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 年解放前夕，我黨地下工作者羅廣斌，竟因叛徒出賣而不幸被捕，被囚于惡名昭著的“中美合作社”——渣滓洞。

然而，本應遭受嚴刑拷打的羅廣斌，竟在獄中獲得“特殊的優待”。

此番狀況，令人匪夷所思。究其原因，原來，他的哥哥大有來頭！

特務們因忌憚這層特殊身份，他們心懷畏懼，舉止受限，無法放開手腳去行事。

這也讓羅廣斌得以在獄中獲得有限的自由，繼續發展革命，用筆記錄下了特務的累累惡行。

最終用《紅巖》這一本紀實小說有力的控訴了那一段歷史。

那么，羅廣斌是如何被捕的？他在獄中的情形究竟如何？又用《紅巖》記錄下了哪些不可磨滅的歷史呢？

出賣被捕

1948 年，解放戰爭漸臻白熱化，勝利的天平已緩緩傾向正義之方。

此時，光明的前景已然在望，勝利的曙光即將穿透黑暗。

羅廣斌正以崇高的熱情來開展工作的時候，一場隱藏的風暴席卷而來，將他卷入了不幸之中。

那時候的羅廣斌還是一個剛剛投身革命工作不久的熱血青年。

組織上派羅廣斌到酉、秀、黔、彭一帶開辟武裝據點，以在秀山中學教書為掩護。

在出發前，中共重慶地下學運領導人江竹筠，也就是《紅巖》中的江姐介紹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也就是說，他在被捕時還只是一個預備黨員。

同年七月，依組織之命，他從秀山撤回重慶，旨在后續返回成都故鄉，針對其長兄羅廣文施行統戰工作。

然而，中共重慶市委卻突然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惡性事件。

1948 年，冉益智被國民黨特務擒獲，不久便屈服投敵，發生叛變。

他坦承身為中共重慶市委副書記，還供出了劉國定及包括羅廣斌在內的一大批共產黨員的身份。

冉益智的叛變使得川東局勢風聲鶴唳，眾多地下黨員遭逮捕，無辜者受牽連，給川東黨組織造成了極其慘重的損害。

這直接就導致重慶、川東、川康的中共地下黨組織全部都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

羅廣斌隨中共川康特委副書記馬識途撤回成都，回家躲避。

8 月末，他歸來未久，羅廣斌旋即被特務逮捕。他遭押送回重慶，先后身陷渣滓洞與白公館的囹圄之中。

此地乃國民黨特務訓練之地，亦是關押、刑訊共產黨員與進步人士之所。眾多革命志士于此遭受苦難，英勇就義。

不過，羅廣斌被抓入這里之后，他的待遇倒比別人稍微好了一些。

并不是他身上的情報有多么的重要，而是因為羅廣斌的哥哥是時任國民黨軍第十五兵團司令的羅廣文。

獄中風云

羅廣文擁重兵戍衛川渝，對維持國民黨殘余勢力影響甚巨，且與西南軍統特務頭子徐遠舉關系甚篤。

故而，在將其緝拿之前，徐遠舉曾問詢羅廣文的看法。

出于自身的政治立場，羅廣文竟應允了對其胞弟的抓捕。這一抉擇，無疑揭示了他立場之下的復雜與無奈。

因此，鑒于這層關系，這些特務頭子們也不敢太過分。對羅文斌一直是采用威逼利誘的辦法來進行誘供。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敵特甚至想要動員羅廣斌的父親去勸降。

