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漳州市薌城區的中山公園北隅，豎著一座名曰“博愛碑”的石雕碑塔。碑塔通高6.875米，其中碑體高3.9米，呈四角方柱狀向上斜收，如一把劍直插云霄。博愛碑的主題思想體現在碑體四面的八個字：博愛、互助、平等、自由。這八個字形體不一，風格迥異，分別出自孫中山、陳炯明、章太炎等人手筆。據史籍所載，該碑建于1919年，系漳州市級文物保護單位，經風沐雨，迄今已有百年歷史。

博愛碑如一把利劍直插蒼穹

但凡熟知漳州歷史的人，對上述幾個名字中的一個絕不陌生，這個人不但與漳州有著很深的淵源，而且對漳州近現代史的發展有過舉足輕重的貢獻。他就是博愛碑的豎立者、致力于“刷新政治”，施行“漳州新政”，給漳州政治、經濟與文化發展帶來一股清新之風的民國時期廣東軍政領袖、中國致公黨首任總理陳炯明。

陳炯明（網絡圖）

陳炯明（1878—1933），字競存，廣東海豐人，粵系軍事將領，中國軍事家。光緒二十四年中秀才，光緒三十四年畢業于廣東法政學堂，宣統元年被推選為廣東咨議局議員。參加過辛亥革命和著名的黃花崗起義。陳炯明畢生堅持聯省自治的政治主張，致力于聯邦憲政、以和平協商的方式統一中國，與孫中山奉行的中央集權、不惜以武力征戰謀求統一中國的政治綱領不合。1923年1月下野后退居香港，協助海外最大的華僑社團組織“洪門致公堂”轉型為“中國致公黨”，并被推舉為該黨首任總理。

1917年5月，北洋政府爆發“府院之爭”，黎元洪電召張勛進京調解，不意卻惹出一幕“張勛復辟”的鬧劇，整個北洋政府一片混亂。當此時，孫中山掀起了反對北洋軍閥的第一次護法運動，陳炯明積極響應擁護孫中山南下護法，被任命為援閩粵軍總司令。護法失敗后，孫中山辭去大總統職務并離開廣州，陳炯明則遵照孫中山的戰略計劃揮師入閩，歷經10個月的征戰，一路勢如破竹，于1918年8月31日擊潰駐守漳州的北洋軍李厚基部，在漳州成立護法區政府，建立了以漳州為中心、范圍涉及漳泉二十七縣的“閩南護法區”，成為第一次護法運動的唯一成果。

漳州府衙舊址，已改為孫中山紀念館。

陳炯明主政漳州期間，除整軍經武以外，更提出“提倡新文化，建設新社會”的口號，致力于“刷新政治”，施行“漳州新政”，著手開展了一次頗具傳奇色彩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改革，使古城漳州煥發一片勃然生機。

在政治上，主張“聯省自治”的陳炯明把漳州當作實施地方自治的試驗田，他從政府體制改革開始，堅持簡政放權、主權在民的原則，將政府權力下放到地方士紳及開明人士手中，援閩粵軍司令部只負責縣知事的任命。另一方面，他要求軍人不得干政，嚴禁軍人擾民，提倡護民、助民。在軍餉嚴重不足的情況下，他還下令部屬不得向百姓攤派軍餉或移借米糧，對違法作科者則嚴懲不貸。這種近乎革命的改革，極大提升了各級政府部門的辦事效率，樹立了粵軍的威信，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深受百姓擁戴。時任美國駐廈門領事凱利頓甚至將陳炯明在漳州的政績稱為“模范小中國”，認為“這令中國人看到，事可辦成，不必需要過度辛勞和重稅。”

始興北路街景

漳州于公元686年建州，公元786年州治遷至如今的漳州市薌城區，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歷史。悠久的歷史造就了漳州獨特的自然與人文景觀。然而也正因為歷史悠久，在清末民初很長一段時間國勢積弱的影響下，漳州城區建設發展緩慢，延至陳炯明主政漳州之時，漳州城已是殘舊不堪，街道狹窄，環境污穢，不但交通極為不便，更嚴重制約了當地的經濟發展。陳炯明以頗具戰略眼光的新思維，成立工務局，大搞市政建設。他首先下令拆除破敗坍塌的舊城墻，借以拓展城市發展空間，并修筑沿江防洪堤壩，提高防汛功能。在交通方面，將狹窄彎曲的破落街道拓寬改直，利用拆城墻的石板修成整齊寬敞的石板馬路，共計35條主要街道被拓寬取直，其中石板路10條，沙泥路25條，其如臺灣路、香港路、始興北路等主要街道至今仍很好地保持了原貌；同時，他還在九龍江邊修建碼頭，方便船舶停靠，修建鋼骨水泥橋，方便汽車往來石碼、海澄等地，主持修建漳碼公路、漳龍公路等對外交通要道，使漳州的交通狀況明顯改善。1918年10月，陳炯明命令在漳州府治舊址興建供百姓休閑娛樂的第一公園，也就是后來的中山公園。公園占地42畝，園內廣植花木、修筑亭臺，著力營造自然景觀，并于1919年初在公園東門入口處豎立一座石碑，碑體四面分別雕刻有“博愛”、“平等”、“互助”和“自由”八個大字。第一公園的修建，大大提升了漳州現代城市的新形象。

