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共18088字

閱讀預計約30分鐘

作者|陳金英

本期編輯| 林熙泇

本期審核|單敏敏

摘要

莫迪執政時期，印度對外經濟政策方面發生重大調整，從退出以東盟為中心、有中國參與的區域經濟協定，轉向加入以美國為中心的經濟合作框架，并加快與發達經濟體的自由貿易談判。宏觀層面的地緣政治和微觀層面的成本—收益分析視角不足以解釋印度政府具體行動背后的激勵和約束機制。本文從印度對外經濟政策調整過程中的國家—社會互動關系出發，分析其國內社會利益聯盟和國家之間的互動如何促使了這一轉向。研究認為，在加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問題上，印度工商界的分裂及其部分反對勢力與農業團體的結盟，使得原本在市場開放和保護主義之間搖擺的國家最終選擇退出談判；而在新一輪的貿易談判中，工商界達成了統一的聯盟，作為反對者的農業團體被壓制。與此同時，在莫迪時期，國家的權力結構、決策模式和對外經濟政策的指導原則發生改變，對外經貿合作的方向轉向西方發達經濟體；國家還采取了主動收買和安撫反對派的行動，減少了自貿談判中的阻力。這一發現為理解印度對外經濟政策的轉向提供了內部視角，同時也對認識未來中印經貿合作趨勢具有啟示意義。

關鍵詞：印度 對外政策 國內政治 RCEP 自貿協定

圖源：網絡

對外經濟政策的變化是近年來印度經濟改革的重要內容，也是印度外交政策調整的一部分。2019年，印度政府宣布退出《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 以下簡稱RCEP)。考慮到2014年莫迪上臺后，政府實行的重新審視已有自由貿易協定、提高關稅、施加非關稅壁壘(如大量使用反傾銷)等對外經濟政策，印度退出RCEP的決定被外界解讀為是其加強經濟保護主義的系列舉措之一。一些學者認為，印度過去20多年的雙邊、區域和多邊貿易談判中所做的和避免做的事情表明，印度仍然堅持進口替代政策，這與全面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背道而馳。印度在貿易體系中搭便車的行為即將結束，它的貿易談判策略已經走進了死胡同。但僅僅在三年后，印度的對外經濟政策就開始轉向，加入由美國主導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與此同時，印度政府還開始了和澳大利亞、加拿大、英國、歐盟等一系列發達經濟體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與以往“東向政策”原則下的自由貿易協定不同，當前已經達成或正在談判的新一波經濟協定表明，印度對外貿易戰略發生了明顯轉變，重點是進入西方和非洲市場。

印度對外經濟政策是如何在短時間內發生重大轉向的？這種轉向在受地緣政治驅動的同時，在多大程度上也是其內部政治演變的結果呢？印度國內政治社會結構在其對外經濟政策中到底發揮多大作用呢？本文嘗試擱置已有的從地緣政治經濟視角分析印度對外經濟政策的討論，轉向印度國內的政治過程，分析其對外經濟政策制定過程中行業協會、利益集團與國家的互動，揭示印度對外經濟政策轉向的內部根源。

一、關于印度對外

經濟政策轉向的文獻梳理

（一）

關于印度對外經濟政策轉向的已有研究

學術界已有關于印度對外經濟政策轉向的解釋，大體上存在兩種研究路徑。第一種是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認為這種轉向主要是中美印三角關系演變的結果。有學者認為，中國在亞太地區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及其帶來的地緣政治變化，是印度退出RCEP的主要因素之一。還有學者認為，印度退出RCEP主要是由于區域結構的變化。美國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導致印太地區的區域經濟安排發生改變，中國在RCEP合作框架下將可能成為本地區的主導力量。曾被視為制衡美國力量的伙伴的中國，現在卻被印度視作“威脅”。加入RCEP將使印度在該地區的貿易體系中處于邊緣地位，并產生威脅印度的依賴關系。中國學者認為，對中國影響力的擔憂是印度退出RCEP談判的首要原因。印度認為RCEP可能出現由中國主導的局面，而地緣經濟的變化一定程度上會對地緣政治產生影響。其次是在RCEP談判過程中，亞太地緣政治和中美關系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這給印度提供了一個選擇加入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以外的新的戰略可能。

與此同時，作為美國“印太戰略”的經濟支柱，“印太經濟框架”的目標是重塑、強化美國在印太地區的經濟主導權，并利用該框架深化和鞏固美國與印太地區盟友和伙伴國的關系，其長遠目標是在印太地區與中國展開長期戰略競爭。對印度而言，想將自己發展成全球產業鏈中替代中國的一個選擇，“印太經濟框架”是一個重大機遇。盡管“印太經濟框架”存在許多問題，印度仍然可以從中獲得和中國抗衡的收益。特別是美國允許印度選擇不加入其中的貿易支柱，印度在行動上更加自由。與此同時，印度政府自2022年與阿聯酋和澳大利亞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后，開始了與英國、加拿大、以色列、歐盟等發達經濟體的新一輪自由貿易協定談判進程，這一新戰略是在地緣政治關系發生變化、新冠疫情導致供應中斷以及全球經濟衰退環境背景下發生的。

第二種是從國際貿易的角度，認為印度在區域經濟中的參與轉向主要是由印度在貿易協定的經濟效益決定的。許多印度學者認為，印度在歷史上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沒有顯著地促進印度的對外貿易發展，有些甚至導致了印度貿易逆差的迅速擴大。印度與東盟、日本和韓國之間的貿易往來，證實了上述結論。觀察家基金會的分析報告顯示，印度與RCEP的15個成員國中的11個國家存在貿易赤字，和一些國家的貿易赤字是在印度與這些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之后進一步擴大的。由此可以認為，印度加入RCEP之后的收益和損失無法確定。考慮到貿易協定對印度國內的不利影響，印度退出RCEP的決定可以被視為保護其國內市場的舉措。具體來說，貿易不平衡、對乳制品行業影響的擔憂、數據本地化、原產地規則以及過去的自由貿易協定經驗，是印度決定退出RCEP背后的原因。

