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4月的一天傍晚，周恩來對秘書低聲說：“茶要燙一點，許先生來了，我得改口叫她‘嬸母’。”一句玩笑般的提醒，引得屋里幾位工作人員面面相覷——總理又要認親？

對周恩來說，紹興是解不開的紐帶。童年在淮安長大，可家譜、祖墳、族親全在浙東的那座水城。每次路過紹興，他都不自覺放慢腳步，像在尋找一段被風吹散的舊故事。

族譜里寫得明白：始祖周茂，南宋時遷居寶佑橋。只是清末亂離，祖父周起魁跑到淮安做師爺，樹挪了根。等到1898年大鸞降生，這支“保佑橋分支”已在運河邊扎下營帳。

同一座古城的“百草園”，另住著“履盆橋分支”的魯迅。兩家同尊周敦頤，卻隔著兩條小巷、一條輩分、以及后來橫貫中國的時代洪流。那會兒，少年魯迅在紹興辦巡回演說隊，少年周恩來在東北剪掉辮子，兩條線并未交集。

有意思的是，周恩來最早讀到《狂人日記》，并不是在圖書館，而是在天津學生運動的地下油印本里。身邊同學說“這周先生下筆真辣”，周恩來輕輕點頭：“我和他，也許還算一家人?！蹦蔷渥哉Z，旁人沒當真，他卻暗暗記下。

1927年，周恩來秘密返滬，忙著整合工運。上海一片白色恐怖，魯迅住在景云里，一支自稱“革命文學”的筆桿子卻不停奚落他。楚圖南把魯迅寫給朋友的抱怨信交給周恩來，周恩來皺眉：“無論親戚不親戚，先生不能被寒了心?！彪S后幾封信、電報，把誤會壓了下去，左聯也隨之成立。

抗戰時期，武漢告急，1938年10月19日，周恩來登上美國海軍青年會的木樓，風聲獵獵。他開口第一句便拋出話頭：“我或許與魯迅同宗，今日不是客。”一句“不是客”，將魯迅的抗爭精神與血緣猜想擰成一股勁兒，臺下的小伙子們聽得眼圈發紅。

轉年春天，周恩來到紹興督戰錢糧。飯后，他拉著姑父王子余追問：“百草園那房周家和我們，到底隔幾代？”王子余放下筷子答：“同姓不同門，魯圩周，后馬周。”周恩來輕輕“唔”了一聲，沒有再追問，可神情明顯失落。

調查的事并沒停。重慶時期，他托在滬文化界朋友翻舊譜；延安時期，他讓魯藝師生回鄉查抄本；到了解放后，檔案、地方志、學者線索齊聚北京。幾番交叉，脈絡越來越清晰——兩人同屬周敦頤后裔，只是分支在魚化橋一分為二，相距九世。

1949年后，政務洶涌。西花廳書架不斷添換，唯獨《魯迅全集》一直占據視線中軸。每遇周六早晨，他常抽出卷一，隨手翻幾頁，噙著笑感慨：“筆鋒還在，骨頭還硬。”身旁衛士聽慣了，也跟著叫書里的人“魯叔”。

終于等到1952年春，許廣平抵京參加全國婦代會，順道拜訪總理。簡單寒暄后，周恩來鄭重從抽屜里拿出那份最新族譜和紹興地志，指著密密麻麻的字跡說：“按行輩，我叫您一聲嬸母，理所當然。”許廣平忙擺手，臉卻泛起意外的紅暈。屋里氣氛一松，大家都笑了。

姓氏之謎塵埃落定，卻沒人把它當作私家彩蛋。周恩來隨后批示：魯迅紀念館要擴陳列，紹興兩支周氏家譜合訂，同進館里展覽。館開門那天，雨細風輕，幾位老工人偷偷議論：“總理自己也算個展品了，心愿算圓了?！?/p>

事情到這兒本可畫句號，但周恩來又補了一筆。他在給文化部的便箋上寫：“辨親，為情感，更為信念。民族脊梁，需要找得到根。”字跡剛勁，沒有多余解釋?；蛟S，這才是他苦苦追尋血脈真相的真正動機。

史料后來不斷更新，可那句“我得叫她‘嬸母’”像一顆釘子，穩穩釘在1952年的春風里。當年在場的警衛說，周總理端茶的時候，手不抖。茶面平穩如鏡，映出他內心的篤定——親情也好，革命也罷，全歸于對這片土地的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