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歲的老人入黨，卻成了熱議話題，且還是兩派。兩派，而不是三派四派五派，這特別符合國人的文化，辯證對立統一，其實，沒有任何一條是必須必然的，世間事也不可能非好就壞，非黑即白，而是多元的光譜。

至于入黨，只要符合流程，皆未可厚非，年齡不是限制條件，哪怕百歲，也無法阻擋一種向往，這即是對于選擇的定義。無論怎樣選擇，只要來自本心，即可以賦予一種能量，讓自己心安才是這輩子要關注的。

有人說，演戲的人一本子了還在演戲，這不就是活到老學到老演到老的節奏嗎？每個人的人生難道不都是在演？演一個孩子，演一個父親，演一個丈夫，演一個爺爺……直到生命嗝屁。

至于演的好不好，歷史自然會有判定，這段時間判定不了，還是會有后來人評說吧！比如，人們已經開始煩雷佳音了，煩雷佳音，是煩的他飾演的抉擇，同質化，他一出場就是陳俊生式的憋屈和苦大仇深，這已經深深印刻，乃至于覺得他現實中也是這么個人。

何止是雷佳音。像沈騰，他成了戲劇化的代名詞，再演個悲劇人物，估計懸了。像張譯，又是個必然的正義化身，哎。人物本是角色的化身，卻在演員這里格式化，演員成為人物的化身，這道出了劇本的困局。

沒有多元化，只有格式化，只有同質化，這十分保險，卻十分乏味，而我們就生活在這樣的二手時間里，似乎我們看到的，都是別人刻意安排好的，是他們愿意讓我們看到的，一切。

一趟綠皮火車，中途停車，沒有設備降溫，這么熱的天，咋辦？有小伙子開始不服從。他舉起手錘，開始砸窗戶。窗戶破了，眾人歡呼。砸還是不砸，這是一個問題，但總有人打破這樣的沉積，難道不值得點贊？

隨后，這個小伙子被批評教育。但該批評教育的是不是那樣的一種刻意的服從呢？

美國作家亨利·戴維·梭羅，1849年在短文《論公民的不服從》中，提倡依靠自己，并認為面對不公，不一定要訴諸暴力，可以采取不支持、甚至抵制的作法。這篇短文對此后從事公民不服從的人士，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服從而不拒絕，來源于根深蒂固的文化禁錮。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結婚。為何非如此，為何家長會催婚，原來是古老文化的滲透，比如，天地不和，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

當結婚與否，被扣上一個天地的帽子，你不結婚就是跟天地對著干。再加上宣傳的思維邏輯，文化就被深深禁錮起來，走上了一條所謂的必須的路，在這樣的必須路上，個體就會被深深套牢，沒有任何自由可言。

于是，在這樣的既定道路上，個體都在演戲，而沒有人敢于演出自己。即使試圖演出自己，也被人覺得這是一出詭異的戲，也是演戲的一部分。

如果一切只是演戲，要你好好看戲，心碎只是我自己。歌詞里如此寫，是不是也道出了真諦。

防止失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