相反，加入“印太經濟框架”及和西方經濟體達成貿易協定則能使印度獲得積極的收益。有研究通過一般均衡模型分析，發現參與“印太經濟框架”達成貿易協定后，更深入的一體化政策將為這些國家帶來最大收益。如果“印太經濟框架”采取超越關稅和非關稅自由化的更深層次的一體化計劃，并引入熟練勞動力和資本自由流動的政策，那么將促進該地區以投入和產出為導向的創新和技術進步，印度也將在此過程中受益。在與澳大利亞、英國、歐盟等經濟體的新一輪貿易談判中，與澳大利亞的自由貿易協定將允許印度滿足其能源需求，并出口人工智能、工程和其他服務領域的熟練專業人員。印度能夠擴大對英國、歐盟的出口，同時降低紡織、皮革和珠寶等勞動密集型行業的關稅。

在這兩種主要的分析視角外，也有一些學者注意到了來自印度國內的反對聲音。在RCEP談判的最后時期，莫迪遭到了來自國內乳制品行業和農業部門的堅決反對。此外，鋼鐵、汽車等行業也對加入RCEP表示了顧慮。政府受到了退出RCEP的強大壓力。與極右翼組織國民志愿服務團（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 RSS）有直接聯系的反自由貿易的民族主義組織“民族覺醒論壇”(Swadeshi Jagran Manch, SJM)于2019年10月中旬開始在全國范圍內煽動反對RCEP。考慮到莫迪政府與國民志愿服務團的緊密聯系，盡管退出RCEP涉及多年談判的沉沒成本和聲譽影響，印度推進RCEP在政治上的代價將會非常高昂。

（二）

已有研究的不足

地緣政治為理解印度對外經濟政策的改變提供了宏觀視角。地區國際體系的變化、印度在印太地區地位的改變，勢必影響到印度與該地區經濟一體化的認知和行動。這種宏觀視角提供了分析印度對外經濟政策的背景，卻無法準確地說明印度對外經濟政策的國內政治基礎。這是因為，談判代表、官僚機構作為國家的象征，既受到自身決策模式和偏好的影響，也受到來自國內產業和貿易等相關利益集團的壓力。印度政府在對外經濟中立場的改變，受到其國內政治安排的約束。與此同時，國際貿易的成本—收益分析從經驗角度為我們理解印度在對外經濟政策上的選擇提供了微觀視角。印度政府基于對不同類型經濟一體化的成本和收益分析，做出了理性選擇。但這一視角忽略了國內不同產業集團特殊利益對國家的壓力以及國家的自主性行為。事實上，一國對外經濟政策從來不是純經濟理論的產物，而是具有復雜的政治動因與政治邏輯的活動。在歷史上，許多國家都曾經實行了違反經濟規律甚至嚴重損害國家經濟利益的政策。正如斯特蘭奇在其《國家與市場》一書中所說，國際貿易的交換不僅僅是由市場力量和供求關系所造成的。相反，它們是一部分經濟談判，一部分政治談判錯綜復雜地交織在一起的結果。在這種相互交織的討價還價的關系中，經濟決不能同政治分開，也不能說最大的討價還價力量要么是政治性的，要么是經濟性的。關注到印度國內政治的學者，對近年來印度政府在對外政策領域的轉向缺少關注。是哪些利益集團和游說團體，采取了何種行動，如何影響印度政府在對外經濟政策上的最終決定？在不同的對外經濟政策過程中，這些利益集團和游說團體的行動是一致的嗎？作為國家對外經貿談判代表的政府，又是如何回應這些壓力呢？分析上述問題，將為理解印度近年來對外經濟政策的轉向提供思路。

二、對外經濟政策的國內政治：

國家——社會互動關系的分析框架

在國家對外經濟政策的分析上，學術界大致存在著體系、國家、社會三種不同的研究路徑。在世界經濟體系一體化的時代，國家對外經濟政策必然受到其所處的國際體系及國家內部結構的影響，是國際和國內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但在既定的國際體系下，要分析某一具體政策如何制定并得以通過，則只能將重點轉向國內因素，關注政策制定者及政策的受影響對象。正如古洛維奇所說，“政策選擇最終是由政治家決定的，是由在政府機構中任職的人員做的，這些人的權力來源于那些機構的正式權威……政治家們必須與政府官員、公務員、政黨和利益集團領導人以及社會中的經濟行為者（economic actors）達成共識。”作為政策制定者的國家，不僅僅是社會力量博弈的場所和政策輸入輸出的轉化器，也會“確立并追求一些并非僅僅是反映社會集團、階級或社團之需求或利益的目標”。政治家和行政官員的偏好，官僚機構內部的組織結構、決策模式，決定了他們如何利用手中的權力來引導、轉移或規避社會力量的威脅。在對外經濟政策領域，國家更有可能根據自己的意志來行動，包括將經濟和安全掛鉤、降低政策的透明度、利用國際制度的權威等，減少來自社會力量的制約。其中，政治家和官僚機構是偏好自由貿易還是偏好貿易保護主義，決策模式尤其是對外經濟政策決策權是集中還是分散，是影響決策者如何在應對外來壓力時采取行動的主要因素。與此同時，國際經濟聯系和國家內部經濟結構，帶來了一國內部社會行為體的利益分化，并形成了不同的社會聯盟。無論是“以階級分化為基礎”（如工人階級、資本家、農場主等）的聯盟，還是以“行業/部門為基礎”（紡織工業協會、鋼鐵工業協會）的聯盟，都不僅僅是一群擁有共同利益需求和政策偏好的人，還包含了為實現共同利益和影響政策制定而進行的一系列集體行動，包括為政黨進行捐款、進行政治游說活動、借助媒體和社會公眾運動進行政治動員等。相比較而言，那些擁有正式的組織、專業的領導，擁有定期和政府溝通、參與例行咨詢等渠道的社會聯盟，擁有更大的政策影響力。

