該國1948年建國之初。地緣上缺乏戰略縱深、二戰猶太人遭到大屠殺的歷史記憶以及第一次中東戰爭，都使有“以色列國父”之稱的戴維·本-古里安堅信，必須擁有“終極威懾”才能確保國家安全。以色列原子能委員會于1952年6月成立，該政府機構首任主席恩斯特·大衛·伯格曼曾表示，核彈將確保“我們永遠不會再像羔羊一樣被帶去屠宰”。

上世紀50年代起，以色列開始秘密推進核計劃，當時的國際環境也給了以色列發展核技術的條件。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期間，以色列與法國達成協議——以方配合英法對埃及的軍事行動，法國則向以提供核反應堆技術援助。《國家利益》提到，法國當時同意向以提供一個钚生產反應堆、所需的鈾燃料以及一個用于钚生產的再處理廠，基本提供了以色列制造核彈所需的所有設施，無論是當時還是之后，都沒有一個國家向以色列提供過如此規模的核技術援助。

此后不久，以色列于1958年開始在本國南部內蓋夫沙漠的迪莫納附近建立核研究中心。1960年12月，美國聯合原子能情報委員會的報告稱，迪莫納項目中包括一個用于钚生產的再處理廠，與核武器有關。研究人員認為，1962年前后，以色列核反應堆進入臨界狀態，開始生產武器級钚。根據美國軍備控制協會的說法，在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前夕，以色列已成功組裝首枚核裝置。

既不承認也不否認，背后有三大考量

在以色列核計劃推進中，西方大國扮演了復雜角色。雖然法國最初對其予以支持，但1966年后，當時的戴高樂政府擔心中東核擴散，便中止了與以色列的核合作。美國肯尼迪政府曾試圖對迪莫納進行核查監督，遭到以色列的拒絕。

美國態度的轉變出現在尼克松政府時期。1969年9月，時任以色列總理梅厄與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達成非書面協議——只要以色列不公開宣布擁有核武器、不進行核試驗，美國就不再施壓其加入《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PT）。學界認為，這一“核默契”事實上承認了以色列的擁核地位，標志著“核模糊”策略的形成：以色列既不承認也不否認擁核，不公開核能力細節，也不接受國際核查。以方曾多次強調，本國“不會成為第一個將核武器引入中東的國家”。

“核模糊”策略有三大考量：首先是增強威懾可信度，敵人因無法確知核武規模而心存忌憚；其次是規避國際譴責，不公開可以減少給自身以及盟友帶來的壓力；最后是保持技術自由度，可以在不受干擾的情況下持續提升核能力。

然而，該政策也面臨曝光危機。1986年，迪莫納核研究中心前技術員莫迪凱·瓦努努向英國媒體披露了大量以色列核計劃的內幕，包括地下钚提取工廠的情況和核彈頭產量估計。報道稱，以色列每年可生產約40公斤钚，可能已制造上百枚核彈頭。以色列隨后以叛國罪和間諜罪判處瓦努努18年監禁。

國際社會對以色列的核能力態度微妙。聯合國原子能機構多次呼吁以色列開放核設施接受核查，但以色列既非NPT簽約國，也從未允許實質性國際核查。美國則對以色列實行“雙重標準”，盡管正如美國科學家聯合會的文章所說，美國已“確信以色列擁核”，但美國國會仍持續對以批準高額軍事援助，外交上也多次擋下要求其核裁軍的國際決議。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估算，目前以色列擁有80至90枚核彈頭。

兩大策略互為表里

第四次中東戰爭（也稱贖罪日戰爭）成為觸發以核策略轉型的關鍵節點。1973年10月6日，埃及和敘利亞在贖罪日突襲以色列。昔日強大的以軍在最初幾天節節敗退，開戰僅兩三天，埃及已攻占西奈半島約70%的地區，敘利亞也已攻至以北部腹地。面對絕境，以色列當局者首次認真考慮動用核武器。據后來披露的絕密文件顯示，10月8日夜晚，梅厄總理批準以軍將若干核彈頭安裝到“杰里科”中程彈道導彈上，瞄準埃及開羅和敘利亞大馬士革。此舉相當于向美國發出“最后通牒”：若不立刻援助，以色列可能動用核武器自衛。美國隨后啟動緊急空運，短時間內向以補充大量軍備，最終幫助以渡過難關。

戰后，以色列方面痛定思痛，“絕不能等敵人打上門來”成為共識，“先發制人”逐漸成為重要安全理念。20世紀70年代后期，當時的貝京政府進一步將此原則制度化，形成“貝京主義”，即以色列不允許敵對國家擁有核武器，如有跡象則“先發制人”實施預防性打擊。

“先發制人”策略與前文提到的“核模糊”策略互為表里。“核模糊”讓以色列在敵人心中投下不確定陰影，提升威懾力并減少外界干預。“先發制人”則確保周邊沒有核對手出現，以免陷入必須公開動用核武的兩難處境。

