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重慶烈士陵園紀念館舉辦烈士紀念活動，時任館長的盧光澤邀請昔日曾在此地任看守的黃茂才出席，并希望他能為受邀的賓客講解當年在此的所見所聞。

也正是這次邀請，黃茂才竟然偶遇了當年關在獄中的女共產黨員，時任重慶某學院馬列主義課教授曾紫霞（應為四川醫學院馬列主義教研室副主任兼黨支部書記）

曾紫霞在重慶偶遇黃茂才，也令她頗為欣喜，畢竟當年她在獄中關押時，曾受黃茂才照顧。

不過，這也牽出來另外一樁往事。

黃茂才在建國后，因為曾在渣滓洞任看守的經歷，被當做歷史反革命鎮壓，后來被判處無期徒刑，盡管黃茂才多次聲稱，當年在渣滓洞看守所，曾為我黨做了許多事情，但因為他找不到人來為他證明，因此蒙冤受屈多年。

曾紫霞得知這一情況后，主動給黃茂才寫了證明，還把他的情況通報了中央以及四川省，后來四川榮縣司法機關下達了改判書，宣告黃茂才無罪。

一

1948年5月，黃茂才進入渣滓洞監獄，成了一名看守。

黃茂才本來是四川自貢市榮縣一個窮佃農，他到渣滓洞看守所當看守純屬是偶然，國民黨當局到處拉壯丁，黃母為了避免兒子被抓壯丁，就托關系把兒子安排到了監獄當看守。

就這樣，黃茂才糊里糊涂的就進了渣滓洞監獄當看守。

一開始的時候，黃茂才還奇怪，怎么關在獄中的人并不像犯人，倒像是有知識有文化的讀書人，心里就有了些許動搖。

黃茂才雖然無法為他們做什么事情，但偶爾提供一些便利還是有可能的，這也讓獄中關押的共產黨人意識到，黃茂才是可以被爭取的對象。

兩個月后，地下黨劉國鋕、曾紫霞因叛徒出賣被捕（小說《紅巖》中劉思揚、孫明霞原型）。

一個偶然的機會下，曾紫霞發現黃茂才與她竟然是同鄉，而且經過觀察后發現，黃茂才并不是像其他看守那樣是專職的特務，而是被蒙騙進來的，加之黃茂才本就老實本分，因此在與獄友商量后，決心感化教育他，讓他為獄中的難友提供些許便利的條件。

黃茂才受到教育后，很是動容，于是同意為他們服務。

當然，以黃茂才的身份，他能給獄中的人提供的幫助很有限，最多不過打個掩護，內外傳遞一下信息，送一些物品。

可也正因為有了黃茂才，關在獄中的地下黨人得以將獄中的消息傳遞到外面，同時還能與外面的黨組織取得聯系，并獲得第一手的時局消息。

1949年8月，為了表示感謝，江竹筠與李青林、曾紫霞、盛國玉、胡其芬等女牢的同志商量以后，還給黃茂才織了一件毛衣。

當時，國內形勢變化很快，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已經渡過了長江分別向西南、東南進軍，江竹筠已經意識到，國民黨軍在日暮窮途之余，很有可能會對她們這些人下手，因此才決定，要給黃茂才留下一件有紀念意義的東西，促使他思想真正發生轉變。

黃茂才一直把這件毛衣視若珍寶，但很遺憾的是，六十年代被抄家時，這件毛衣不慎遺失，成了黃茂才心里一根很大的刺。

二

根據史料記載，江竹筠在預感到自己即將犧牲時，曾給一直替她照顧幼子彭云的親友譚竹安寫了封托孤信。因為獄中條件困難，她是把筷子磨尖了作筆，把棉花燒成灰作墨。

這封信陳列在重慶紅巖革命歷史博物館紅巖魂陳列館二樓展廳。

竹安弟：
有人告知我你的近況，我感到非常難受。幺姐及兩個孩子給你的負擔的確是太重了，尤其是現在的物價情況下，以你僅有的收入，不知把你拖成甚么個樣子。除了傷心而外就只有恨了……我想你絕（決）不會抱怨孩子的爸爸和我吧？苦難的日子快完了，除了這希望的日子快點到來而外，我什么都不能兌現。安弟！的確太辛苦你了。

• 假若不幸的話，云兒就送你了。盼教以踏著父母之足跡以建設新中國為志，為共產主義革命事業奮（斗）到底。
  孩子們決不要驕（嬌）養，粗服淡飯足矣。幺姐是否仍在重慶？若在，云兒可以不必送托兒所，可節省一筆費用。你以為如何？就這樣吧。愿我們早日見面。握別。愿你們都健康。
  來友是我很好的朋友，不用怕，盼能坦白相談。
  八月廿七日
  

應該指出的是，江姐的信的收信人譚竹安，實際上是她的丈夫彭詠梧的妻弟。

彭詠梧在和江姐結婚之前，已經與在云陽老家的妻子譚正倫結婚多年，并育有一子（原四川大學黨委副書記彭炳忠）。

1941年秋，彭詠梧奉中共川東特委之命到達重慶。任重慶市委委員，負責領導重慶沙磁區、新市區一帶的工作。當時他的公開身份是重慶信托局的一名職員。

1943年初，重慶信托局修建了一批新宿舍，而已經結婚的職員可以優先申請，當時彭詠梧考慮到住集體宿舍，不利于開展革命活動，就想讓在老家云陽的妻子帶著孩子一起到重慶來，但譚正倫回信稱，孩子正在出麻疹，短期內去不了重慶。