總之，是國家和社會之間的互動決定了一國對外經濟政策的國內政治。社會聯盟與國家在對外經濟政策偏好上的重合度，連接社會與國家的政策網絡如何運轉，共同推動了對外經濟政策的制定。研究發現，即使是在歐洲國家，關于自由化或保護主義等問題的政治決策不是由個體經濟主體的自發互動決定的，而是由公共和商業行動者之間的政治互動決定的。具體到印度而言，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經濟自由化改革，使印度經濟發展與世界市場密切聯系在一起。龐大的農業就業人口、落后的制造業、以服務業驅動的經濟發展模式，使得不同經濟部門在對外經濟政策上的立場有很大差異。形形色色的行業協會、商會活躍在政治中，有著極強的組織和動員能力。許多行業協會甚至和政黨之間有著非正式的同盟關系。與此同時，“半管制經濟”時代形成的“國家主導市場”的傳統，1991年經濟改革以來主要由官僚機構推動的“秘密的改革”（reforms by stealth）模式，仍然賦予了國家在對外經濟政策中的主導地位。2014年莫迪上臺后，印度國內政治經濟發生巨大變化。從社會層面來看，印度人民黨的上臺，“印度制造”“自力更生的印度”等發展戰略的出臺，意味著不同的社會聯盟在政策網絡中的地位發生改變。在國家層面，立法和行政部門權力關系的失衡、行政系統內部權威結構的改變、莫迪個人的統治風格，改變了公共政策的決策模式。要理解印度對外經濟政策的改變，必須從莫迪統治下印度國家和社會的互動中去尋找原因。

三、莫迪時期對外

經濟政策轉向中的社會聯盟

（一）

印度對外經濟政策中的利益集團

在印度，宗教、種姓、語言和種族等多元分裂結構的存在使得以階級劃分的社會聯盟常常與以行業為基礎的聯盟交織在一起。在工業化過程中成長起來的工商界和依賴龐大農村就業人口支持的農業團體分別構成了影響政府經濟政策制定的兩大社會集團。與所有工業國家一樣，工商界是國家工業化的主力，是經濟政策制定過程中的直接參與者。工商界也是印度幾乎所有政黨主要競選資金的來源。早在計劃經濟時代，印度的工商界就獲得了相當大的政治權力，他們通常通過加入一個或多個全國性的工商業組織，通過集體的形式發揮影響力。工商業組織“傳統上是印度復雜的利益集團中最有組織和自治的部門”，這些協會與政府的關系在經濟改革以來更加密切，影響力不斷增大。印度政府將這些行業協會視為印度工商界利益的代表，并利用這些組織作為與企業溝通的媒介——既能了解工商業界的觀點，又能確保企業對其政治議程的支持。和幾乎所有工業化國家一樣，印度的工商界也并非鐵板一塊，高技術部門因其在國際競爭中具有競爭力，通常傾向于自由貿易。而低技術部門、重工業者則反對自由貿易，追求保護措施。

在印度，有三個行業協會在政策制定中占據著重要地位：印度工業聯合會(The Confederation of Indian Industry, CII)、印度工商聯合會(Federation of Indian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FICCI)以及印度聯合工商會(Associated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India, ASSOCHAM)。印度工業聯合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895年，曾是印度經濟政策改革的催化劑，在1991年的經濟自由化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度工商聯合會成立于1927年，它的歷史與印度爭取獨立、工業化尤其是自力更生的經濟發展聯系在一起。印度聯合工商會成立于1920年，擁有超過45萬名成員，其中中小微企業占據了很大一部分。經濟改革以來，這些最頂級的行業協會深度參與到印度對外經濟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尤其是印度工業聯合會和印度工商聯合會。在許多公私伙伴關系項目和公私聯合倡議中，他們都是印度政府邀請的座上客。以內閣中的工業政策和促進部(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Policy and Promotion)為例，該部的官方職能之一是與這些行業協會“在促進工業合作和刺激外國直接投資進入印度的活動中”緊密合作。印度商務部的顧問委員會也包括上述三個組織的秘書長，這些最頂級的行業協會有正式和定期參與政策制定的制度化渠道，在印度對外經濟政策制定過程中發揮著巨大的影響力。此外，在鋼鐵、汽車、紡織等產業，都有獨立的行業協會。

與所有正在快速工業化的國家一樣，農民在印度政治中的地位也經歷了顯著的下降。有學者指出，在與其生活休戚相關的政策決策中，印度的農民是被邊緣化和被忽視的。然而，在印度仍然有接近半數的印度人口依然依賴于農業生存，這在選舉政治中，意味著大約60%的選票。而且，農民是選舉政治中最積極的群體。農民及農業團體在關鍵性的事件、政策節點中的動員能力不可忽視。2020年印度政府通過的農業改革法案最后在農民組織長達一年的反抗后被撤銷，充分證明了印度農民和農業團體的力量。在這場運動中，有組織的農民實現了跨宗教、階級和種姓的團結，以社會公正和平等為旗幟，迫使國家讓步。在印度，農業團體的數量龐大，規模不一，覆蓋了印度幾乎所有地區和農業領域。一些農業團體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獨立運動時期，許多大型農民協會和政黨保持著密切聯系。最大的兩個傘式農會組織——農民聯合陣線（Samyukt Kisan Morcha）和全印農民斗爭協調委員會（All India Kisan Sangarsh Coordination Committee），涵蓋了印度幾乎所有重要的農業團體。自由化改革以來，印度的農業利益集團始終強調農業主權，反對所有形式的自由貿易和農業自由化改革，要求將農業排除在世貿組織之外，甚至要求印度退出世貿組織，以防止其法規干擾糧食安全計劃和農業生產。

（二）

利益集團圍繞加入RCEP的博弈和聯盟

從印度決定參與RCEP的談判開始，印度的工商界就高度介入談判過程。印度商務部截至2019年8月23日的一份統計表顯示，從2013年7月開始，印度政府和工商業界就加入RCEP問題共組織了102次不同形式的協商會。在由行業協會組織的15場協商會中，分別由印度工商聯合會和印度工業聯合會組織的協商會共有11次。這些協商會既有針對全行業，也有專門針對特定行業的，涉及汽車制造、鋼鐵、化工、制藥、電子設備、食品加工等經濟部門。然而，在是否加入RCEP的問題上，印度工商界最頂尖的行業協會存在明顯的立場分裂。印度工商聯合會（FICCI）對加入RCEP持懷疑態度。早在莫迪上臺前，印度工商聯合會就曾要求暫停簽署新的自由貿易協定。2013年RCEP開始首輪談判時，印度工商聯合會發布了12點制造業授權（12 Point Manufacturing Mandate），稱“自由貿易協定應該提供互利的結果，但迄今為止的經驗并不十分有利，特別是在制造業方面。因此，應對現有的自由貿易協定進行審查，在評估完成之前，政府應該暫停進一步的自由貿易協定。”莫迪上臺后，印度工商聯合會的主張得到了政府的回應。在與政府部門的協商會議上，印度工商聯合會多次表示，印度過去簽署的自由貿易協議使伙伴國受益更多，“印度與韓國和東盟的協議導致印度提供了進入自身巨大市場的優惠準入，而沒有給它帶來相應的收益，甚至在服務和投資領域也是如此”，并建議在簽署新的自由貿易協定之前，對現有的自由貿易協定進行審查。在加入RCEP問題上，印度工商聯合會并不熱心。特別是在2019年RCEP談判進入最后階段，反對加入RCEP的農業團體展開激烈的游行抗議示威時，作為工商界代表的印度工商聯合會不僅沒有力主印度加入RCEP，而且選擇了和農民團體站在一起。在莫迪宣布退出RCEP后，印度工商聯合會就立即發表聲明，完全支持莫迪總理的決定。

