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歲那年，他給華國鋒主席寫信，請求組織上給予工作，隨后就被安排去青海做省委書記。

他是誰，怎么還主動“要官做”呢？

1913年，江西永新縣的山坳里，譚啟龍出生在佃農譚家。他3歲的時候父親被地主家的活計累垮，十歲那年母親挑著花生擔子上街，又被團丁打得斷了氣。

這個瘦骨嶙峋的放牛娃跪在母親靈前，攥緊了拳頭。后來他常說，自己對地主老財的恨，就是從墳頭前的泥里扎下根的。

1928年，毛主席帶著紅軍進了永新，十四歲的譚啟龍扔了牛鞭，跟著隊伍打土豪。第一次上戰場，他揣著顆手榴彈就往敵群沖，子彈擦著耳朵飛過去，他只覺得“殺一個夠本，殺兩個賺了”。

那年月，蘇區的人都知道有個打起仗就不要命的“紅小鬼”，后來他被選進少先隊，帶著一群半大孩子埋地雷、送情報，草鞋磨破了就打赤腳，餓了就啃野果。

1933年，他在馬列學院遇見毛主席。主席聽他講完身世，拍著他的肩膀笑：“你是雇農，無產階級的好苗子！”那天散會后，主席留他說話，聽說他是永新人，特意提了賀子珍：“咱們還算半個老鄉嘞。”

從那以后，“放牛娃”就成了主席對他的專屬稱呼。

長征那年，譚啟龍沒跟著大部隊走，而是留在湘鄂贛打游擊。鉆山林、住巖洞，冬天就嚼著帶硝的鹽巴充饑，蛇蟲鼠蟻是常客。有次大雪封山，隊伍斷了糧，他帶著戰士們挖草根，手凍得發紫還笑著說：“當年放牛時比較苦，挺挺就過去了。”

抗戰時他在浙東建根據地，老百姓叫他“譚司令”。有次部隊缺糧，他帶著人半夜摸進敵占區，用土布換糧食，鞋底凍裂了就拿草繩綁著走。當地老人還記得，他蹲在老鄉家灶門前，一邊烤火一邊學方言，“哪個村有幾頭牛、幾畝地，他比村長都清楚”。

解放后他當浙江省委書記，再次見毛主席時，主席指著他笑：“當年的紅小鬼，如今也管起一方天地了！”

那回在魯迅故居，主席用“橫眉冷對千夫指”教他做人，他聽得直點頭，后來在山東搞“南竹北移”，為了說服老鄉，他蹲在地里跟老農算竹子能換多少糧食，硬是帶著群眾種出十萬畝竹林。

1976年的時候，譚啟龍已經63歲了，他坐在上海的老房子里，最終決定給中央寫一封信，信上沒有過多寒暄，只是寫了句：“如果組織需要，我還能為黨做事。”

他想起10年前的事情，當時他被調到福建工作，但沒干幾年就因為身體原因退了下來，一直到現在他的柜子里還放著沒穿舊的解放鞋。

信寄到中南海，華國鋒拆開看了眼簡歷：浙江、山東、福建，幾任省委書記，卻在特殊時期落了難。那會兒青海正缺干部，條件苦，沒人愿意去。華國鋒就把他叫來，開門見山地說：“青海那邊缺人，你去當省委書記，能不能干？”

譚啟龍沒猶豫：“只要讓我做事，去哪都行。”

十月的西寧下著雪，他拖著一個舊皮箱到了省委大院，辦公室窗戶漏風，暖氣不熱，他自己去鍋爐房提了壺熱水，對秘書說：“別折騰，先看看地里的麥子。”

在青海的日子，他簡直就像頭不知疲倦的牛。湟中縣考察時車陷雪坑，他跳下去用手鏟雪；去牧區聽不懂藏語，就打著手勢跟牧民比劃，晚上睡在帳篷里，凍得裹著羊皮襖寫筆記。有人勸他：“您都這年紀了，何必這么拼？”他指指心口：“主席當年說要當‘孺子牛’，我這把骨頭還能拉車。”

他帶著干部們修大通河水利，沒錢買機械，就帶著省屬機關的人扛鐵鍬挖河溝。有次半夜下暴雨，他拄著拐杖去河堤上巡查，秘書拽都拽不住。

工程完工那年，青海新增了兩萬畝水澆地，牧民們牽著牦牛來給他送酥油，他卻躲在辦公室寫總結：“糧食增產不少，還要再抓抓畜牧……”

1979年，他又被調去四川，走的時候青海的干部送他，沒搞歡送會，就圍著一張長桌喝了碗奶茶。后來他在四川干到68歲，主動打報告退休。鄧小平問他想在哪養老，他說：“去山東吧，那兒的老百姓實在。”

晚年在濟南，他常去公園遛彎，穿件藍布褂子，跟老頭們下象棋。有人認出他是“譚書記”，想拉著合影，他擺擺手：“就是個退休的普通老頭，別折騰了。”

書架上放著本磨破邊的《毛澤東選集》，夾著張紙條，上面是他抄的“俯首甘為孺子牛”，那是當年毛主席在浙江跟他說的話。

2003年，他走的時候很平靜，遺囑里沒提骨灰安葬，只說“別搞排場，把我埋在樹底下，看著老百姓過日子”。如今青海的大通河邊，還有老人記得那個穿解放鞋的省委書記，說他 “說話就像拉家常，做事比牛還實在”。

其實，譚啟龍60多歲還向組織寫信，壓根就不是為了“要官”，而是為了發揮自己的余熱，盡自己所能為國家和人民做出更多貢獻。或許，這就是那一代人，最樸素的信仰與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