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瀾的訃告與"四大才子"稱號同時登上熱搜，輿論場瞬間分裂為兩個陣營：一方痛陳其私德瑕疵，另一方則將其奉為"香港最后一位真名士"。在這場喧囂中，更值得警惕的是某些言論將個人道德審判升格為對香港文化的整體否定——仿佛否定蔡瀾，就能抹去邵氏兄弟的武俠片、黃霑的市井詞、金庸的江湖夢，就能將香港七十載文化積淀一筆勾銷。

蔡瀾的爭議性恰是香港文化基因的縮影，作為邵氏電影制片人，他深諳大眾娛樂的生存法則；作為《今夜不設防》主持人，他將市井智慧轉化為文化消費品；作為美食家，他讓"食色性也"的古老命題煥發現代光彩。這種"通俗而不低俗"的平衡術，正是香港在殖民末期形成的獨特文化策略：用商業外殼包裹人文內核，以感官愉悅傳遞生活哲學。

金庸在《明報》專欄開創的"武俠政治寓言"，黃霑為《上海灘》譜寫的時代悲歌，倪匡用科幻解構現實的黑色幽默，共同構建了香港文化的"三原色"。蔡瀾的飲食書寫與情感觀，不過是這幅文化拼圖中不可或缺的亮色。當批評者嘲諷其文字"缺乏深度"時，卻選擇性遺忘正是這種"大俗即大雅"的表達方式，讓香港文化在精英與大眾間架起橋梁。

將蔡瀾污名化為"文化荒漠代言人"，實則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變種。這種邏輯鏈條的荒謬性在于：用某個個體的瑕疵否定整個文化生態，如同因一棵枯樹否定整片森林。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報業公會統計顯示，本地報刊年發行量突破3000萬份，文化產值占GDP比重達12%，遠超同期上海。這些冰冷數字背后，是無數如蔡瀾般的文化從業者共同鑄就的繁榮。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當某些人批判香港"文化空心化"時，卻刻意忽視：王家衛的《花樣年華》用旗袍與雨巷重構東方美學，林夕的歌詞讓市井情話升華為哲學思辨，陳可辛的《甜蜜蜜》以移民敘事叩問家國認同。這些文化地標與蔡瀾的"食色哲學"共同證明：香港文化的偉大，不在于追求陽春白雪，而在于讓普羅大眾在煙火氣中觸摸文明的溫度。

批評者將香港文化貶為"商業填版面作業"，暴露出根深蒂固的文化中心主義。他們用"精英審美"丈量市井文化，以"深刻思想"苛責通俗表達，本質上是對文化多元性的恐懼。北京胡同里的茶館說書與維多利亞港的霓虹燈牌并存，黃浦江畔的交響樂與廟街夜市的搖滾樂共鳴，這才是文明該有的包容姿態。

那些批判香港"文化荒漠"者，往往對真正的文化荒漠視而不見。當某些城市將歷史街區夷為商業綜合體，當網絡空間充斥著流量至上的文化快餐，當嚴肅文學淪為小圈子的自說自話，這才是需要警惕的文化危機。反觀香港，即便在回歸前最艱難的歲月，依然保持著"廟街講古"與"茶餐廳文化"的鮮活傳承。

香港文化的真正價值，在于它證明了第三條道路的可能性：既不必迎合西方現代性，也不必固守傳統桎梏。從許鞍華鏡頭下的市井女性，到林奕華舞臺上的都市寓言，香港創作者始終在尋找身份認同的平衡點。這種"夾縫中生長"的智慧，恰是全球化時代最珍貴的文化基因。

從張愛玲筆下的電車叮當到蔡瀾舌尖的麻辣鮮香，香港文化的魅力恰在于它的不完美與多樣性。當我們用道德放大鏡檢視蔡瀾的私生活時，不妨想想：在那個沒有互聯網的時代，正是這些"不完美"的文化人，用他們的局限性與創造性，為華人世界構建了精神避風港。

否定香港文化的光輝歲月，本質上是對文明多樣性的謀殺，在這個價值撕裂的時代，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蔡瀾式的寬容，允許不同聲音存在，接納多元價值共生，這才是文明該有的樣子。

現在的香港文化固然不如上世紀輝煌，但是，誰也不能因為一個蔡瀾而否定香港曾經的”光輝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