與此相反，印度工業聯合會（CII）則認為，加入RCEP將促進印度融入區域和全球價值鏈，增加印度的出口，并始終呼吁政府加入RCEP。在2019年RCEP談判進入最后階段，印度國內反對印度加入RCEP的抗議活動趨于激烈的時候，印度工業聯合會仍然堅持這一立場。直到莫迪宣布退出RCEP談判的前一天，印度工業聯合會仍在媒體呼吁稱印度應加入RCEP，否則印度將無法獲得優惠市場準入，并將失去出口競爭力。針對當時印度國內媒體熱議的印度在談判中的核心關切問題，印度工業聯合會表示雖然產業界有很大的反對意見，但政府應該明白，加入如此規模和體量的協議不可能只是基于某一個國家的關切。在印度宣布退出RCEP后，印度工業聯合會發表了一份聲明，表示理解（appreciate）印度政府在RCEP問題上的立場，并將繼續致力于將印度與世界經濟的一體化。在這份聲明中，印度工業聯合會稱，印度產業界的長遠利益在于融入全球價值鏈，并呼吁RCEP的其他15個成員共同努力解決印度的關切。印度工業聯合會的主席還在《經濟時報》發表文章，盡管沒有明確表示反對印度退出RCEP，但是語氣仍然充滿遺憾，而且督促印度政府利用退出RCEP的時機加緊國內的改革，提高國內企業的競爭力。這篇文章一直被置于印度工業聯合會的網站上，表明其立場。

頂級傘式行業協會的分裂為印度生產部門各行業內部的保護主義團體游說政府提供了機會。在制造業領域，對加入RCEP的保留意見來自多個行業，包括汽車、鋼鐵、橡膠和紡織，并且通過大型企業、行業組織與商務部的各種磋商會議傳達給了政府。主要的理由是印度的基礎設施嚴重不足、電力短缺、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僵化的勞動法阻礙了企業采取更加靈活的用人制度并擴大規模、進入全球市場，印度并不具備和外部對手競爭的能力。汽車制造行業兩個強大的行業協會——印度汽車制造商協會（The Society of Indian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 SIAM）和印度汽車零部件制造商協會（The Automotive Component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of India, ACMA)，分別向政府就加入RCEP發出了警告。前者要求政府將完全組裝類汽車排除在減稅談判之外，后者則要求政府必須將汽車零部件排除在擬議中的RCEP協定之外。在汽車制造業外，大型鋼鐵公司京德勒西南鋼鐵公司（JSW Steel）、塔塔鋼鐵等鋼鐵巨頭紛紛在公開場合表態不支持RCEP，需要政府在談判時將鋼鐵行業排除在外。印度鋼鐵協會（Indian Steel Association, ISA）不僅反對加入RCEP，而且多年來一直游說政府為他們提供出口補貼。鋼鐵產業還得到了全印度貿易商聯合會（CAIT）的支持，全印度貿易商聯合會是印度貿易企業最權威的行業組織，受已故前總理瓦杰帕伊建議和啟發而成立，代表了全印度8000萬貿易商和4萬多個貿易協會，可以稱作世界上最大貿易協會。全印度貿易商聯合會一直向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印度國內的鋼鐵和其他金屬產品應該被排除在擬議的RCEP之外。

在加入RCEP問題上，工商界內的反對勢力還得到了農業生產者的支持。農業生產者的抗議活動使政府加入RCEP面臨巨大的政治風險。印度的農業團體一直反對自由貿易，要求將農業和乳制品行業排除在RCEP協議之外。但直到2018年10月底，印度農民才正式要求印度政府退出RCEP談判。2019年8月新一輪部長級會議召開后，RCEP談判取得了重要進展，印度農民的反對活動發生了強烈的變化。由全國180多個農民組織組成的“全國農民大聯盟”（Rashtriya Kisan Mahasangh）走上街頭，憤怒的農民焚燒了聯邦商務部長皮尤什·戈亞爾（Piyush Goyal）的肖像，抗議政府正在進行的談判活動。在談判即將達成協議前夕，農民領袖除了表示將繼續在全國范圍內舉行抗議活動外，還威脅要封鎖各邦之間的國道，停止向全國所有城市運送基本食品。乳制品行業還發動了7.5萬多名女性奶農向莫迪寄明信片，敦促他將乳制品排除在RCEP協議的范圍之外，保護國內奶農的利益。在乳制品行業的抗議運動中，位于古吉拉特邦的乳制品企業阿穆爾(Amul)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阿穆爾覆蓋了全印度360萬牛奶生產商，是印度最大的乳制品制造商。它于1946年在尼赫魯時期的二號人物、內政部長薩達爾·帕特爾（Sardar Patel）的授意下成立。在任何一個印度家庭中，人們都能找到阿穆爾產品。該公司要求印度政府不要將乳制品業納入RCEP或與新西蘭、澳大利亞、美國和歐盟進行的任何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在RCEP談判的最后幾天，工商部長皮尤什·戈亞爾不得不親自向阿穆爾的總經理保證，政府不會做出損害牛奶生產商和乳制品行業的決定。阿穆爾在印度的影響力如此之大，以至有媒體稱它反對RCEP是莫迪政府拒絕加入自由貿易協定的主要原因之一。與此同時，與執政的印度人民黨有密切聯系、隸屬于國民志愿服務團的農民組織“印度農民聯盟”（Bharatiya Kisan Sangh）也和其他農業組織一起，組織和參與了反RCEP的抗議活動。另一個附屬于國民志愿服務團的組織、被譽為國民志愿服務團經濟臂膀的“國民經濟陣線”（Swadeshi Jagran Manch, SJM）也反對加入RCEP。這意味著由國民志愿服務團和其他代表數百萬農民的組織，向莫迪政府發出了一個強烈的政治信號，批準該貿易協定在政治上可能承擔巨大的成本。