始興南路保存完好的石板路面

在大搞市政與道路交通建設的同時，陳炯明更著力發展漳州的工商業。他將延安南路、香港路、青年路等沿街兩側舊商鋪統一改建成獨具閩南建筑風韻的騎樓式“竹篙厝”，一層作為統一格局的模范商鋪，呈現“前店后坊”或“前店后居”的格局；為了整頓市場秩序，治理環境衛生，陳炯明還設置專門的菜市場和屠宰場，讓商家、屠戶集中營業，消除了隨地擺攤、占道經營的亂象。

臺灣路

在文化教育方面，陳炯明對漳州的貢獻尤為突出。他將文化教育視為實施新政的重中之重，把改良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和職業教育列為當務之急。在聘請著名教育家、嶺南大學首任華人校長鐘榮光擔任國民教育高等顧問的同時，陳炯明還任命廣州文化名人梁冰弦為漳州教育局長。1919年9月，陳炯明發布《振興教育令》，宣傳實施“一鄉一校”計劃，廢除舊私塾，改設師范學校、普通中學、工讀學校、平民夜校、婦女家政講習所等現代學校，并選派一大批優秀學生分赴法、美、日、英等國留學（僅赴法留學就分兩批次，共計80余人）。對于陳炯明大辦教育的事跡，1919年12月5日的上海《民國日報》有過這樣的報道：“計龍溪一邑，學生數約有12000余人，較去年又增加三倍”； 1920年4月13日又報道:“以龍溪一邑為例，本年（1920年）增加國民學校47所，高等小學以及乙種農業5所，添辦工讀學校1所，女子師范講習所、女子工讀學校各1所，又設立半夜學校90余所”，漳州現代教育呈現欣欣向榮的氣象。

1919年，陳炯明開設新閩學書局，銷售《新青年》、《新潮》、《建設》、《星期評論》等數十種宣傳新思潮的書刊。同時，他還創辦了《閩星》半周刊、《閩星日刊》和《閩鋒周刊》、《閩南新報》等報刊，邀請同盟會元老陳秋霖擔任《閩星日刊》總編輯，廣為宣揚馬克思主義學說、倡導新文化運動，使得漳州充滿了清新的時代氣息，文明之風日盛。

除了在政治、經濟與文化教育方面的革新以外，社會生活上陳炯明亦大膽革除陋俗、整飭民風，禁賭禁煙，使之絕跡，一時世風日上，社會安定，井然有序。

陳炯明在漳州建立閩南護法區，經過短短不到兩年時間卓有成效的改革，使古老的漳州城面貌煥然一新，成為民國初期全國獨一無二的城市，被譽為“東方的烏克蘭”、“閩南的蘇俄”，為漳州現代社會經濟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當時的漳州，不但吸引了林森、胡漢民、吳稚暉、李石曾、鄒魯、陳嘉庚等社會名流的先后到訪（廖仲凱、朱執信亦曾到漳州呆過一段時間），更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曾經訪問漳州的美國駐華使館武官艾利森在給政府的報告中這樣寫道，“漳州到處可見到建設的現象……道路拓寬，新屋不少；街道清潔，治安良好。美國僑民對陳之施政，也均引以為榮”。1920年4月29日，蘇聯代表波達波夫將軍專程赴漳州考察，帶來了列寧給陳炯明的親筆信，對陳炯明表示敬佩和鼓勵。1920年12月共產國際的機關刊物《共產國際》稱贊漳州“是中國南部革命的中心”，“是中國革命青年和社會主義者的朝圣地”，德國一家報紙更夸張地贊譽漳州是“東方一顆明星，正在放出光芒”。陳炯明建立的閩南護法區獲得巨大成功，也使這段時間成為他與孫中山之間關系的“蜜月期”。對此，孫中山如是說：“兄在閩措施，既切近時需，而規劃又復宏遠，聞之不勝欣喜。”

1920年8月12日，陳炯明奉孫中山之命率領駐閩粵軍離開漳州。嗣后，李厚基部重新進駐漳州，恢復了對閩西南的統治。陳炯明回師廣東參與第二次護法運動，爆發了聲勢浩大的粵桂戰爭，將桂系軍閥趕出廣東。1922年6月，陳炯明因與孫中山政見相左而決裂，乃至兵戎相見，上演了一出頗具爭議的炮轟總統府，史稱“陳炯明叛變”。陳炯明最終兵敗退避香港，1925年協助將美洲洪門致公堂改組為中國致公黨，并被推舉為首任總理。1933年，陳炯明在貧困中病逝于香港，結束了其悲情的一生。

香港路舊牌坊，前為尚書坊，明萬歷三十三年（1605年）立；后為三世宰二坊，明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立。

誠然，陳炯明對漳州進行徹底改造，使漳州較早邁進現代城市門檻的同時，也給漳州古城造成了毀滅性破壞，使守護漳州千百年的古城墻蕩然無存。當許多人走遍全國，對平遙古城、襄陽古城、荊州古城那些雄壯巍峨、雄踞一方的古老城墻發出由衷感嘆的時候，難免對同樣是歷史文化名城、如今卻難覽一寸古城墻蹤跡的漳州城感到悵然若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