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3月，北京時間清晨七點整，‘孫健同志嗎？請立即返京，有緊急通知。’”電話那頭的男聲毫無起伏，卻像一記重錘砸在屋子里。話筒剛落，妻子林惠就敏銳地察覺到不對勁，“是不是工作出變動？”孫健平靜地點頭，輕描淡寫一句：“大概是要我回爐當工人，這事兒早在我腦子里演練過無數次。”

從副總理回到工人，這種跌落對普通人而言近乎天塌，可孫健并未多言。他簡單收拾兩件行李，把那件穿了多年的灰呢大衣疊得整整齊齊，隨后看了看妻子：“放心，我沒那么脆弱。之前是借了組織的光，現在收回去，也算物歸原主。”林惠的眼圈一下紅了，卻被他的鎮定按住情緒。

把時針撥回三年前。1975年，全國四屆人大召開，一張39歲面孔出現在國家領導人名單里——天津市委副書記孫健，被任命為分管工業、交通的副總理。那年會場上有人小聲感慨：“這么年輕就坐到這把交椅，怕是史無前例。”其實連孫健本人都摸不清門道，只記得周總理勉勵他多下基層，“三年里先別急著拍板，多把時間花在車間爐臺。”

政治舞臺的鎂光燈兇猛刺目，他卻把自己定位成“學徒工”。白天在國務院主持會議，晚上鉆進首鋼、天津拖拉機廠的車間找工人聊天。秘書們回憶，他最愛用筆記本記錄日常，連螺絲規格、爐溫曲線都手寫。有人邀他去釣魚放松，他連連擺手：“釣不上魚，反倒添麻煩，不如聽工段長一句牢騷。”

有意思的是，一次中南海散步，他偶遇谷牧。谷牧打趣：“怎么還沒把愛人、孩子接進來？”孫健笑道，“學徒期間不興帶家屬，等熬出師再說。”一句話把自己放在最低處。或許他早知這頂桂冠系得太松，風一吹就可能飄走。

粉碎“四人幫”后，政治生態急劇回調，來自工農基層的幾位副總理、人大副委員長陸續退場。吳桂賢、李素文先后主動請辭；陳永貴也在1980年申請退休。孫健心里明白，輪到自己只是時間問題。失眠癥隨身多年，一旦夜深他會起身到窗前抽支煙，嘴里嘟囔：“早晚得歸隊，急什么。”

3月返京那天，文件簡短：解除國務院副總理職務，回原籍安排勞動。沒有“組織處理”四字，也沒有調查組。走出中南海正門，警衛給他敬禮，他笑著回禮，順手把工作證交了回去。晚上到家，他先安慰妻子：“這是在預料之中，能平安落地就不錯了。”林惠聽完長舒一口氣，卻仍擔心他的心理落差。孫健拍拍胸口：“我當工人出身，脫掉西服，還能掄扳手。”

回津后，他進入天津齒輪廠，被分到技術革新小組。第一周便鉆進車床，研究一種自動送料裝置。工友起初對這位前副總理有距離感，幾次看見他推著工具車滿地找材料，才放下戒心。有人悄悄問：“孫副總理，習慣嗎？”他揉揉油污的手掌，“叫我老孫就行，我總算睡踏實覺了。”那晚，他真的一覺到天亮，困擾多年的失眠不治自愈。

1985年，廠里要開發大型數控機床，技術科把41份方案擺在桌面。孫健挑燈逐頁審閱，提出降低成本8%的方案，最終被采納。項目通過驗收，廠長當眾表揚：“老孫是咱們的頂梁柱。”會后有人打趣：“這算不算‘二次提拔’？”孫健樂了，“我原本就是齒輪里的一個齒，哪里來的提拔。”

1997年11月，癌癥將他拉下了工作臺。同事們自發湊錢置辦葬禮，靈堂左側擺著一只花籃，挽帶寫著“谷牧敬挽”。林惠看到熟悉的名字，眼淚奪眶而出，“他沒忘記老孫。”那天，沒有中央專車，沒有儀仗，只有樸素的哀樂和幾十名工友。一個副總理的名字與一位普通經理的遺像放在一起，顯得格外靜謐。

不少人疑惑：孫健究竟因何被免？官方文件從未點名“四人幫”牽連，更沒有經濟問題。歷史學界普遍認為，1975年那次“工農干部集中進入高層”帶有明顯過渡性質，之后撥亂反正，干部隊伍需重新調配，生產崗位急需熟知一線的技術骨干，孫健恰好契合這個需求。說復雜也復雜，說簡單也簡單——時代把他抬起，又在合適的節點將他放回原處。

不得不說，孫健的經歷很能說明一個規律：個人行止往往受國家節奏牽引，順流而上不必張揚，退潮時亦無需抱怨。有人評價他“功名淡如菊”，他卻只在生前留下短短一句：“我最舒服的身份，是工人。”這句話并未刻在墓碑，卻印在了熟悉他的人的記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