總之，在加入RCEP問題上，印度的工商業界存在的分歧使得生產者部門得以對政府施加了壓力，反對加入RCEP的勢力同時獲得了規模強大的農業團體的支持，使莫迪政府在RCEP談判問題上缺少合法性和支持。但在加入“印太經濟框架”及新一輪自由貿易談判中，印度工商界內部及其與農業團體之間的關系發生了變化。

（三）

利益集團在“印太經濟框架”及新一輪貿易談判中的角色變化

首先，在新一輪的貿易談判中，政府沒有給予工商界足夠的政策空間。與RCEP長達7年、工商界廣泛參與談判不同，“印太經濟框架”的談判是在快速變化的地緣政治背景中進行的。同時由于美國允許印度選擇性不加入其中的貿易支柱，主張保護主義的工商界就很難在談判問題上向政府施加壓力。在雙邊的貿易談判中，以印度和澳大利亞達成的《經濟合作和貿易協定》（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Trade Agreement, ECTA）為例。這是印度自2011年以來與發達經濟體達成的第一項自貿協定，也是2011年以來簽訂的第二份自貿協定，雙方僅用了半年時間就達成了協議。工商界總體上被置于談判中不太重要的位置，印度商務部也沒有公開的資料顯示政府組織了工商界參與正式磋商機制。

其次，在新一輪貿易談判中，工商界的頂級傘式行業協會聯合起來，與政府站在了一起。印度工業聯合會和印度工商聯合會等印度商會都對政府決定加入“印太經濟框架”表示支持。在加入“印太經濟框架”的談判中，印度工商聯合會和印度工業聯合會積極與印美兩國政府展開互動，搭建“協會——政府”間對話的平臺，并提出相關倡議與發展方案。2022年9月“印太經濟框架”談判啟動后，印度工業聯合會就派代表團訪問華盛頓，并與白宮官員、國會議員、商會組織、智庫和專家進行了互動。印度工業聯合會代表團與多個商業協會進行了接觸，包括美國商會、美印商業委員會、美印戰略伙伴關系論壇以及美國印度裔組織。此外，在“印太經濟框架”第三次部長級會議中，印度工業聯合會還與美印商業委員會（U.S.-India Business Council，USIBC）組織了有美印兩國商務部部長參加的圓桌會議，推動談判的進展。在印澳貿易談判中，印度工商聯合會總干事阿倫·喬拉（Arun Chawla）公開表示，印澳貿易協議將為采礦和礦產、制藥、醫療保健、教育、清潔能源、交通、寶石和珠寶、旅游和紡織等不同領域打開機會之門，為印度創造約100萬個就業機會。代表中小微企業的行業協會印度聯合工商會（Assocham）則表示，印澳協議將促進世界兩大經濟體之間的貿易和投資，為紡織、皮革、寶石和珠寶、體育用品和工程等多個就業導向型行業增加就業機會。在第五輪英印自貿協定談判中，印度工業聯合會和英國工業聯合會（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CBI）成立了一個工作組，稱為英國——印度商業委員會（UK-India Business Council），作為諒解備忘錄的一部分。該委員會旨在監測和評估自由貿易協定的棘手問題，并提供實時建議以促進部長級討論。委員會還搭建了一系列促進英國和印度工商界對話及與政府合作的平臺。在第十輪英印自貿協定談判期間，印度工商聯合會主席代表印度在英國參加兩黨政治論壇，呼吁雙方盡早達成貿易協議。印度工業聯合會和印度工商聯合會還支持印度與歐洲自由貿易聯盟（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EFTA）《貿易和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的談判。在該協定達成后，印度工業聯合會稱該協定是印度未來貿易談判的典范。印度工商聯合會也表示這一貿易和經濟伙伴關系協議具有里程碑意義。在印度與歐盟的自由貿易談判中，印度工業聯合會和印度工商聯合會是歐盟——印度高級別貿易集團（HLTG）中僅有的非政府參與者，在推動談判重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自2023年起，印度工業聯合會開始連續每年組織印度歐洲商業和可持續大會，參與者包含了歐盟成員國各國和印度政府的部長、大型企業的首席執行官，旨在促進印度和歐盟之間的商業合作前景，并審議雙方經貿合作的機遇和挑戰。

頂級行業協會在新一輪貿易談判中的聯合不難理解。作為印度經濟自由化改革的催化劑，印度工業聯合會一直是對外開放和自由貿易的支持者，呼吁印度推進各種類型的貿易協定，從而促進印度的出口。如前所述，印度工業聯合會始終堅持印度應該加入RCEP。在其2022年發布的政策報告中，印度工業聯合會明確指出印度政府必須向產業界傳達和解釋自由貿易協定的好處，一方面是因為自由貿易協定能為印度帶來增長，另一方面也是以此為未來的貿易協定做好準備。印度工業聯合會認為二戰后的日本、韓國，2000年以后的中國以及當前的越南均可以為印度擴大對外出口提供經驗，建議政府在促進出口方向上，重點考慮美、日、法、德、英這五個發達國家和中國、印尼、巴西和墨西哥這四個新興經濟體。因而，印度工業聯合會高度評價并積極支持印度政府重新審視其自由貿易協定戰略，開展與英國、歐盟、澳大利亞、阿聯酋等經濟體的貿易談判。不僅如此，在另外一份關于擴大印度出口競爭力的報告中，印度工業聯合會還認為印度政府與美國、英國、歐盟和澳大利亞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是朝著正確方向的轉型舉措，但重新平衡貿易戰略還需要考慮到全球經濟環境的變化。印度應該考慮與那些在全球價值鏈中表現強勁的伙伴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從而利用自貿協定使自身成為全球價值鏈的強有力參與者。這些都表明在新一輪的貿易談判中，印度工業聯合會是堅定的政策支持者。印度工商聯合會雖然對與東盟國家及中日韓達成貿易協定持懷疑態度，卻不反對與西方發達經濟體進行貿易談判。這是因為一方面，印度已經退出以東盟為中心的區域經濟安排，同時在經濟上和中國切割，商界迫切需要轉向西方發達市場。另一方面，印度工商聯合會認為，西方發達經濟體與印度具有經濟互補性。和印度工業聯合會一樣，印度工商聯合會也是為大企業集團的利益辯護。這些大企業希望能夠更加方便地進入歐美發達市場，尤其是工業制成品的出口以及服務業的出口。以與澳大利亞的談判為例，澳大利亞的經濟體量相對較小，規模有限，不會對印度生產商造成重大沖擊，而且澳大利亞的煤炭、黃金和天然氣都支持印度促進工業化的雄心，不會引發許多保護主義壁壘。反過來，印度向澳大利亞出口的化學品和機械享有關稅減免的優勢，并通過額外的供應鏈合作伙伴增加了多樣化和彈性。歐盟、英國也存在類似的情況。早在2016年，印度工商聯合會就呼吁印度政府重啟與歐盟和英國的自由貿易談判。