自確立“先發制人”原則以來，以色列多次付諸行動。首先是1981年摧毀伊拉克核反應堆事件，也被稱為“巴比倫行動”。20世紀70年代末，薩達姆政權在法國援助下建設奧西拉克核反應堆項目。1981年6月，以色列對該反應堆發動精確空襲。短短幾分鐘內，奧西拉克反應堆建筑被夷為平地，伊拉克耗資巨大的核計劃化為烏有。此次行動后，貝京政府發布聲明稱：“我們決不允許敵人針對以色列人民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我們將及時并利用一切可用手段保護以色列公民。”這也被視為以色列首次公開宣布其“先發制人”的安全策略。

相比一次性摧毀明確目標，伊朗核計劃更像是一個持續20余年的“移動靶”，以色列對其進行了全方位、多層次的長期遏制。

以色列最常見的破壞手段是情報滲透與網絡破壞，2010年的“震網”病毒攻擊是典型案例。以方利用這種由美以情報機構聯合開發的計算機蠕蟲成功侵入伊朗納坦茲地下鈾濃縮廠的離心機控制系統，使約1000臺鈾濃縮離心機高速自毀。有專家對《紐約時報》表示，此次襲擊讓伊朗鈾濃縮進程至少倒退兩年。

第二種手段是暗殺與定點清除。綜合媒體報道及伊朗駐國際原子能機構特使的說法，以色列是伊朗多起核科學家被暗殺事件的“幕后黑手”。2010年至2012年，至少4名參與伊朗核計劃的核物理學家在德黑蘭街頭遇襲身亡；2020年11月，有“伊朗核彈之父”之稱的莫森·法赫里扎德遭遠程遙控機槍伏擊身亡。

第三種手段是公開的空襲與軍事威懾。有美國官員向Axios新聞網透露，2024年10月，以色列對伊朗帕爾欽軍工區的秘密核武研發設施實施空襲，摧毀了用于核彈觸發試驗的設備。在今年6月的以伊沖突中，以色列首次派遣上百架次戰機對伊朗境內納坦茲等數十處核基地與導彈發射塔進行地毯式打擊。

最后一種手段是外交游說與制裁圍堵。以色列領導人多年來在國際場合反復敲響“伊核威脅”警鐘，主張對伊朗實施嚴厲制裁。2015年《聯合全面行動計劃》（也稱伊核協議）達成后，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公開反對，甚至直接赴美國國會游說。2018年，當時第一任期內的特朗普政府單方面退出伊核協議，并對伊恢復最高級別制裁。

讓中東安全局勢更加復雜

在長達20余年的打擊下，伊朗核計劃一直未觸及核武器級門檻。以色列雖被認為擁核，但也未在戰爭中使用過核武器。不過，以色列的一些做法仍引發連鎖反應，讓中東安全局勢更加復雜。

一方面，以色列的強硬威懾短期內迫使一些阿拉伯國家放棄了核競賽。以色列摧毀奧西拉克核反應堆后，同樣考慮核選項的利比亞逐步偃旗息鼓，2003年宣布放棄核計劃；埃及與以色列多次戰爭失敗后，也沒有再積極發展核武器。一定程度上，是以色列的打擊行動讓周邊國家看到了追求核武器的高風險。

但另一方面，以色列的打擊策略也埋下了仇恨和軍備升級的種子。部分被打擊國家可能轉而采用發展代理人武裝等其他方式與以色列對抗。阿拉伯主流媒體開展的民調顯示，2025年阿拉伯國家民眾對以色列持“極端負面”看法的比例達八成以上，比20世紀70年代更高，仇恨的代際傳遞令人擔憂。

以色列“擠牙膏”式的核遏制可能引發區域內新一輪軍備競賽。比如沙特方面近年來明確表示，如果伊朗獲得核武器，沙特“別無選擇，只能尋求自己的核保障”。據路透社等西方媒體報道，沙特正在著手啟動鈾濃縮試驗項目。埃及、土耳其等也在密切關注局勢走向，評估各自的核選項。

以色列頻繁的軍事打擊也在侵蝕國際規則，導致合法性困境。“先發制人”打擊往往未經聯合國授權，如果以色列的打擊造成重大附帶損害或區域沖突升級，現有支持可能流失。近年來，美以在伊朗問題上的意見分歧也有所顯現。美國擔心以方貿然行動引爆大戰，以色列則認為美“安全網”不可靠。這種嫌隙若擴大，會進一步影響美以同盟關系。

因此，長遠來看，以色列可能正陷入一個“安全困境”，即越是“先發制人”打擊，敵人越轉入地下伺機報復，地區局勢越緊張動蕩，而以色列感到不安全又會采取更多先發動作，從而可能形成雙輸的惡性循環。（作者是北大匯豐商學院中東研究所執行所長 朱兆一）

下期預告：

縱觀以色列實施“核模糊+先發制人”核策略的歷程，可以發現其背后是一系列難解的悖論。這套組合拳在戰術上為以色列爭取了生存空間，短期內有效阻止了潛在敵手的擁核進程，但也在客觀上加深了以色列與周邊國家的仇恨與不信任，將地區安全局勢推向更危險的境地。核武器可以摧毀城市和設施，卻填不平民族與宗教間深植的恐懼鴻溝。要跳出這場“生存博弈”，也許唯有打破絕對對抗的思維，尋求區域安全的共同框架。下期，我們將繼續為您講述，想要和平解決、政治解決伊核問題，國際社會面臨著哪些難題，又該如何找到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