但他的父親卻是一個有骨氣的人，斬釘截鐵地回答說：辦不到，就算沒有生我這個兒子好了！

就這樣，羅廣斌成為了獄中一個特殊分子，但卻并沒有人敢嚴刑拷打他。

因此，特務們只能采取水磨的功夫，慢慢軟化他的意志，希望能夠早日撬開他的嘴巴。

由于羅廣斌這層特殊的關系，被關押在渣滓洞的共產黨人判斷，他最有可能活著離開監獄。

因此，與他同押一室、曾直接領導過他的共產黨員張國維，向他講述了重慶地下黨被破壞的全部經過。

并叮囑他要注意收集情況、征求意見、總結經驗，有朝一日向黨報告。

自此，羅廣斌擔起了這既光榮又艱巨的任務。于獄中斗爭之際，他設法與同志們交流看法，搜集資料。

漸漸地特務們的耐心耗盡了，他們反復的詢問羅廣文，該怎么樣處理他這個叛逆的弟弟。

羅廣文無奈，只能說，你們公事公辦就行了。

于是，這些殘忍的反動派們終于對羅廣斌露出來殘忍的爪牙，不僅給他戴上了沉重的腳鐐，還用各種刑罰折磨他。

羅廣斌在敵人面前始終保持堅定的態度，他對于敵人的要求只有三點。

第一，要么直接把我放出去。第二，如果不能，那就直接處決我。第三，絕對不依靠他哥哥的關系出獄。

事實上，只要他開口求他的哥哥，作為親兄弟，怎么著都會把他營救出去。

但是那樣，不僅會讓他的哥哥在上峰眼里喪失信任，更是破壞了他之后起義投誠的可能性。

因此，羅廣斌在獄中表現很堅強，始終沒有開口。

同時，反動派又不敢真的置他于死地，因為還要留著他的性命作為牽制他的哥哥的工具。

利用著這層關系，他有一定程度的自由。

因此，他不僅曾沖出牢門給難友左紹英的嬰兒送尿布，又曾冒險為難友傳信被罰戴鐐銬。

但他仍然樂觀，還參與發行了《挺進報》白公館版。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喜訊傳至白公館和渣滓洞，獄中的同志心潮澎湃，激動萬分。

憑借想象，精心制作了一面五星紅旗。

欣喜之際，眾人亦心生預感，那黎明前極度黑暗的時刻即將逼近。

在這個關鍵的時刻，羅廣斌和同志們不得不做好最壞的打算。

于是，羅廣斌在白公館監獄中，與同志們等人一起，成功策反了看守楊欽典。

楊欽典是負責看守的人員之一，他的轉變對于羅廣斌等人越獄脫險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黎明前的黑暗

1949 年 11 月 27 日，當中國人民解放軍逐步逼近重慶之時，國民黨反動派竟對囚于白公館、渣滓洞的革命志士展開了最后的血腥屠戮。

在楊欽典的協助下，羅廣斌與另外 18 位難友被編成 5 個越獄互助小組。他們相互幫扶，為求生之路增添了希望與可能。

深夜時分，屠戮行至中途，楊欽典竟打開了那緊閉的牢門。

羅廣斌等人冒著密集的機槍掃射，勇敢地沖出了白公館，逃向后坡的山林中。

羅廣斌攜同十數名獄友，趁敵防備疏漏，冒著生命之危沖出牢房，最終成功獲救。

不負獄中同志的囑托，他把討論得來的材料梳理歸納，寫成《關于重慶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于12月25日即重慶解放后的第25天，呈交給中共重慶市委。

與此同時，羅文廣得知弟弟逃出生天之后，也沒有了后顧之憂。

彼時，羅廣文擔任川鄂邊“綏靖”公署主任以及 15 兵團司令長官，其麾下有 108 軍和 110 軍。

在解放軍持續猛烈的進擊之下，羅廣文所屬的部隊陷入了川西安德的包圍圈中。

在這種情況下，羅廣文面臨著重大的選擇。

在“川軍五行”鄧錫侯的勸說下，羅廣文最終決定放棄抵抗，宣布和平起義，正式投奔解放軍。

回到正常的生活之后，羅廣斌在渣滓洞的經歷對他的心理造成了深刻的創傷。

在那里被關押了超過一年的時間里，他不僅要面對身體上的折磨，還要承受精神上的巨大壓力。

羅廣斌作為幸存者，他覺得他有義務把這些烈士犧牲的故事傳承下去。

于是，他與獄友楊益言決心“將此間的斗爭告知后人”，隨之開啟了《紅巖》故事的創作之旅。

他們把這個計劃也告訴了組織，重慶市黨委對這件事情非常的重視。

組織了許多單位，共同邀請他們編寫有關渣滓洞、白公館大屠殺回憶材料。

他們在創作過程中接受了中共重慶市委的大力支持，并獲得了查看當時控制極嚴的絕密級敵特檔案的機會，這為小說創作提供了難得的寶貴素材。

《紅巖》不僅是對羅廣斌個人經歷的記錄，也是對那個時代共產黨員在極端困難條件下堅持斗爭的勇氣和智慧的贊頌。

小說通過藝術化的手法，展現了共產黨人視死如歸的大無畏英雄氣概，對青年進行革命傳統教育，激發愛國主義情感。

在渣滓洞與白公館里，革命先輩用鮮血和生命凝聚而成的經驗，乃珍貴的黨史資料、深厚的黨性教材，更是沉重的政治囑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