工商界頂級行業協會的集體行動削弱了生產部門內部相關行業的反對聲音。以汽車制造業為例，包括印度汽車制造商協會以及塔塔汽車、馬恒達汽車在內的汽車制造商向政府施加壓力，反對自由貿易協定降低汽車行業的進口關稅。汽車制造商宣稱，此舉將使全球汽車制造商的進口更便宜、更容易，從而耗盡對國內制造業的投資。但隨著談判的不斷深入，印度汽車制造商已同意分階段降低進口汽車的稅率，從而使得英國生產的汽車能夠更容易進入印度市場。這是印度汽車制造商首次屈服于政府的壓力，同意削減關稅，放棄保護主義立場。

與此同時，在新一輪的自由貿易談判中，印度的農業團體也面臨著不同的政策環境。印度農業團體自始至終反對印度政府簽訂幾乎所有帶有自由貿易性質的經濟協定。早在2013年，印度農民和工會就組成了反自由貿易陣線的組織聯盟（Anti-FTA Front），聯合抗議歐盟—印度自由貿易協定。包括印度農民聯盟（Bharatiya Kisan Union）、南印度農民運動協調委員會（South Indian Coordination Committee of Farmers Movements）等組織在內的農業團體就貿易協定談判問題向政府官員、政黨領袖和議員寫信，并與跨國的農業利益集團聯合采取行動，反對農業領域的自由貿易協定。在印度政府重啟雙邊和多邊經濟協定談判后，農民組織全印農民協會（All India Kisan Sabha，AIKS）、印度農民聯盟（Bharatiya Kisan Union）、喀拉拉邦椰農協會（Kerala Coconut Farmers Association）在內的32個組織公開寫信對“印太經濟框架”缺乏充分的審查表示關切，認為有必要對“印太經濟框架”對“印度經濟和發展政策空間”的影響進行議會審查。但由于美國允許印度選擇性加入“印太經濟框架”的部分支柱，這為印度政府解決農民的抗議提供了出路。更重要的是，與RCEP談判中印度必須和15個國家集體談判不同，在印度與澳大利亞、英國的雙邊談判中，印度獲得了更大的談判權力。例如在與澳大利亞的談判中，印度成功為其乳制品行業和鷹嘴豆、小麥、大米、小米、葵花籽油和糖等敏感農產品設置了保護條款。雖然不確定在未來與歐盟的談判中，印度是否能夠將這種雙邊談判的能力轉化為相應的保護措施。但可以肯定的是，與多邊貿易談判相比，在雙邊貿易協定中，印度更能采取靈活的政策，來自農業團體的反對意見被大大緩解了。

由此可見，從退出RCEP到加入“印太經濟框架”、與發達經濟體啟動雙邊自由貿易談判的過程中，工商界及農業利益集團的立場及其行動發生了明顯的改變。在RCEP的談判中，工商界頂級傘式協會內部存在嚴重分歧，未能對政府加入RCEP提供足夠的支持，同時為有著強烈保護主義傾向的特殊行業協會向政府施加壓力創造了機會。不僅如此，來自工商界的反對勢力還和農業團體達成了同盟，使得政府在加入RCEP問題上面臨著巨大的政治風險。然而，在加入“印太經濟框架”及啟動與西方發達經濟體的自由貿易談判問題上，工商界頂級傘型行業協會圍繞加入RCEP的分裂已經消失，他們在新一輪自由貿易談判中實現了聯合，并使得政府能夠迫使工業生產者內部的反對勢力做出讓步。工商界對新一輪貿易談判的支持，談判對象和時機的變化，也削弱了農業團體的反對聲音。

四、莫迪時期印度

對外經濟政策轉向中的國家

在對外經濟政策的制定過程中，作為最高決策層的總理及其核心成員決定最終的政策選擇，但他們也受到作為其下屬的中央政府各部門及其官僚機構，包括直接參與對外經濟談判的官員的約束。在莫迪統治時期，印度政黨政治的特征及總理個人的風格改變了國家的權力運作方式和能力。在印度從退出RCEP到積極加入“印太經濟框架”、啟動與西方發達經濟體的自由貿易談判的轉向過程中，工商界及農業組織固然扮演了重要角色，以總理及其官僚機構所代表的國家也回應了來自社會的壓力。而且，被高度集權的決策體制、安全思維驅動的對外經濟戰略，以及融合了經濟民族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發展理念所塑造的國家，在對外經濟政策方面形成了強烈的偏好，主動化解了來自社會聯盟的壓力，將對外經貿合作的重點轉向西方發達經濟體。

（1）高度集權的決策體制使得對外經濟政策的制定高度集中在以總理為核心、安全思維主導的小集團手中。在莫迪執政時期，政府決策權高度集中，政策制定主要集中在以總理為核心的小團隊。與曼莫漢·辛格第二任期政府權力的分散與混亂相比，莫迪上臺后不僅重新激活了總理辦公室的活力，而且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傾向于繞過政府各部部長，通過與官僚機構之間建立直接聯系為政策提供支持。這導致內閣各部的自主性和影響力大大下降，甚至是內閣的決策權都有所收縮，大大減少了更加廣泛的游說團體接近和影響政府政策的機會。以總理為核心的小團隊完全主導了對外經濟政策的方向。而且在莫迪時期，核心決策圈內不同機構和組織的地位發生改變，對外經濟政策制定中的傳統權力部門地位下降，安全部門高度介入到對外經濟政策的話語中。在對外經濟政策的制定上，核心決策圈逐漸受到安全化思維的主導，安全成為印度對外經貿合作選擇的重要影響因素。

