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賁，1950年出生于蘇州。美國馬薩諸塞州大學英語文學博士，美國加州圣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兼職教授，海內外知名公共知識分子。

菲利普·津巴多是一位關心邪教和政治洗腦的社會心理學家。

津巴多指出，洗腦是一種在特定的情境下利用人的認知偏誤和心理弱點的心智控制。

在這個心智控制過程中，最重要的一個手段就是把人放在一種有強制力量的情境之中，降低他的思考和判斷能力，讓他相信他在正常心智狀態下不會相信的東西。

當然，這需要被洗腦者自己的配合才能實現。

洗腦的目的是使人們上當受騙，但如果人們對洗腦機制有所了解，則是可以通過增強自己的抵抗力而不讓洗腦欺騙得逞的。

津巴多在《心智控制：心理現實還是只空談而已》一文中，對政治的和邪教的洗腦和心智控制做了這樣的概括：

心智控制是個人或集體的選擇以及行動自由遭到破壞的過程；破壞這種自由的代理人改變和扭曲人的察覺、動機、感情、認知和由此而來的行為。

思想控制既不神奇也不神秘，而是一個運用社會心理的一些基本原則的過程。它所包含的社會影響因素早就都在心理實驗和實例研究中有了充分的揭示，包括隨眾、順從、勸說、失調、抗拒、罪感、恐懼、效仿、認同等等。

而這些社會心理因素大多與捷徑思維（heuristic，以下簡稱捷思）偏誤有關。

洗腦是從控制信息，使信息盡量單一化開始的。洗腦者會想方設法，用各種手段控制信息，目的是只提供對自己有利的信息，禁絕不利或相反的信息。

在網絡時代的今天，不容易做到這樣的信息控制，但捷思-偏誤卻使得許多人將信息單一化了。信息來自同聲相求的朋友圈或網站，形成了自我封閉的“回音室”。

你在潛意識中把自己得到的關于某個事件的信息當成與這個事件有關的所有信息，你局限的認知便構建了一個不真實的現實。

這也就是洗腦者可以在你身上利用的“可用性捷思”和“代表性捷思”。

在向你提供或灌輸單一信息的時候，一個常用的洗腦手段就是“訴諸權威”，政治的、知識的或學術的權威。

▲德國電影《浪潮》劇照

媒體把這樣的權威意見故意放在最顯眼的地方，而且變化著反復出現，利用的就是人們的“能說捷思”：見到能說會道的，便以為有水平，有道理。

說者要顯出他的能耐和正確，要確保自己的謊言不被別人戳穿，于是就不斷重復加強……

于是就有了“謊言重復一千遍，就成了真理”這一效應，它緣于一種“可獲性層疊”的心理效果。

單一性信息并不需要都是謊言或百分之百的虛假信息；事實上，能有效欺騙和洗腦的謊言都是由“摻雜信息”構成的。

將真實的和虛假的信息混合在一起，能最有效地造成真實的幻覺，這就是“摩西幻覺”。商業欺詐和政治欺詐都經常運用這個手段。

例如，推銷某藥品的宣傳者先設計一個“科學普及”的場景（如為老年人舉辦保健講座），然后給到場者講一大堆他們已經知道的，絕對正確的健康常識，并摻進他們聽不懂的術語，比如“糖尿病的真正原因是‘糖運輸障礙’”等等。

老人們因此會覺得推銷員是比自己高明得多的“專家”，這也讓后者有了摻進假信息的機會（某某藥物專治“糖運輸障礙”）。

而欺騙蠱惑的政治手法也很相似，即在“布道”時經?；旌先藗兪煜さ某ＷR信息和他們似懂非懂的政治術語，有如喬治·奧威爾所說的那種“新語”。

人對自己弄不明白的事情，會覺得高深莫測。而高深莫測的一定是有道理的，這是一種情緒性的“影響力偏誤”。

這種影響力偏誤不僅發生在文化不高者身上，在高級知識分子身上也可以照樣奏效。發生在美國的“索卡事件”就是一個著名的例子。

1996年，紐約大學教授艾倫·索卡向文化研究雜志《社會文本》投稿一篇偽科學的文章，《跨越界線：通往量子重力的轉換詮釋學》。

在《社會文本》刊出該文的同日，索卡在《通用語》雜志上聲明該文是惡作劇，令出版《社會文本》的杜克大學蒙羞。

索卡自謂其文是“左翼暗號的雜燴、阿諛奉承式的參考、無關痛癢的引用、完完全全的胡扯”，說他用了學術界“在我能找到的范圍中，有關數學和物理最愚昧的語錄”。

索卡認為，這篇充滿胡說八道內容的論文之所以能發表，是因為期刊出版論文，并非基于該文是否正確或合理與否，而是基于作者的頭銜，即利用了編輯“訴諸權威”的認知偏誤。

▲德國電影《浪潮》劇照

人上當受騙都是在特定的環境中發生的，邪教或政治洗腦也都必須借助情境的力量。津巴多指出，“多種認知心理因素一起發生作用時，再加上一些現實生活中的外界因素，就會形成一個（改變人的行為的）大熔爐”。

洗腦總是發生在群體中，但它們卻不是一般的群體，而是一個個以自我為中心的，用敵我思維構建起來的群體——“我們”永遠正確，永遠正義。

這種群體觀是灌輸黑白對立兩分世界觀的必要條件，在這樣的世界里，人不是天使，就是魔鬼；不是正確，就是邪惡；我們一切正確，反對我們的人都是魔鬼的代理人。

這是一種“同質性偏誤”，也是一種“優于常人效應”，也就是與他者相比時，高估自己的能力。

“我們”是一個想象性的群體，也是一個能造成認知偏誤的情境。人對“我們”是在與某個“他們”區分中形成的，那么誰是“我們”呢？

一個家庭？一個村子？一個宗族？一個種族？說同一方言的人？一個性別或性傾向？一個階級？一個利益團體？

而“我們”天生會對“他們”存在偏見，但關鍵問題是，個人會與誰感同身受？感同身受又是為了什么？

20世紀以來的“身份政治”就是建立在強烈的“我們”意識上的，它是一種弱者的抗爭態勢，其倫理正當性是“平等”：我們應該受到平等對待，不應該被歧視。

然而，太多人的“我們”意識是一種優越感的表現：我們的歷史比你們悠久、文明比你們燦爛、祖先比你們智慧，只是因為受到了不公的對待，才落后下來。

在這樣的想象性群體中，“我們”的意識里包含著憤怒、仇恨和報復心。

與制造“我們”和“他們”的敵對一樣，制造一種大家都渴望獲得，但只有少數人才能獲得的情景，這叫“制造稀缺”，是一種有效的思想控制手段。

它之所以能起作用，是因為人天生就有一種“稀缺捷思”：物以稀為貴，越不容易得到的就越有價值。

而制造稀缺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設立嚴格的等級和待遇制度。

等級（職位和地位身份）和待遇（特權和物質享受）必須緊密掛鉤，越高的等級和待遇越是稀缺。把握權力的一個主要標志和特權就是掌握別人需要的稀缺資源（任命、獎罰等等獨斷專權）。

掌權者不需要真的用殺人來立威，他掌控稀缺資源就行了。

這也就是《管子·國蓄第七十三》中所說的“利出一孔”。

認知心理學研究讓我們看到，成功的洗腦都有被洗腦者自己的積極配合；而且，他們的認知缺陷往往會在不知不覺中為洗腦者提供成功的條件和機會。

如果他們對自己在洗腦過程中的認知原因和道德責任有比較清晰的認識，那么，他們本來是可以對洗腦有所抵抗，從而可以不被洗腦的。