在征得組織同意后，彭詠梧在組織內適齡的女性中找一個假扮妻子的人，組織上后來推薦了江竹筠。

只是在后來相處的過程中，彭詠梧與江竹筠日久生情，到1945年，彭詠梧正式向江竹筠求婚，并征得組織同意。

1946年4月，江竹筠在成都難產生下了孩子彭云，為了不耽誤工作，她選擇了節育。

事實上，對彭詠梧“拋棄”原配與江竹筠結婚，譚竹安一度十分不滿，后來江竹筠見到他，還曾對他說：

“如果革命勝利了，我們都還活著，到那時候才能真正考慮怎樣理清這種關系，需要的話，我會把你姐夫還給你姐姐。”

見江竹筠如此坦誠，譚竹安十分動容，后來兩人以姐弟相稱，江竹筠把孩子彭云也托付給他照顧。

根據彭云后來接受采訪時稱：1947年10月，彭詠梧夫婦受組織委派到川東領導農民暴動時，江竹筠給在云陽的譚正倫寫了封信，希望她能到重慶來照顧彭云，并托譚正倫的弟弟譚竹安轉交。

當時，重慶正值最嚴重的白色恐怖時期，但譚正倫收到信不顧危險，于1948年2月趕到重慶，并從其戰友手中接過了當時只有一年零十個月大的彭云。

在隨后兩年時間里，譚正倫帶著彭云東躲西藏，躲避敵人的追捕，事實上當時敵人也打算抓住彭云，用來要挾江姐，但因譚正倫的緣故，最終沒有得逞。

三

江姐寫完這封信以后是如何送出監獄的，各方面的回憶都不同。

根據黃茂才的回憶，這封信是由他送出去的。

1948年8月27日下午，江姐在寫完這封信后，即將在門口巡視的黃茂才叫來，并叮囑他一定要把信送到重慶中山公園的培才小學，并親手交給譚竹安。

不過，也許是因為時隔多年的關系，黃茂才多次回憶中，各方面的細節也有偏差。

比如黃茂才回憶自己送出信的時間是在當年10月，而不是一般認識中的寫信當天。

對于是把信交給了誰，黃茂才說法前后也有矛盾，有的采訪稱他是把信給了譚竹安，但也有采訪說是給了彭詠梧前妻、譚竹安的姐姐譚正倫，而譚正倫還曾托他把彭云1歲的照片帶到獄中交給江竹筠。

不過，曾紫霞在她的回憶文章《戰斗在女牢》中稱，江姐的“示兒信”是她送出去的，并且也是她交給了譚竹安。

曾紫霞在被捕時，黨齡并不長，她是在1948年4月在戀人劉國鋕介紹下加入中國共產黨的。

當時，劉國鋕、曾紫霞因為叛徒出賣被捕以后，劉國鋕的黨員身份是明的，因此在獄中備受酷刑，而曾紫霞則因為黨齡較短，敵人并不確定她的身份，但多次審訊下來，曾紫霞都未承認自己的身份。后來更是把她押赴刑場“陪殺”。

劉國鋕為了女友安全，也曾刻意否認她的黨員身份：

“曾紫霞是一個不諳世事的小姑娘，啥子黨員不黨員啊。”

在后來保釋過程中，劉國鋕因為拒絕脫離共產黨，拒絕交出黨組織，因而未保釋成功，后來獄中犧牲，曾紫霞因為未暴露身份的關系，得到了同時老鄉的蔣介石侍從室秘書沈重宇，保釋成功。

曾紫霞在出獄前，把江竹筠給的“示兒信”縫在了衣袖里，帶出了監獄。

可后來發現，曾紫霞獲保釋出獄的日子是1948年8月5日，而江姐寫的“示兒信”是在8月27日，時間上有沖突。

反而是黃茂才稱送信是在當年10月，時間上比較吻合實際情況。

江姐這封“示兒信”的原件確實是在譚竹安手中。

根據部分資料記載，1963年，三峽博物館的前身重慶博物館召開烈屬座談會時，曾提出了要整理烈士遺物，譚竹安直接就把江姐當年寫給他的信拿出來，捐給了博物館。

這似乎也證明，江姐這封信后來確實是交給了收信人。黃茂才說把信給了譚竹安的姐姐譚正倫的說法就又不準確了。

從以上考證的情況來看，江姐的信是由黃茂才送出的可能性比較大，之所以出現各方面不同的記錄，也是源于年代久遠，當事人記憶出現偏差。

還有一種可能就是，江姐在獄中寫的遺書不止一件，可能黃茂才、曾紫霞都送出過，但具體送的是哪一件，他們也不確定。

事實上，江竹筠在被捕前后，曾給親友寫過數封信件，光是紅巖革命歷史博物館就收藏有7封江姐當年寫給親屬的親筆書信，還曾公開展出過。

這些信字字句句均感人肺腑，讓人讀過一遍，便不忍再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