在莫迪第一任期內，時任外交部長蘇什瑪·斯瓦拉杰（Sushma Swaraj）的職權限制在為印度公民提供服務，作為行政官僚的外務秘書蘇杰生成為莫迪的首席外交政策顧問，并親自處理莫迪的所有對外事務。其效果是“外交政策選擇的關鍵杠桿現在位于總理辦公室，而不是外交部。”外交部的作用被削弱和忽視，國家安全委員會地位上升，國家安全顧問阿吉特·多瓦爾“在制定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發揮著巨大作用”。內閣不同部門權力地位的改變，導致在外經濟政策中，支配性的意見發生了改變。對安全的強調，在經濟政策制定中受到重視。在RCEP談判問題上，不能確定莫迪本人最初是否主張退出這一有中國參加的區域經濟安排，但財政、工商、經濟事務部門對減少和中國的經濟聯系、遏制來自中國的投資保持謹慎。其原因是如果對中國資本進行限制，可能會影響流入印度的外國直接投資，而且擔心會打破中印雙邊關系的脆弱平衡。但是安全部門多年來呼吁加強對中國資本的監管。國家安全顧問多瓦爾一直對中國參與印度蓬勃發展的科技領域高度警惕，認為這是“中國政府出資的機構通過不透明的公司結構來控制印度的初創企業”。主張限制中國投資、減少和中國經貿聯系的國家安全顧問多瓦爾得到內政部長阿米特·沙阿的全力支持，在內閣中逐漸占了上風。《印度斯坦時報》援引政府高層消息人士稱，安全部門的人員認為中印之間存在大量“爭端”，中國在所有領域都將印度作為“打擊對象”，因此必須在中印之間建立一道防火墻。新冠疫情導致印度國內經濟脆弱，使政府內部這一派的意見占了上風。不難推測，在拒絕加入有中國參與其中的區域貿易協定，轉向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進行貿易協定談判的過程中，安全部門的意見發揮了重要作用。

事實上，在過去三年來印度積極參與的區域經濟安排和貿易談判中，安全話語以及安全部門發揮著主導作用。在美國、印度、以色列和阿聯酋四國集團（I2U2）及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IMEC）等大型建設項目的背后，安全部門尤其是國家安全顧問多瓦爾被認為是最大的推手。在2023年莫迪高調出訪美國的議程安排上，是多瓦爾而非外交部長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近年來印度政府在對外經濟政策中，安全話語越來越成為合法性的理由。在加入“印太經濟框架”問題上，商務和工業部部長戈亞爾稱，“我們正在考慮與志同道合、具有民主、透明和共同增長價值觀的國家達成強有力的自由貿易協定。”這只不過是將安全和經濟掛鉤的另一種說辭。亞太區域經濟秩序分裂趨勢的擴大化導致地區國家將經濟議題“安全化”，促使國家從經濟安全的視角審視經濟合作，以便消解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在新一輪與英國、歐盟的自貿談判背后，印度安全焦慮驅動的政策模式非常明顯。

（2）在國內印度教民族主義不斷高漲的背景下，總理和內閣在經濟領域的智囊團成員構成改變，在莫迪政府對外經濟政策制定中產生了重要影響。莫迪政府經濟政策的意識形態有兩個來源：一是非正式的、隸屬于國民志愿服務團的工會組織民族覺醒論壇。民族覺醒論壇的經濟思維框架是建立在保護主義之上的，在對華經濟關系問題上持有強硬立場。民族覺醒論壇反對印度加入RCEP，它的兩位召集人斯瓦米納坦·古魯穆爾蒂（Swaminathan Gurumurthy）和阿什瓦尼·馬哈揚（Ashwani Mahajan）都主張聯合西方對抗中國。二是正式的政府機構。指導印度政府對外經濟的有兩個重要政策文件，一個是每五年出臺的貿易政策，另一個是每年度的經濟調查。貿易政策傳統上是由外交部和商務部共同制定的，但總理辦公室有最后的批準權。經濟調查由財政部制定發布，因此總理的經濟顧問團、首席經濟顧問以及財政部經濟顧問及其相關人員在對外經濟政策的方向和原則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在莫迪時期，這些職務逐漸被那些在西方國家接受新自由主義觀念，卻同時具有印度教民族主義思維的專家取代。例如，在莫迪第一任期的前期，總理首席經濟顧問為阿爾溫德·蘇布拉馬尼安（Arvind Subramanian）和中央儲備銀行行長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鼓勵自由貿易，主張印度經濟開放，反對政府對特定行業采取保護措施，但他們很快遭到排擠而離職。接替阿爾溫德·蘇布拉馬尼安在2018—2021年間擔任莫迪政府經濟顧問的是克里希那穆提·蘇布拉馬尼安（Krishnamurthy Venkata Subramanian），其核心思想是“印度教法資本主義”（Dharmic Capitalism）。他的繼任者是桑吉夫·桑亞爾（Sanjeev Sanyal），此前出任財政部經濟顧問，篤信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把印度獨立以來經濟經營管理的失敗、甚至印度國家整體發展落后歸咎于“尼赫魯式社會主義（Nehruvian socialism）”或所謂“左翼思維”的陰魂不散；認為“印度自力更生”政策（Atmanirbhar Bharat）與擁護全球化之間并無矛盾；主張印度積極參與RCEP之外的自貿協定談判和締結。擔任印度政府總理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經濟學家比貝克·德布羅伊 (Bibek Debroy)，也是一位企圖融合印度教民族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簡言之，構成莫迪經濟政策意識形態的智囊團，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印度教經濟民族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混合體，盡管前者主張保護主義和本土經濟，后者主張自由競爭和市場開放，但在反華和與中國經濟脫鉤、和美西方國家開展經濟合作上達成了一致。這是莫迪政府退出RCEP，加入以美國為核心的經濟框架以及積極展開和西方發達國家進行自由貿易談判的重要因素。

