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前新加坡領導人李光耀，在2013年出版了《李光耀觀天下》一書（李光耀在2015年病逝），其中用專門的章節講述了他對印度從“看好”到“失望”的過程：

他一開始寄希望于尼赫魯，認為“要是尼赫魯堅持下去，改變印度，那就好了”；但是“隨著我年紀越大，我就越覺得傷感。我看不出尼赫魯——即便他還活著，并還年輕有魄力——能改變印度的結構。如今我相信他也無法再做什么……”

什么是“印度的結構”呢？以及這種“結構”帶來的無法改變的問題是什么？李光耀講了以下這幾個方面。請注意，這是李光耀12年前的判斷，12年之后印度發生的變化他無法預料，大家需閱讀。

民族結構和語言結構

上世紀80年代之后，人們習慣把印度和中國放在一起比較，認為這是兩個最有潛力的大國。李光耀一度也有這種判斷，但最遲到2013年，他的看法的改變了。

在晚年李光耀看來，中國是一個以漢族為主體民族的國家，它不是一個由列強來“打造”的國家，所以這個國家有著印度所缺乏的強大凝聚力。而印度呢？它有100多個民族，人數最多的印度斯坦族只占總人口的46%，其它較大的民族還有馬拉提族、孟加拉族、比哈爾族、泰盧固族、泰米爾族等。

一個民族是不是主體民族，是有一個客觀標準的，即這個民族的人數有沒有占到總人口的65%以上。也就是說，印度是一個沒有主體民族的國家。

沒有主體民族帶來的問題有很多，風俗、文化、歷史的不同給社會的融合和交流增加了巨大的成本和困難，而其中最突出的問題就是，當時印度人所使用的語言超過了400種。

這意味著，沒有一個人能讓大部分印度人都聽懂他的話，所以，語言的障礙對任何一位印度總理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障礙。尼赫魯固然非常優秀，他出身一個好的家族，接受過最地道的英國教育，他的英語演講富有激情，擅長修辭，“但只有1/6的印度人能聽懂他的話。”

當時印度的基本情況就是“多元”，多元的好處是豐富，但壞處也很明顯——四分五裂。李光耀形容印度：“口沫橫飛，卻稍有付諸行動的意志或魄力。因為就是不具備中國那樣的決心和專心致志。”

印度看起來是一個國家，但是實際上他們并不是“一個”國家。李光耀說：“印度從來都是一個單一性的實體，那是英國人想象出來的概念。”英國人走后，印度的民族主義者盡了他們最大的努力，都未能實現那個把印度糅合起來的理想。

過大的內部差距，使得印度無法在單一制度下保持統一，這或許解釋了他們為什么走上了西方道路。但這條路并無法使印度走向團結，李光耀在書中直言不諱地指出：“我認為印度需要更強勢的領導人，來 面對來自四面八方的拉力。”他贊賞英迪拉·甘地，正是因為她意志堅定，甚至有時候表現得專制。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讓印度團結起來。

當然，多元化也有多元化的好處。李光耀說，比如地震來了，一塊大石頭處理不好可能分崩離析，但一堆散亂的石子無論怎樣位移，都能保持協調。多元化帶給了印度某種特殊的穩定性。

歷史包袱和文化結構

李光耀說：“社會內有一些根本的勢力是難以改變的，那些歷史越是悠久的國家越是如此。印度受制于其內部結構幾乎無法改變的現實，并被種姓制度緊緊束縛，無法掙脫。”

種姓制度是歷史留給印度的沉重包袱，雖然在獨立后，印度在法律上已經廢除了這種陳腐反動的制度，但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人們卻能在每個地方看到它根深蒂固的殘留。時間過去12年，這種情況是否有好轉，大家各有判斷。

李光耀一生多次去過印度，對種姓制度在印度的影響力有著深入的體會，種姓制度的威力讓他感到震驚。就李光耀有限的觀察，這種鮮明的等級制度，嚴重損耗了印度的活力，當大部分人都被這項制度牢牢束縛而無法發揮自己的創造力時，前途一定是不容樂觀的。

作為一個“基因決定論者”，李光耀尤其反對的是種姓制度不許高種姓的人和低種姓的人通婚，他認為，如果通婚只局限在某一個人群內部，“年復一年，人們的總體智商將會受到影響。”

作為一個“精英主義者”，李光耀認為，受到種姓制度的影響，眾多年輕有才干的印度人都感到苦悶，他們的選擇往往是離開印度，去歐美等國家尋找更遼闊的天空——他們是最優秀的印度人，他們離開后就不會再回來。

在李光耀活著的時候，印度的種姓制度依然看不到消亡的樣子，只有在印度最繁榮、最國際化的城市里，種姓制度的影響才“稍微小一些”。當時李光耀認為：印度至少還要“經歷數十年甚至是數百年的逐漸變化”，才能擺脫種姓制這個可怕的魔咒。

人口紅利？

網上常常會說印度有所謂的“人口紅利”，確實，印度是如今的人口第一大國，他們的生育率很高，15歲到35歲的年輕人數量很多，但這就代表印度有人口紅利嗎？李光耀認為問題沒有那么簡單。

12年前的李光耀認為，人口優勢不會必然轉化為經濟優勢，如果印度今后不能為這些年輕人提供良好的教育、足夠的房屋，那么“人口增長最終可能產生更多文盲”。當時的李光耀看到的是：“這個國家的一些地方連學校都沒有，學生得在大樹下上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