（3）退出RCEP以后，國家在新一輪的自由貿易談判中主動采取了帶有明顯保護主義的經濟措施，收買和安撫了潛在的反對力量。一方面，印度政府在經濟上和中國脫鉤，平息印度教民族主義陣營的批評聲音。在退出RCEP后，印度從2020年開始先后以安全名義修訂外國投資政策，限制中國資本并封殺中國手機應用，與中國經濟切割。另一方面，政府出臺激勵措施，保護本土的生產者，安撫國內的生產者。2020年，印度政府推出“自力更生的印度”（Atmanirbhar Bharat Abhiyan）戰略，這一概念此后連續出現在2021年、2022年的年度財政預算中。根據官方的說法，“自力更生的印度”的出臺一方面是減少印度對世界經濟的依賴，鼓勵本土化生產和采購；另一方面是增加印度制造業出口和全球供應鏈占比。此外，印度政府還推出“生產關聯激勵計劃”（Production Linked Incentive, PLI）促進本國制造業發展，吸引外國公司赴印投資，進行對華產業替代。“生產關聯激勵計劃”推出時涵蓋了手機制造和電子元件、制藥、醫療器械制造3個行業。2023年印度政府宣布將該計劃擴展到對印度經濟增長和工業競爭力至關重要的14個關鍵行業，包括了汽車零部件、汽車整車制造、航空、化學品、電子系統、食品加工、醫療設備、金屬與采礦、藥品、再生能源、電信、紡織品和服裝、白色家電。以汽車行業為例，第一批被納入“生產關聯激勵計劃”的汽車制造商，共包括75家汽車零部件生產商和20家汽車整車生產商，包括塔塔汽車、馬恒達、瑪魯蒂鈴木等印度國內大型汽車生產商成為這項政策的受益者。對鋼鐵、電子信息、能源、電信、制藥業、食品加工等在對外經濟貿易談判中利益攸關的行業，印度政府通過實施激勵和補償機制，減少了在新一輪自由貿易談判中的阻力。在英國和印度的貿易談判中，來自汽車制造行業的妥協即是例證。

殖民時代的重商主義傳統和計劃經濟時代的國家干預體制，使印度的發展具有強烈的國家主導特征。盡管也常常遭遇到來自社會利益聯盟的抵制，國家仍然在經濟政策制定過程中表現出自主的偏好和行動。莫迪上臺后印度人民黨政府內部的經濟民族主義勢力，在受到來自社會聯盟反對加入RCEP的支持下，推動印度最終退出這一區域協定。在莫迪第二任期，政府在新一輪的貿易談判中扮演了全新的角色。國家的權力結構、決策模式、關于對外經貿合作的指導思想及其在安撫反對派方面的行動，使得國家在貿易談判方面遭遇了較少的壓力。在新一輪以和發達經濟體達成經貿合作協議的談判中，國家并非只是地緣政治中的被動適應者，而是同時也利用自身的資源主動塑造并推動了這一過程。

五、結語

從退出以東盟為核心、有中國參與的區域經濟協定，轉而積極參與美國主導的經濟框架并尋求和發達經濟體之間達成貿易協定，是近年來印度對外政策轉向的重要內容。本文的研究為揭示印度近年來對外經濟政策的調整提供了一個內部的視角。在從退出RCEP到加入“印太經濟框架”以及積極和發達經濟體開展自由貿易談判的過程中，印度的國家及其內部社會聯盟在不同的階段采取了不同的行動策略。在加入RCEP的問題上，印度的工商界內部是分裂的，反對勢力在談判關鍵時期充分利用了農業團體的反抗力量；而原本就在市場開放和保護主義之間搖擺的國家，承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默許了反對勢力的抗議活動，并最終退出了談判。在加入“印太經濟框架”以及與發達經濟體的談判中，印度的工商界結成同盟和政府站在了一起，作為反對者的農業團體獲得了政策上的保護。國家的權力結構、決策模式、對外經濟政策的指導原則發生改變，與西方發達經濟體合作成為對外經濟政策的指導思想。此外，國家還采取了主動收買和安撫反對派的行動策略，為其新一輪的貿易談判實施創造了條件。2025年5月印度與英國達成雙邊貿易協議，與歐盟的談判還在進行中。在新的形勢下，社會聯盟與國家的互動如何推動談判的進展，這些談判能否最終達成協議，仍是值得觀察和研究的。

本文的研究對分析未來中印經貿合作的走向具有啟示意義。眾所周知，自退出RCEP以來，印度政府采取各種措施和中國經濟脫鉤，而中印雙邊貿易仍然不斷走高，這意味著中印雙邊貿易存在巨大潛力。但在對華開放問題上，印度的農業團體幾乎反對一切對外開放和市場化的行為，而工商界在是否開展對華經貿合作方面存在分歧。曾在RCEP談判期間主張印度加入協議的游說團體——印度工業聯合會（CII）一直呼吁印度政府重新考慮2020年做出的限制中國投資的決定，對投資、零部件進口和薄弱領域的技術轉讓采取非限制性措施，放寬熟練勞動力的流入，并降低對中國的非貿易關稅。在迫切需要中國的技術、投資的領域，印度工商界主張對華合作，而在主要依靠國內市場尤其是依靠政府特權以獲得市場壟斷的行業，缺少對華合作意愿。在莫迪執政時期，恰恰是后者獲得了更大的權力。與此同時，在右翼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政治生態下，將經濟與安全掛鉤，在經濟上和中國脫鉤、對抗的思維甚囂塵上，主張對華經貿合作的聲音極有可能被貼上反對派的標簽。然而，由于“印太經濟框架”達成實質性成果的前景暗淡，和中國經濟切割并未能實現印度所期望的“中國+1”效果，與加拿大、歐盟等發達經濟體的新一輪自由貿易談判也未能如期取得進展。自2024年8月起，印度國內重新出現了是否應加入RCEP、放寬對中國投資限制的論調。當前印度國內部圍繞著是否在經濟上和中國合作，仍在爭議當中。這些都預示了在和中國的經貿合作上，印度遠未達成一致，其合作空間不僅受限，且存在極大的不穩定性。

作者簡介：陳金英，女，湖北蘄春人，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法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印度政治經濟改革、中印現代化比較、中印關系。

本文轉載自“太平洋學報PacificJournal”微信公眾號2025年6月30日文章，原標題為《陳金英：從RCEP到自由貿易談判：莫迪時期印度對外經濟政策轉向的國內政治》。

本期編輯：林熙泇

本期審核：單敏敏

*前往公眾號后臺發送“編譯”，即可查看往期編譯合集

更多內容請見↓

歡迎您在評論區留下寶貴的意見或建議，但請務必保持友善和尊重，任何帶有攻擊性和侮辱的留言（例如“阿三”）都不會被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